论汉代公羊学的夷夏之辨

夷夏之辨是汉代公羊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到形成公羊学的关键人物董仲舒,再到公羊学的集大成者何休,他(它)们的夷夏观具体反映了这一理论的发展轨迹。《公羊传》继承了先秦儒家严夷夏之别的思想,却凸显了礼义文化这一区分夷夏的标准;董仲舒发展了《公羊传》的思想,不但对夷夏的分辨更为精细,强调“从变从义”,而且从王者一统的角度肯定德化四夷的必要性;何休对公羊学的夷夏之辨所作的发展,则是将其历史“三世”说与夷夏之辨相结合,用一种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夷夏关系,肯定“太平”之世是一个没有夷夏之别的天下一统的社会。     

“屈民而伸君”与“屈君而伸天”——董仲舒《春秋》大义的政治智慧

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是汉代形成的政治化儒学的典型形态。《春秋繁露》通过"以人随君""屈民而伸君"来充分保障帝王的政治权力;同时,又通过"以君随天""屈君而伸天"将儒家思想传统的德治、民本转化为"天"的权威以限制君权。《春秋繁露》的"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是一个思想整体,体现出儒家士大夫与汉代帝王合作的政治智慧。儒家士大夫与帝王之间的政治合作和思想共识的建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仅深刻影响了儒家经学形态的思想特点,同时也制导了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定型。     

“王正月”与“《春秋》新王”论——董仲舒《春秋》思想略论

作为汉代治春秋学大家,董仲舒指出,"王正月"是春秋公羊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所正皆不同。王者建正朔的目的在于"变易民心","革其耳目";"王正月"则可以正人伦纲纪,推王道。《春秋》"王正月"也是"大一统"的需要。在董仲舒看来,孔子因鲁史记,撰作《春秋》,设素王之法,而标榜天子之事,托鲁王为君,以黑统取代周赤,以夏为远,以周为近,封宋为故国,合伯、子、男为一爵,从而构成了孔子"新王"改制的主体内容。     

皮锡瑞《春秋》“借事明义”的根基与限度

《春秋》有事与义两端，汉代公羊家认为《春秋》讬王于鲁，可谓讬义于事，而郑玄提出春秋学的一个基本方法应当是“因事见义”。讬是假借义，因是根据义，二者一虚一实，形似而实异。皮锡瑞发扬汉代公羊学的假讬义，借助宋儒分离事与义的解释框架，同时综合常州公羊学和晚清公羊学，提出折衷性质的“借事明义”,一则整合公羊学内部的非常异义，二则取代渐生歧义的“王鲁说”。在皮锡瑞之后，“借事明义”几乎成为公羊学的入门法则，但我们也有必要反思“借事明义”的解释限度，重估晚清创造的春秋学传统。     

董仲舒哲学与西汉政治

董仲舒（公元前198年～公元前106年）①，广川（今属河北省景县）人②。西汉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哲学家。司马迁认为从高租到汉武帝五世，最精通《春秋》的是董仲舒。班固《汉书》称董仲舒“为儒者宗”（《五行态》），“为群儒首”（《董仲舒传》），是汉代最著名的经学大师。董仲舒思想对后代影响也很大，南宋理学大师朱幕称他为“醇儒”．并将他的名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写入《白鹿洞书院学规》，作为德育的重要内容。直至清末，康有为著《春秋董氏学》，认为董仲舒思想“轶荀超孟”，超过孟子和荀子。历代思想家对董…     

“《春秋》笔削义法”新说——突破“春秋学”千年误区新探

孔子“笔削《春秋》义法”是两千年《春秋》研究的核心问题,一直扑朔迷离,奥妙莫测。自汉代董仲舒“公羊学”盛兴,标榜孑L圣人作“经”,从中生发无数穿凿附会,矛盾百出的“微言大义”,从此将《春秋》研究引入误区。考先秦至汉初典籍,凡称名皆“孔子作《春秋》”,而所征引《春秋》皆出自《左传》。《左传》乃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而成,它与左丘明所撰《国语》思想倾向、语言风格皆截然不同。显然,《左传》主体即“孔子史记”,也就是孔子所“笔削”的《春秋》。“《春秋》笔削义法”存在于《左传》之中(而不存于“经”中),笔者不揣浅陋,抛砖引玉,希望把“春秋学”引出千年误区。     

