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七年”小说中知识女性的成长叙事

在＂十七年＂文学创作中,存在着一部分以女性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小说。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革命叙事背景下知识女性的成长特征：爱情与革命的二元对立、知识分子叙事态度的变化以及女性意识的消解。     

女性叙事与“底层叙事”主体身份的同构性

本文在认同“底层叙事”的前提下,着重探讨了女性创作与“底层叙事”主体身份的同构性。认为,女性文学的历史并不缺少“底层叙事”,特别是新文学史上的三四十年代,女作家笔下的底层故事、底层妇女形象成为左翼文学的重要实绩,构成了一种文学传统,因此,在女性文学领域“底层叙事”久已有之,并非当下的新创构。其次,女性群体与“底层”同为弱势群体,创作主体与对象主体具有立场和身份的同一性,“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平等心态形成了女性叙事与底层叙事的互文性特征。再次,女性天然的母性犹如圣母博爱众生,她们以母性的光芒烛照底层的时候,叙述主体与对象主体之间自然形成了一种互为依存的“母子关系”,同构性自此生成。     

论王安忆小说的“四不”叙事追求

王安忆是新时期文坛的重要作家,其小说创作的丰硕成果以及旗帜鲜明的叙事追求,吸引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探讨其叙事特征。王安忆探索推进创作的小说叙事理论,尤以1988年发表的叙事"四不"追求理论具有特殊的意义。1988年至今,其"四不"叙事追求中的某些观念悄然发生变化,随后的小说叙事实践也部分地实现了其"四不"叙事理想。王安忆的"四不"叙事追求、小说实践及其不要独特性却形成的独特性,都将给作家的长篇小说叙事带来有益启迪。     

云南民族民间文学“夫妇”叙事的女性倾向

由于独特的社会历史与文化背景,云南少数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尊崇母系、敬重女性的传统与观念。云南民族民间文学中的"夫妇"叙事在情节设置、细节安排以及人物塑造诸方面都有一个尊重女性主体人格权利的女性视角,主要表现为彰显婚姻缔结过程中女子的主体意愿、展现婚姻生活中男女双方的人格对等,描画出一系列充溢着人格魅力的女性形象等。此种女性倾向与标榜男尊女卑的汉文化迥然有别,揭示了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独特气质。     

晚清女性“诗史”的纪实性叙事与战乱映像的构建

鸦片战争将清帝国带入了战乱时期,改变了晚清女性诗人的人生轨迹,也为其诗歌创作带来了新的契机。她们继承以诗纪史的“诗史”传统,通过大量战乱诗歌记述了战火笼罩下的家国巨变以及个人遭际,体现出强烈的纪实性叙事倾向。她们在诗中大量运用题注、题序和诗中自注等手段,以细节化的再现手法与写意化的表现手法,着力于凸显人物形象,营造环境氛围和传达特定理念,试图构建一种细致入微、真实可感的战乱映像,实现了诗歌叙事功能的最大化。诗中对家族或个人遭际以及忧、悲、痛、恨等感情的书写,表现出强烈的个人化、性别化特点。      

被压抑的“女体”与男权话语的狂欢——《尘埃落定》中的女性形象简析

藏族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中的女性形象,被打上深深的＂男性＂眼光的烙印。从主体性的丧失与配角地位、欲望化叙事与文本＂骚扰＂、符码化的＂女体＂与男权政治三个层面,分析《尘埃落定》的男权主义话语,正是这种话语的＂沉醉＂导致了一个个鲜活的＂西藏女儿＂的真实面目被遮蔽。     

简论“五四”女作家小说的叙事特征

“五四”女作家的小说叙事具有独特的“自足性”.她们以作家主体为话语中心,以个体的感知替所有角色代言,小说中各种叙事技巧的使用皆为达到个体言说的快感.从叙事视角看,作者、叙述者、被叙述者的身份不断出现重叠、错位和流动.从叙事结构的安排来看,作者惯用书信、日记等体裁推进情节发展,交代故事背景,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女作家对小说叙事结构的安排,同时又给单纯的以“心理-情绪”为中心的结构以物化的情节形式.“五四”女作家这种叙事上的“自足性”与她们当时“边缘化”的生存心态和女性意识有着直接的联系.文章力求通过对“五四”时期女作家代表性小说的叙事特征的分析,展现其背后隐含的“五四”知识女性独特的生存境遇和社会心态.     

追忆与重构——“寻根”小说历史叙事论

中国建国以来的小说历史叙事历经对于“革命史”的讲述以及“文革”史的反思之后,直至“寻根”小说这里,才开始由民族文化史的美学意蕴维度启动了一个浩大的历史重构工程,并从此真正动摇了中国悠久的传统历史解读模式。     

类后现代叙事与20世纪90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

20世纪90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是中国当代小说中较为独特的文本之一,按照叙事学的理论,其主要表征是使用后现代的叙事策略与方法。然而,由于这种后现代手法是通过借鉴与模仿而完成的,因此,其实质应当是一种文本上的“类后现代”叙事,这种“类后现代”叙事具有反权威、拆解二元对立模式的倾向,采取“躯体描写”和“姐妹情谊”的文本策略来展示其叙事观念。在艺术上表现为对元小说的应用、破碎结构的采用和对独特语言的使用。虽然20世纪90年代女性“个人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中国女性写作在文本叙述上的变革,但也存有自身的精神困境并因此走向了尽头。对此种现象我们应反思。     

