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贤不尚贤用贤且防贤--韩非贤能观初探

韩非的贤能观以维护君主独裁专制的法治理论为基础。韩非虽充分肯定贤能在辅佐君主建功立业中的重要作用,但同时也严厉抨击了战国时期“上贤任智无常”造成弑君篡位的弊端,“上 (尚)法不上 (尚)贤”,用贤以“明法”为的彀是韩非贤能观的本质。举贤任能,韩非主张以“参伍之道”察言识人,以“隐栝之道”大量使用一般人才,坚持原则反对用人的不正之风。使贤用能,韩非强调以法治官与用术禁奸相结合,充分调动百官尽忠尽责的积极性。     

著作·体式·风格——漫论先秦法家之文

法家是先秦时期主张“法治”、强调耕战、坚持历史进化观、力主改革的进步思想流派。《汉书·艺文志》云:“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理官,就是法官。法家思想从萌芽到成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过程。春秋初期的齐相管仲主张“以法治国”,嗣后,郑之子产、晋之范宣子均立法以治,魏李悝大倡法治,韩申不害“明法”重“术”,慎到“尚法”而讲“势”,秦商鞅变法而国大治。管、李、申、商诸人史称前期法家。战国末期之韩非子,“观往者得失之度”,集先秦法家之大成,史称后期法家。反映上述法家人物思想及其斗争风采的法家著作,是我国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研究先秦法家著作的现状及其体式、风格,对我们了解这朵开放在先秦诸子散文苑囿里的奇葩,无疑是有益的。     

成也法家,败也法家——商鞅、韩非法治思想异同论

秦朝作为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君主专制帝国,之所以成于法家,也败于法家,是因为商鞅和韩非两位法家代表对政治和谐在法治走向公平过程中的价值认识和处理方式不同,即在法与权、君与臣、治与力三对关系的处理上出现重大分野所致。在法与权的关系上,商、韩二人一个奉行的是"中法"式独断,强调"任法而治",一个选择了"不共"式独断,强调君权第一,从法第二。两种君权独尊路径的不同导致法与权关系和谐的相异,最终使商鞅造就盛世,韩非导入暴政。在君与臣的关系上,商鞅强调以法治臣,提倡君臣合作,共同治理国家,使秦国获得强国富民所需的和谐的政治关系与稳定的政治秩序。韩非强调君臣利益的对立,坚持以术御臣,造成君臣关系的极度紧张,严重破坏了国家政治机器中的自我调整、自我纠错的公平和谐发展机制。在治与力的关系上,商鞅注重以法生国家之力,使秦走上了一条"刑生力,力生强","强必王"的变法成功之路。韩非注重以君主之术,生君权之力,最终失去了生力的重要源泉———臣心与民心。由此启示我们:要构建以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为首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应该把法治与公平放入政治和谐的视野中加以研究解决,而不能就法治谈法治,就公平谈公平,只有政治和谐发展,法治才能走向公平,公平才能得到最大实现。     

《周易》“鼎”卦政治思想探微

“鼎”是《周易》中特殊的政治意象,而“鼎”卦之中蕴含着深刻的“为君之道”思想,反映出西周政治文化所追求的养贤保民、任贤而治的“贤君政治”理念。君臣观是“鼎”卦的核心内涵所在,从“尊君”的政治立场出发,强调尚贤、养贤、用贤与君臣共济的政治实践,在“任贤而治”中达到君臣关系之和谐,实现理想的“贤人政治”。以“贤人政治”为用,以“贤君政治”为本,充分发挥统治者以“柔”驭臣之治术,在“旧邦维新”的政治思考中构建以德治国,君尊臣辅的理想的君、臣关系,实现王朝政治发展的稳定性、正当性和有效性,这是“鼎”卦的根本的政治理想,其深刻折射出西周政治文化的思想内涵及精神。     

韩非术治思想新探

韩非,从班固开始,传统称之为法家。实际上,他应该是个法术家。因为他的思想,虽以法治为重心,但从《韩非子》中的内容来看,他还是更多地探讨了术治。司马迁说他“喜刑名法术之学”,这才是较为全面的评价。 韩非的术治思想,往往为人们所诟病。实际上,他的术治思想乃是他所处的时代的产     