试论董仲舒“不与民争利”的伦理经济思想

一 源于《春秋》大一统的社会理想 董仲舒的学说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必从“天意”和《春秋》那里找依据。作为汉代儒家公羊学派董仲舒一生以治《春秋》为主业。他说“春秋,大义之所本也”(《正贯》。以下所引《春秋繁露》只注篇名),认为“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俞序》)。 从理论上讲,董仲舒的社会理想正是通过阐述《春秋》“大义”而得出来的,这个社会理     

春秋公羊学与中国封建社会

汉初的春秋公羊学有许多非常可怪之论,其中最可怪的一项就是说孔丘奉天命作新王,为汉制法。这句话的前半段是假的,后半段却不能说完全是假的。汉初的春秋公羊家,如董仲舒之流,确是打着孔丘的旗号,为汉朝制定了一套制度。这套制度实质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套上层建筑。在两汉以后,春秋公羊学没有人提了。一直到清朝末年,中国社会处于又一次大转变的前夕,春秋公羊学又出现了。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的先进人物,如魏源、龚自珍都是提倡春秋公羊学的。到“戊戌变法”的时候,康有为更是以春秋公羊学为他的“变法”的理论根据。“托古改制”这个帽子就是他给孔丘安上的。春秋公羊学出现在中国社会的两次大转     

思路及其历史视界:《史记》学术史传和《春秋》谱系学

司马迁用《春秋》学谱系概括了先秦至汉代中叶的学术思想史,细致地描述出功利主义观念对 思想家的影响。我们从司马迁提供的资料出发,分析了《春秋》经传关系的内涵,清理了战国诸子与公羊 学的关联,最后归纳出汉代公羊学的基本主题以及司马迁的思想史意义。     

略谈“以经决狱”

在我国法制史上,有一个颇为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以经决狱”。所谓“以经决狱”,就是用记载儒家圣人言论的典籍,作为法官判案的准则。这个现象开始于汉代,倡行人就是那位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 董仲舒(前179—前104)是春秋公羊学派大师。作过地方行政长官,有治民办案的经验。据东汉末年的应劭说,董仲舒老病退休在家,朝廷仍多次派遣职掌刑狱的延尉张汤去向他请教。董仲舒于是著《春秋决狱》一书,详细记载以经义判决刑狱的二百三十二件案例)《后汉书·应奉附劭     

何休公羊“三科九旨”浅议

何休在春秋公羊学的历史上是个承先启后的人物,早期春秋公羊学的理论体系是由他完成的,他提出的“三科九旨”说事实上已成为后世春秋公羊学的理论核心。清人刘逢禄竟说:“无‘三科九旨’则无《公羊》,无《公羊》则无《春秋》”,可见何休的“三科九旨”在公羊家心目中的地位何等重要。但是,何休的“三科九旨”就其思想内容来说,究竟与《春秋》和《公羊传》有何密切关系,却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我认为,何休的“三科九旨”,在其主要观点上,歪曲了《春秋》和《公羊传》的本义。它的思想应该说属于何休自己。     

春秋公羊学论略

春秋公羊学是先秦齐地学者诠释《春秋》形成的学说。关注社会政治是春秋公羊学的最大特点,经学外王的政治学说集中见于春秋公羊学。春秋公羊学的内在精神,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走向,决定了它在西汉与晚清的两度辉煌。但这两度辉煌却具有不同的历史意义,其理论内容也有不同的时代印记,揭示了春秋公羊学理论的价值与不足。     

先秦儒家思想发展的重要转折——徐复观对董仲舒“天的哲学”的解释

现代新儒家徐复观认为,董仲舒的经学解释与"天的哲学",塑造了汉代思想的特性,影响到先秦儒家思想在发展中重要的转折,在思想上的意义特为重大.徐复观从解释学的角度研究董仲舒之公羊学的建立,揭示其经学解释表现出较强的主观性.董仲舒把阴阳五行的天道与社会政治人生之道贯通起来,构成了天的哲学;天的哲学具有重要的道德意义.徐复观的解释有两个特点:一是重视阐释董仲舒所处的时代政治背景、个性人格对他思想形成的影响;二是同情理解董仲舒其人及思想,一方面能深及他思想建立的动机和目的,另一方面能抉发专制政治对他思想的歪曲利用与后世小儒对他思想的片面发展.     

