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欧洲的城市意识形态

中世纪欧洲资本主义萌发于城市 ,城市是当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 ,新的政治思想在城市中形成。城市意识形态由市民人文主义和共和主义组成。人文主义的核心是自由和平等 ,并将功利主义引入世界观。共和主义的核心主张是政治独立和自治共和。城市意识形态是西方国家学说史上古代与近代之间的一个过渡环节 ,近代西方的人民主权思想、人制思想、共和制思想、公共权力思想等都与城市人文主义和共和主义有渊源关系。     

弥尔顿与近代英国共和主义

约翰·弥尔顿是英国内战时期十分重要的共和主义思想家。他反对暴君，为处死国王声辩；主张在英国建立共和制；还提议设立永不休会的最高议事会作为主权的代表者，辅以地方自治，以建设和平、安全、繁荣的自由共和国。弥尔顿抛弃了古典的混合政体理想，却并未附和“公民人文主义”的德行话语；他持有坚定的共和理想，但考虑实际问题时，亦重视后果的权衡；他的自由观，有别于新罗马作家的政治自由概念。弥尔顿的共和主义，兼顾“智慧” 与“同意”，融古典与现代于一体，属于一种修正了的共和方案。     

“数据主义”滥觞下的新技术人文：智能时代算法传播的价值转型

智能传播时代,算法和数据技术成为社会基础设施和底层逻辑,并在广泛应用中带来数据主义思潮的盛行。数据主义的哲学渊源来自古希腊时期的毕达哥拉斯主义,主张将万事万物皆转化为算法可以计算的数据,从而根本上消解了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人不再被视为具有独特性与丰富个性的主体,引发深刻的人文危机。基于技术哲学的思考发现,经典人文主义过于强调主客体的二元对立,不可避免陷入决定论的困境。技术与人并不是二元对立的主客体关系,而是具有同构性,且内在于人的主体性之中的存在方式。因此,体现和呈现人性、维护人的主体性和独特尊严成为智能时代算法技术应然的价值导向。但是,智能传播时代需要对传统人文主义进行超越与突破,构建以“人-技”和谐共生为旨归的新形式。     

艺术生产三形态与"审美生产主义"建构

让·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有一种"生产主义"美学理论,与西方消费社会盛行的"审美消费主义"思潮相比,可将其称作"审美生产主义".马克思认为艺术生产存在着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三种形态,在第一层面上,艺术活动既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生产,同时也是一种"生产力"的生产;在第二层面上,同为"生产力"的生产,从时间维度来看,艺术活动又有"自由时间"生产与"必要时间"生产之分. "自由时间"生产论是马克思"审美生产主义"建构的重要理论基础,对此加以进一步深入、系统研究,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科学论:从人类主义到后人类主义

人类主义的"科学论"以自然与社会的截然二分为出发点,走向了方法论上的两种人类主义——逻辑经验论的方法论不对称性原则与社会建构论的方法论"对称"性原则,二者两极相通,陷入反映论意义上的表象主义困境。科学实践哲学中的本体论对称性原则消除了自然与社会的截然二分,在方法论上实现了自然与社会的对称,由此走向了实践建构意义上的生成论,它使科学论不仅摆脱了表象主义的困境,而且还展现出一种新的科学观——生成本体论。     

重识新闻专业主义——从“媒介-传者-语境-效果”四维切入

作为西方新闻实践一直信奉的职业信念和操作守则,新闻专业主义以其秉持的“客观”、“真实”新闻观,因其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理论前提而备受不同力量的消解.文章从媒介、传者、语境和效果四个维度切入,以言语行为论、哲学解释学、意识形态观、负外部性效应为视角,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了重新认识.在此基础上,认为实践新闻专业主义的过程,应是一个在事实层面上让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接受广大受众检验,在价值层面上承认新闻报道的立场,并建立一个多元价值立场对话平台的过程.     