韩非论官吏与法的关系探析——兼与儒、道、墨、前期法家比较

韩 非对官吏与法的 关系,态度十分 明确,主张官吏绝 对遵守现实君 主法,并系统 地提出了一整套 君主以法治吏的 思想,即君主对 官吏进行法、术、势 全方位的治理 ,使官吏不敢 违法,不得不守法并 乐于守法。韩非 的这种以法的绝 对权威治理官 吏的思想,是对儒 、道、墨三 派主张官吏相对 地遵守君主法思 想的批判,也是 对前期法家零散 的以法治吏思想 的继承拓新。     

韩非与专制主义

通过对战国时期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韩非法、术、势思想的具体分析，指出韩非之术是驭臣之术，韩非之法是僵死之法、刻薄寡恩之法。这种法术思想与专制主义有密切的联系。在现代社会，如果鼓吹和倡导韩非的法术思想，只会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害     

论韩非的思想成就及其局限

韩非的法治思想是以进化的历史观作为推行法治的理论基础,以建立统一的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作为奋斗理想和目标,以“以法治国”作为思想学说的核心,以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作为观察事物和斗争的武器。它们有机联系,浑然一体,构成了韩非的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韩非的思想学说,是他所处时代的产物,其思想主要渊源是对前期法家的继承,是战国末期法家之集大成者,同时也适当采择各家学说而加以引申或改造,为自己阐述法治理论所用。韩非的思想也确曾服务过他所处的时代,为秦的统一做出贡献,但他的思想学说,即使是那些属于精华的部分,也都烙上时代和阶级的印记。     

“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韩非人性论辨正

［摘要］学术界对于韩非思想的争议一直都没有停息,其中的焦点是：韩非是否是性恶论者？韩非的法治思想是有为还是无为？本文以“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为切入点,对这些问题进行剖析。“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集中体现了韩非对人性的看法,并且由此推出了法治主张。其实,这一命题是韩非思想一以贯之的主线,也是解读韩非思想的关键。     

“法、术、势”：从荀子到韩非

在韩非之前，“法”、“术”、“势”并非孤立，这在先秦典籍中多有反映。通过对比荀子与韩非关于“法”、“术”、“势”的思想，发现：荀子以“法”为“治之用”，韩非以“法”为“治之体”；荀子突出“术”之价值理性，韩非彰显“术”之工具理性；荀子重“人设之势”，韩非则重“自然之势”。荀子将“法”、“术”、“势”进行了道德化的改造，而韩非则整合“法”、“术”、“势”，完成了法家学说的系统化。     

韩非思想所受道家影响

在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诸子百家既相互排斥，又互相融摄，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韩非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其思想理论有着明显的道家影响痕迹，主要表现为：君道同体说；“道理”范畴的提出；文化专制说；尚法不尚贤；反对“前识”的认识说；“誓不两立”的矛盾说；“无为”的术治论。     

对《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的几点质疑

韩非是中国先秦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创立的以法为本,“法、势、术”相结合的法治理论体系,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准备。对后世影响深远。借鉴吸收韩非法治思想的合理成分。对于实现依法治国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论先秦法家体系的“势”

韩非是先秦法家理论体系的完成者.这一体系中,法、术、势是三位一体、有机结合的.韩非关于“势”的理论,学术界认为是对慎到“势治主义”的接受,“韩非赞同慎子的势论”(《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著),“韩非在新形势下发展了前期法家慎到……的思想”(《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任继愈主编).可是,有关慎到势观念的时代特质及韩非对势作出了怎样的发展,惜乎语焉     

从《韩非子》析伯夷形象

作为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战国时期的韩非对伯夷形象也进行过论述.但相比于孔子、孟子以及《庄子》一书的论述,韩非对伯夷的评价可谓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方面,韩非对伯夷的评价具有鲜明的法家学派特征,认为伯夷为“无益之臣”,因此应当“少而去”.另一方面,从一系列的对比和举例中,如“伯夷不失是,而盗跖不为非”、“使伯夷与盗跖俱辱”、“圣人德若尧、舜,行若伯夷”,又可以隐约地感受到韩非对伯夷的认可.因此,不难看出韩非对伯夷的评价是深刻而又复杂的.     