反父权的女性书写——张爱玲小说女性主体的叙事策略

张爱玲的女性意识非常强烈,其女性主体意识自然流露于文本之中。她始终忠于自己的女性特质,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从身边琐事取材,写家庭、爱情、日常生活,还原女性的历史真相,揭示出女性的空洞与荒凉。本文试从张爱玲的叙事策略入手,分析她如何在小说文本中表现女性主体性,从而实现其反父权的目的。     

论苏童“妇女系列”小说中的女性悲剧

苏童的“妇女系列”小说着力刻画女性悲剧人物形象,描绘出女性三个方面的生活悲剧图景,即原欲追求、私欲膨胀、失去尊严的动物性生存,而造成女性悲剧的原因则有男权社会的威权与高压、女性的自我缴械与依附、传统文化对违反传统的女性的残酷惩罚。     

论小说中的空间叙事——以《地洞》为例

在西方叙事理论“空间转向”的影响下,国内于20世纪末开始出现“空间叙事”这个概念,不同著述中所讨论的空间叙事,所指往往不同,有的指作品中空间的功能,有的指空间的意义,有的指叙事的空间形式,文章以卡夫卡的《地洞》为例,将“空间叙事”视为一种叙事模式来展开讨论。认为,小说中的空间叙事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以空间为叙事“前景”;第二,以空间组织叙事;第三,以空间为意义主体。《地洞》通过空间叙事模式,叙说着现代人的空间体验、空间焦虑、空间危机和空间矛盾,体现了存在与空间之间前所未有的密切联系。     

“五四”性爱小说的叙事模式

"五四"小说对"个性解放"与"人性自由"的时代精神的反映,主要是通过对爱情题材的表现来实现的,作为对封建文化的叛逆,同时也是受到外来文学的影响,出现了许多以爱情与性自由为主要诉求的性爱小说,其在叙事上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以爱情为叙事基点的叙事模式;叙事视点的多元化;人物形象的变化;叙事技巧的自然主义倾向、心理学及精神分析学说的引入。     

论“十七年”女性作家的小说创作

在当代文学史上,＂十七年＂女作家的群体创作常常被人忽视,建国后到1966年＂文革＂前这一时期的女性创作在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下具有特殊性,既有与时代政治文化因素相谐的共性特点,又表现出出自女性的独特的叙事特征。     

饥饿、欲望与疾病——鲁迅小说的女性躯体叙事

在鲁迅女性身体叙事的文本中,透过对女性饥饿之躯、欲望之躯和疾病之躯的叙述,使女性身体承载了"思想启蒙"的隐喻,肯定女性的生存权利和生命价值,并书写了男性角色在对待女性问题上所作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女性饥饿之躯的叙事,揭露了男权社会的经济剥削造成女性物质生存困境的罪恶,女性必须争取平等的经济地位,才能真正成为和男性一样的主体性而非只是客体的存在。女性欲望之躯的叙事,揭破女性的欲望压抑与男性的欲望消费的阴谋,发现其中的性别寓言以及男权权力话语的分散与播撒。女性疾病之躯的叙事,由女性身体的疾病痛楚透析疾病的文化隐喻,由人的生理疾病联想到人的精神疾病,从原来的医治人的生理疾病转变到对人的精神疾病的治疗。     

莫言“文革”叙事论略

莫言的＂文革＂批斗叙事分主体、手法和时间三个方面。主体上,一是叙事人,二是叙事视点。手法上,一是荒诞,二是嘲弄和否定。时间指批斗时间的选择。在＂文革＂后仍然存在的人民公社时期的饲养室及完整地保留着＂文革＂期间面貌的文化旅游村和肖上唇及洪泰岳的形象描写上,莫言主要批判娱乐＂文革＂、消费＂文革＂及＂后文革＂极左势力。莫言的＂文革＂叙事可在两个方向上解读：一类极尽荒诞之能事,以超出常人理性与接受范围之外,意在揭露＂文革＂的反常与病态,另一类并不声嘶力竭,甚至也不有意点明。能指与所指的并构以及张力空间保证了莫言在＂文革＂叙事上的批判高度。     

更新论述话语的可贵尝试——评凌逾著《跨媒介叙事——论西西小说新生态》

凌逾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专著《跨媒介叙事——论西西小说新生态》,是近期西西研究的重要成果。通过深入解读西西的小说作品,精准又有根据地提出了从"跨媒介"视角研究西西小说的文体革新,意欲从西西的创作中总结归纳出新的话语体系,是此著最大的亮点,并显现了一种"跨媒介论述"的尝试,成为更新跨媒介论述的可贵尝试。     

小议“二拍”的叙事模式——兼与文言小说比较

据谭正璧《三言两拍资料》考证,凌濛初的"二拍"大部分的本事来源于文言小说集,而作为两种不同的文体,白话与文言在小说叙事上各有千秋。笔者从叙事学的角度对"二拍"的叙事做一简单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