生态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和解之路

虽然生态主义对现代人文主义持反思和态度批判,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截然对立。生态主义对人文主义的批评并不指向人文主义总体,而仅仅针对其中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人文主义对自由、平等、博爱的吁求启发了生态主义者,令之把这些价值理念推广到更大的场域。在这个过程中,人文主义也并非被动地接受生态主义的批判和选择,相反,它不但为生态主义提供了原初理念,而且时时在矫正它的整体主义倾向。由此可见,生态主义和人文主义在本质上是相互成全的,对个体生命的共同尊重将推动它们最终走向和解。     

20世纪美国课程现代化思潮的三种流派

：２０世纪美国出现的三种课程现代化思潮是对１９世纪人文主义课程观的挑战。社会功效主义课程流派倡导以社会功效为宗旨；发展主义课程流派主张尽量利用儿童的兴趣，使学生将所学知识与已有的认知识结构相结合；社会向善主义课程流派致力于重建以主要社会问题为中心的课程体系，使未来的公民有机会把握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共产主义思想和理论的历史审视

随着马克思钻研自己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的不断深入 ,马克思为自己的思想和理论也日益完备地铺垫着“世俗”而坚实的基石 ,从而解构了整个德意志意识形态 ,达到了“生存实践”阶段 ,即把生产劳动看作理解并解释一切社会现象的出发点和参照系。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正是通过这一历史维度的深入 ,最终决定性地与空想主义学说相分离。这一科学的理论为现代无产阶级谋求人类的解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对立的新思考——社会研究方法论的基本问题之一

文章对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间的对立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双方的对立是双向度的。在“整体”观上，个体主义坚持化约主义的立场，而整体主义则秉持反化约主义的立场；对立的结果是个体主义犯了“消亡论”错误，而整体主义则陷入了“物象化”的陷阱。在“个体”观上，个体主义采取了反社会决定论的立场，而整体主义则强调了外部社会决定论的立场；其结果导致“个人”在个体主义那里“社会化不足”，而在整体主义那里则“社会化过度”。文章最后认为，超越二者对立的方向之一是解决“社会结构”和“主体行动”的发生学根源和再生产条件。     

布克金与无政府主义的决裂

作为20世纪最为著名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家之一,默里·布克金在晚年却与无政府主义彻底决裂了。本文系统评述了布克金一生所经历的两次思想转变过程。他曾经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但战后工人运动革命性的缺失使他走向了无政府主义。他将一些新的理念比如后稀缺、反等级制和自发性等引入了无政府主义．使其展现出了新的活力,并发展出一种系统的社会生态学理论。导致布克金与无政府主义决裂的原因在于他对面对面的直接民主的倡导,认为它是走向生态理性社会的最好制度形式,但主流无政府主义却坚决反对任何统治形式包括直接民主。结果,布克金从将其理论“自由进步的自治市镇主义”界定为“无政府主义的民主向度”,直到与无政府主义分道扬镳,明确提出“自由进步的自治市镇主义”是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并将其称之为“生态公社主义”。     

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三维向度

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内容丰富、思想深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们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伟大斗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从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三维向度，即价值维度、理论维度以及实践维度进行考量，价值维度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理论维度表现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以人民为中心等方面；实践维度则体现在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掌握意识形态管理权、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等方面，探究其不同层面的理论内涵，把握其精神实质。     

荒野:当代哲学转向与生态学哥白尼革命

自美国学者罗尔斯顿的《哲学走向荒野》问世以来,荒野自然价值被重现并以一种全新的生态伦理维度予以全新诠释。人类亦开始反思传统的自然工具价值观,进而提出并论证系统性的整体主义自然观。荒野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其自然维度意义上,同时也突出在生态伦理层面上的重新评估,遵循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伦理实践更是目前人类社会所应倡导的道德义务。哲学荒野转向也以一种全新价值评判被引进、确证甚至引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思路。     

技术批评主义及其心理根源

从技术毁坏自然事物、降低人的地位、统治社会和技术扩张招致危险等方面概括了技术批评主义的基本观点 ;指出对现代技术的心理反应是技术批评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并从社会心理层面分析了技术批评主义产生的因由 ,揭示了人类渴望自由和谐的淳朴愿望 ,技术现实世界与心理需求之间的差距体验 ,对技术应用负面效应的忧虑和恐惧 ,以及传统宗教心理的惯性作用是技术批评主义的心理根源。     

试论工程主义传统中技术设计的工具理性特征

工程主义是对技术本质给予哲学探索的一种范式。在工程时代，工程活动成为社会发展和实践活动的主要形式之一。工程主义中技术设计具有“中立性”和惟科学性。技术设计的工具理性，引发诸多社会问题和理论纷争。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合一是当代工程主义发展的理想祈向。     