周代“尚贤”学说的系统阐释

君主必须通过百官群臣才能实现对基层民众的行政管理。任官必选贤，“尚贤”因而成为周代政治学说的一个重要部分。“贤”指才德杰出之士。依据其杰出程度高下，分“英”“俊”“杰”“豪”。周人从选吏任官治国安邦，兼并诸侯称霸天下，打破世袭解放人才诸方面，反复强调过“尚贤”的重要性，告诫君主“求贤”必须虚心，切忌自大。与君主“求贤”相应，民间自然流行“举贤”与“让贤”的佳话。君主求贤，必先知贤。如何知贤？要具备正确辨别忠逆的判断力，要兼顾民众的评价和意见，要结合各种环境对人才的表现作动态考察。知贤、求贤后，“用贤”很重要。“用贤”的基本原则，是德能配位，取其所长，去除亲疏。“任贤”“尽贤”是“用贤”的最高境界。即信任贤人，让贤人放手工作，发挥名副其实的忠贤谏议功能。     

从《解老》、《喻老》看韩非对老子的吸纳和改造

从学理的内在逻辑着眼，老子思想发展到战国末年被法家韩非承接，起码从两点看是顺理成章的：一是老子“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的愚民主义，为韩非的君明民愚提供了理论依据；二是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无情主义，为韩非提供了以人君附会“天地”、“圣人”的可能，并由此进一步巩固和坚实了韩非君主专制独裁理论的逻辑基点。本文通过对《解老》、《喻老》的细读，揭示老子“治人”思路怎样由萌芽走向壮大，怎样被韩非改造和发挥的     

论韩非“法治”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应用

从法家思想的源流出发,探讨其重要代表人物韩非的“法治”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运用和借鉴,同时对其历史局限亦作出大胆扬弃,以进一步辩识法家思想的合理内涵,为现代管理提供有益的借鉴。     

韩非《五蠹》选注

蠹,即蛀虫。五蠹,指当时社会上的五种人:学者(儒家)、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游侠)、患御者(国君左右的亲近之臣)、商工之民。韩非认为这五种人不利于耕战,有害于国家,就象蛀虫从内部侵蚀和损坏器材那样,所以称为“五蠹”。《五蠹》是韩非的代表作,集中反映了韩非的法治思想。文章从进化的历史观出发,列举了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历史是不断变化的,现代比古代进步。他嘲弄那些“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的儒生象守株待兔一样愚蠢。文章还从各个角度揭露了儒家宣扬“仁义”的虚伪性和反动性,指出在“当今争于气力”的时代,“行仁义”不但不是保卫国家的办法,恰恰相反是亡国之道。因此他主张用地主阶级的“法治”代替奴隶主阶级的“礼治”。文章在全面阐明法治内容的过程中,对于“五蠹”之首的儒家作了尖锐批判和有力鞭挞。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韩非对儒家学派的斗争是不彻底的,文章的一些观点,如把推动历史前进的功劳归于几个“圣人”,把社会进化说成是人口和财物多少之间的矛盾造成等,也是错误的。但是仅管这样,在先秦的反儒斗争中这篇文章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它所反映的主张变革的思想对后世的儒法斗争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利、威、名：韩非治道论新解——韩非的人性论及治国方略构建

韩非是战国末期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人性论的完整内容包括了人性好利、恶害、好名三个方面。“因情而治”是韩非设计治国方略所遵循的方法论原则,主张“循天顺人”、“道法自然”;韩非治国方略的核心是利、威、名耦合的治道论,而非法、术、势;利治、威治、名治的有机整合是治国的根本方式。利、威、名耦合的治道论是韩非政治思想的精髓,对当代政治管理有着重要的启示。     

韩非领导手段初议

法家是主张君主专制的,商鞅注重法治,申不害注重术治,慎到注重势治,各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加强国君权力的主张。韩非认为,要尊主安国,统一天下,建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领导者必须善于把法、术、势结合起来,作为领导手段。法,指成文法令;术,指国君操纵臣下的权术,势,指国君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势,是法和术的前提和后盾。三者相结合,便成了领导者加强中央集权的工具。韩非认为,君主能否正确地运用自己的势——权威,关系着国家的兴亡和个人的安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