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的文人流徙与文化传播

抗战的爆发,促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由流徙文人主导的文化传播活动。通过文学、演剧、歌咏、美术等形式,流徙文人将文化传播给各地民众,同时也将当地的文化传播给都市的知识层。在流亡过程中,文人们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不过正是他们的痛苦才换来了普通民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套用赵翼的话说:"诗家不幸人民幸。"     

抗战时期的文人流徙与文化传播——以老舍为考察中心

1937年抗战爆发,北平天津上海津沪等地的文人为了避免成为亡国奴,毅然踏上流亡的道路.他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如妻离子散、身染疾病、经费无着等,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发动民众抗战的同时也无形中造成文化传播的后果:广大民众的知识架构得到了"重组",文化素质得到了提高,知识层次得到了提升.老舍就是他们的优秀代表.     

文人庭园与文学写作——以朱长文乐圃为考察中心

与建筑学界所强调的须在物质空间上富有特色的园林不同,文人庭园凸显的是文化意义上的符号性、象征性和写意性。庭园不仅为文人士夫提供了可居可游之所,寄寓着他们人格的独立和品节的坚守,且通过文学书写,庭园得以超越物质空间的湮灭而成为历久弥新的精神符号,它记录并延续了文人士夫在仕与隐的矛盾中对于理想人格的执着追求。北宋朱长文的乐圃是典型的文人庭园,以之作为考察中心,可以探讨文学书写中的文人庭园的精神内蕴和书写者的文化心态。     

浅析唐宋诗词中福建形象之嬗变——以客闽文人为考察中心

由于历史的原因,福建虽然在唐诗中出现的次数颇多,但在诗人的想象中却被视为“蛮夷之地”.随着唐末、五代以降(特别是宋室南迁后)中原士人的大量涌入,福建得到了积极的开发,反映在客闽文人笔下的福建形象则是百业兴旺,文风鼎盛.其有关福建的书写因“在地化”和真实性等特征而值得重视.     

宋代文人对谣谚的传播与批评

谣谚作为典型的民间文化类型,其传承与繁荣却与文人有深刻的内在关联.宋代文人不仅积极参与日常传谣,而且将其融汇于文章诗词,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学术探讨.在中国古代谣谚从口耳相传到与文人创作融合进而出现学术批评的进程中,宋代文人发挥了关键作用.宋代文人积极参与谣谚传播与批评,一方面使谣谚文化进一步繁荣,拓展谣谚内容并提升其社会价值,另一方面对宋代文人的文风、旨趣发生深刻影响,对创作风格的整体趋俗发挥重要作用.谣谚文化与精英文化实现内在融合.     

当代文学制度与文人创作——以老舍、曹禺为中心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更看重文学的工具性和功利性,强调文学为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服务性和服从性,他们秉承和期待的是建国为重、国立而人旺的民族未来想象。以老舍、曹禺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人更看重文学的熏染性和审美性,强调文学舒展和疗救人性的无功利性,他们信奉立人在先,人立而国强的现代民族生活图式。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分歧逐渐溢出水面,建立何种文学制度的天平显然向当政者方面倾斜,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法则很自然地成为老舍、曹禺们无法逾越的障碍。     

试论明杂剧与古代侠文化的生存与传播——以叶宪祖《易水寒》为中心

从侠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明杂剧中侠义题材的作品在与侠历史、咏侠诗词、侠义小说的交融互动过程中扩大了古代侠文化传播的领域,拓宽了侠文学生存的空间。叶宪祖杂剧《易水寒》在这一方面极具代表性,该剧不仅重塑了侠者形象,弘扬了侠义精神品质,而且作品援诗入戏,大量采用咏侠诗句,对于侠文化在明代的传承与发展,尤其是古代咏侠诗的传播与接受意义重大。     

宋室南渡与文化版图的重组 --以宋代文人及其文学活动为切入点

前贤关于宋室文化重心南移时间的争论,表面上是因衡量标准的不同而引起的,但他们的共同缺失在于对历史现象的复杂性估计不够,尤其是忽略了各种文化因子的动态发展.因而,乐观地认为在北宋之际文化重心已经南移,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只有在宋室南渡以后,因着空前的革命性变化,大规模的人才流动最终得以完成,南北方文人数量极其悬殊,北宋的以开封、洛阳为文化重镇的"点"状分布格局被打破,并且从精英荟萃的江浙一带到化外之境的岭南,北宋时南方尚存的一些文化空白进一步被填补,至此,南方的文化优势全方位地凸现出来,一场争论才真正划上了句号.     