从数据到大数据技术:实践对传统主客二分的超越

数据是主客观之间的产物，是主体对客体的表征。由于人的复杂性和物的多样性，数据并不能完全表征客观世界，导致主客二分产生裂痕，并引起人的异化。而现代技术的数据化趋势，技术的科学化使得现代技术呈现出愈来愈强的信息特征，即信息对物能的“建构”特征。大数据技术推动海量数据的产生、生产以及再生产，引发数据结构和数据分析技术的革命，促使数据从“表征”走向“实践”。大数据技术支持下的数据在虚拟与现实双重维度上具备实践能力，弥合了数据表征中主客体之间的裂痕，使物的数据化与数据的物化相统一。人类开始从“物的依赖性”中解放，步入“全面自由发展”的信息文明社会。     

阿马蒂亚·森对罗尔斯正义理论方法论的批判

阿马蒂亚·森把罗尔斯研究正义问题的方法论称为先验制度主义，并在理论构建和实践维度上对这种方法论进行了批判。森认为，先验制度主义选择的正义原则的非唯一性构成了其理论的不可行性；按照先验制度主义的要求，人们在作出公正判断的过程中根本不考虑任何焦点团体之外的观点，这种具有封闭性的判断有程序上的褊狭性、焦点群体的可塑性和排他性；先验制度主义方法本身并不能对各种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公正的方案进行比较，对于令社会变得更加公正而言，先验制度主义既非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从森对先验制度主义进行批判的观点及其论证思路中可以看出，罗尔斯对正义原则唯一性的相关回应并不能反驳森的相关质疑；用《万民法》中的理论亦不能成功破解先验制度主义具有的封闭性难题；用先验制度主义的方法对公正社会的设计，与现实社会中与正义问题相关的政策、战略或制度选择迥然不同且相距甚远。森对先验制度主义的批判有助于推进现代正义理论在实践层面的发展，有助于激发人们对全球正义问题以及正义原则多元性与唯一性的再思考。     

技治主义与当代中国关系刍议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一些国外学者认为，当代中国正在从社会主义走上技治主义的道路。因为定义不清，数据和论证存在问题，以及对中国政治精英选拔理解偏差，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技治主义对当代中国政治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远未到影响社会根本制度的程度。对技治主义的评价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不能一味追随西方的观点。作为一种工具，对中国政治进行适度的技治主义改良在现阶段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英国学派中的基本制度概念与国际社会观念的关联：共识与争鸣

基本制度概念是国际社会理论的基石，也是英国学派有别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核心概念。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学界重视英国学派的制度概念与新自由制度主义机制理论的比较研究，而相对忽视该学派学者在基本制度概念上的认识差异及其与国际社会观念之间关系的研究。实际上，英国学派学者在基本制度概念的理解上虽然存有一些共识，如基本制度包括宪政性制度和共处制度两个层次，主权是国际社会的宪政性制度，外交和国际法等共处制度是从主权原则中派生出来的；但同时，他们在基本制度如何构成以及怎样互动的认识上，尤其是在主权与人权关系的认识上存在明显分歧，而这些分歧是导致他们在国际社会的认识上存在多元主义、社会连带主义等多元化发展的重要原因。英国学派学者关于基本制度概念及其与国际社会观念之间关系的争论，对当今国际社会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有着重要启示。     

马克思“真正批判的世界观”论析——以马克思对布·鲍威尔的批判为中心

马克思针对布·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创立了“真正批判的世界观”。1843年年底,为了回应普鲁士政府的保守政治,布·鲍威尔以“自我意识哲学”为基础,把宗教批判进一步拓展为“纯粹批判”,寄希望通过对群众的“有限的自我意识”的批判实现人的自由。马克思在批判鲍威尔的过程中指出,其“纯粹批判”把人抽象为“自我意识”或“精神”,在一切领域贯彻“自我意识”同“实体”的对立,实质是在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向康德费希特主义立场的后退。鲍威尔通过精神批判提升人的“自我意识”而实现的“自我意识的自由”是一种缺少现实内容的主观主义自由。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体的人”出发,指出人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在实质的意义上增进人的自由,不能寄希望于个体的“善良意志”和“普遍的自我意识”,而是必须改造现代市民社会,建立“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真正批判的世界观”同鲍威尔“纯粹批判”哲学的争论,反映了黑格尔的弟子们是向后退回到康德费希特主义还是向前发展黑格尔主义来实现个体自由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