“风雅正变说”溯源——从朱自清《诗言志辨》说起

风雅正变是《毛诗序》提出的重要诗学理论.朱自清在《诗言志辨·正变》中认为,风雅正变说是受六气正变的分别和天象正变理论的影响,尤其是受到刘向《洪范·五行传》、《汉书·五行志》 “诗妖说”的直接影响.此说值得商榷.孔孟关于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论述,应该是风雅正变说的直接理论源头.孔孟倡导权变的思想方法,春秋公羊学家继孔孟之后提出了经权、常变范畴,用来评价春秋时期正常事件和非常事件.《毛诗序》吸收了春秋公羊学的经权、常变概念,以此来解说《诗经》中的美刺现象.《毛诗序》所说的正风、正雅,相当于董仲舒所说的“常辞”、“经礼”;《毛诗序》所说的变风、变雅,相当于董仲舒所说的“应变”、“知权”;变风、变雅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相当于董仲舒所说的“在可以然之域”;《毛诗序》的“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略似公羊家所说的“有善”.风雅正变理论合理地解释了《诗经》中一百多首刺诗现象,从理论上解决了在封建专制的历史条件下诗歌如何履行批判现实政治使命的问题.     

论公羊学在俞樾经学思想中的地位

俞樾向以朴学家驰名,而公羊学思想可以说是他治经治学的指导思想。在儒家经典中,《春秋》一经被他推崇为“圣经”;他对《春秋》经传的训释遵从公羊家的立场和门径;他还将公羊思想及其家法运用于所有儒家经传的文字校勘与训诂中。俞樾是一位以朴学驰名的公羊思想家。     

“春秋决狱”及其现代价值

一、从汉代的几个案件说起 汉代初期儒学大师董仲舒长于治<春秋>,他曾经主要依据<春秋>等儒家经典决断疑案.<汉书·董仲舒传>说"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下边是董仲舒遇到的几个案件: 案例一:子误伤父.     

董仲舒

董仲舒是河北古代较有影响的思想家,神学唯心主义哲学家,同时又是汉代最有才华的政治家,他的哲学学说和政治主张在中华民族的思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董仲舒,汉广川(今河北景县)人,生于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年),卒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终年75岁。他生活的年代正是经济大繁荣、政治大统一的西汉中期,当时劳苦农民同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日渐突出,封建统治者需要从理论上说明统一的中央集权以及地主阶级专政的合理性,以保障他们的利益。董仲舒的思想学说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董仲舒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为追逐仕禄之途,他幼小“专精一思” (《论衡·儒增》),刻苦读书。《汉书·董仲舒传》说他:“益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太平御览·八百四十引》述其:“尝乘马不觉牝牡,志在经传也。”萤仲舒不仅博览先秦诸子的著作,钻研《公羊春秋》和阴阳五行学说,同时还十     

董学特性新论

在汉代学术史上,董仲舒的思想学说可以讲是最受学界争议的。尤其是所谓“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问题,已经过去两千多年了依然是众说纷坛,莫衷一是。基于此,本文拟对董学特性试作阐述。 （一）宗教性与人文性 在汉代,的确是一个宗教勃兴的时代。儒学宗教化、道教出世、佛教传入,都在汉代。这种历史现象不是偶然的。它表明了汉代社会有对宗教的急切需要,且具有产生宗教或引进外来宗教的适宜环境。在这样一种历史环境下,汉代经学家也热衷于构建国家宗教理论。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指出;“《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占”,“天者,百神…     

儒学在元代蒙古人中的影响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春秋公羊学”家董仲舒在上汉武帝“天人三策”中,建议以儒家学说作为封建国家的统治思想,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今师导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①“雄材大略”的汉武帝基本上同意了他的意见,这就是所谓“罢黜百家,表章六经”。②“六经”,即《易》、《诗》、《书》、《春秋》、《礼》、《乐》。从此,儒家学说遂成为西汉中后期的统治思想,儒学也由以往子学的一种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经权与文实——论董仲舒与何休对《春秋》“宋人及楚人平”的不同诠释

董仲舒与何休虽然都是两汉公羊学大师，但其思想之间的差异仍很明显。从对《春秋》“宋人及楚人平”的不同诠释中，可以看出二人思想之间的差异：何休从“例”出发，极力辨析其非“实与文不与”，不与大夫专平；董子则从“义”出发，站在仁以行权的角度，褒扬大夫专平的行为。董、何之间的这一差异，一方面是由于其所处时代不同，何休面对日趋分裂的时代局势以及古文经学的挑战，更重视强调“尊王”大义，而汉初的董子虽然也有“大一统”的焦虑，但气魄显然更大。另一方面，也更重要的是二人对公羊学的定位不同，董子是借《公羊传》以阐发其儒学思想，何休则致力于将公羊学建构为一门发挥改制、新王大义的政治理论学说。公羊学的“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导致了其千年沉寂，但在晚清大变局中又重新被发现和重视，何休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