文言小说图像传播的历史考察——以《聊斋志异》为中心

插图艺术在白话通俗小说传播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言小说的插图兴起于晚清刊行的《详注聊斋志异图咏》。《聊斋》插图的出现,对《聊斋》的出版传播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时代的进步,各种图咏本、绣像本、连环画,甚至邮票、剪纸都成了《聊斋》传播的载体,正是这些形式多样的插图本的出现和传播,使得《聊斋》能够同《水浒传》、《西游记》等通俗小说一样进入普通大众的阅读视野,成为妇孺皆知的经典名著。     

唐代文人的审美与文化观照

文人是社会意识的代表,是传统文化的承传者。唐代文人受两性审美史的影响,文学创作体现了一种以美善相乐为特征的道德审美形态。在盛唐文人身上,魏晋文人普遍具有的内在紧张和焦虑已消除,仕与隐、玄与儒均得到了较为完美的统一,审美心理更加恬静平和。随着城市佛教文化的兴起,一种新的审美存在方式——唐代释僧小说出现在世人面前。     

论唐代文人与旅游文化建设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全民生活意志旺盛、思想自由解放的时代。各种条件的满足使唐代文人的出游热情高涨 ,并写出大量诗赋文章。唐文人对旅游文化的建设 ,在不同阶段其具体内容亦有所不同 :唐前期主要表现为游山玩水 ,欣赏名胜古迹 ;而唐后期则多以被贬谪的文人对边远地区旅游文化的开发建设为主。在我国旅游建设史上 ,唐代文人对旅游文化建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红色文化视域下的城市形象传播——以江西南昌为例

城市形象反映了一座城市的历史沿革、文化底蕴、经济实力、景观环境和人文精神,她是一座城市在发展中不容忽略的重要内容,也是目前许多城市发展战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一个拥有良好形象的城市首先能使自己的市民获得共鸣和价值认同,然后能以这独特的魅力吸引各方目光并最终为城市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助力。南昌是一座拥有丰富红色文化资源的城市,通过对南昌已有城市形象传播现状和问题的分析,并借鉴其他城市形象传播的成功经验,可以探讨构建和传播红色文化特色下的南昌城市形象的可行方案。     

基于微信公众号平台的微纪录片传播——以文化传播为视角

数字化媒介传播语境下,微纪录片顺势而生。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微信取代微博和QQ成为人们使用最为广泛的社交媒体,同时成为微纪录片的主要传播渠道,出现了大量专门为视频微信公众号量身打造的生活方式类微纪录片。本文从移动互联网时代新的传播格局和传媒生态所带来的视觉文化语境出发,聚焦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微纪录片的影像表意实践,基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从文化层面分析这一具有时代特色的视觉文化对当代中国的折射与反映。这类纪录片用镜头聚焦当代中国的多元社会与多样人生,记录大时代下形形色色的个体,致力于发现身边的美,传播当代中国人的生活理念和价值观,借助于微信这一社交媒体来观照一个富有时代感的"文化中国"。虽然这些微纪录片生产大多具有商品导向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对于受众有着文化濡化的作用。     

盐文化旅游景点翻译中的文化传播——以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为例

翻译作为语际间的交流活动,不单是语言上的转换行为,而且是文化上的移植行为。在文化发展与变迁的过程中,翻译是引发文化优化与传播的重要推进力量,而旅游景点翻译对文化的传播和推广是最直接和直观的,对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向世界展示我国改革开放的崭新形象以及体现华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有着重要的影响。通过对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景点翻译中体现的文化传播进行分析和研究,可以对自贡市的旅游业发展、对文化的传播起到推动和促进作用。     

墨学的千年深耕与马学的百年传播——以中马会通为中心的考察

墨子十论,可谓微言大义。作为力行学派的墨家,为了践行墨学,以兼爱为宗,以民众为本,以自苦为极。正因如此,墨学成为当时言盈天下、技压群芳的显学。当是时,天下之言,荣归墨家,诸子仰望。秦汉以后,由于儒者和统治者的联手打压,也由于自身的"俭而难遵",墨学由显入隐。虽然如此,墨家思想并未中绝,而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潜流民间,深耕中华文化两千余年。20世纪初,经墨学精耕细作的中华大地,成功实现了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接。墨学的兼爱倡导、平民立场、奉献情怀、利他主义、俭约品德、实践品格、劳动本位、诚信意识、科学精神、侠义思想无不从某种程度上耦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真、善、美、慧的维度上,彰显了墨学与马学的会通逻辑。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能够在神州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且生命力愈益旺盛,墨学有接引之功。     

民间文化的对外传播与文化调试——以中国民间剪纸艺术为例

民间文化是最具民族特性也是最具文化差异性的文化品类,正是这种民族性和差异性最容易引起关注.但是一味主张文化“绝对性”“原汁原味”地对外传播,对“国家公关时代”的国家形象建构而言是不现实的.传播者在选择传播内容和方式时要有所取舍、提升和创新,注重对世界文化共性的展示和文化差异性的改造,注重用现代元素展示传统文化主题.这种文化调试应该成为中国民间文化对外传播,树立中国良好形象的可行性办法.     

浅议电视传媒与城市文化传播——以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传播现象为例

城市和城市文化是现代文明的产物,集中代表了现代化过程中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最高成就。作为城市的灵魂和核心,城市文化的形成一方面依赖于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延续和不断对自身环境的改造,另一方面也依赖于大众传媒的形塑。正是在大众传媒加入之后,城市文化才更具有现代性,更符合现代社会的总体发展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