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使用者权的价值回归与制度构建——对“著作权中心主义”的反思

著作权法以“著作权中心主义”作为制度建构的主线,侧重于作品创作者权和传播者权的保护.作品使用者权的制度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发掘,在立法上还欠缺完善的制度建构.作品使用者权在基本人权、私权逻辑和利益平衡机制方面都具有足够的正当性,它不能仅仅被界定为著作权的权利限制制度,也不能等同于社会公共利益.作品使用者权具有独立的制度价值,具有和著作权相同的法律地位,需要从权利构造的角度对其进行完善.     

构建数据产权制度的核心要义

数据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性资源、重要生产力和关键生产要素,正在引发新型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带动“数据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为了更好地协调和处理与数据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数字化生产关系,有必要率先构建完备的数据基础制度。中共中央、国务院“数据二十条”系统构建了数据基础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数据基础制度体系的核心是数据产权制度,创新数据产权制度体系要跳出所有权的思维,重点聚焦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的分置运行规则,促进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分类分级确权授权使用机制,充分激发数据要素活力。     

残疾人失业问题现状及对策建议

以我国“十五”期间残疾人就业的数据为基础，结合残疾人失业现状及其自身的特点，分析我国残疾人失业形成的原因。通过完善特殊法规、合理使用就业保障金、加强自身素质和劳动能力等措施保证其就业权的实现，保障残疾人平等充分参与社会生活。     

数字时代私人复制问题探析——以利益平衡为视角

版权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复制技术发展史,数字时期,一方面复制权有所扩张,另一方面私人复制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容易,其合法性也受到各种质疑,使用者的“私人复制权”面临各种行使障碍,冲击了模拟时期业已建立的平衡状态,数字时期的版权立法应当在考虑私人复制新特点的基础上,既保障版权人利益不受损害,又保证使用者为个人目的使用信息的自由,实现版权人和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平衡.     

版权技术措施的反思与完善——以“使用者权”为研究视角

版权技术措施的产生打破了版权法所维系的平衡,社会公众合理获取、使用文化知识的使用者权问题凸显。版权技术措施的扩张与异化导致使用者权的日益消减。在版权技术措施与使用者权的冲突下,我国应当重视使用者权,将使用者权的合理内核融入版权技术措施制度中,通过重申国家立场、明确价值取向、协调制度设计和建立配套设施对版权技术措施制度加以完善。     

资格权赋能与宅基地立体化高效利用

为了促进“上楼并居”,可基于资格权赋予农民充分自主建房的权能。这既符合历史上中国式城乡地权运行的理论逻辑,也符合农村宅基地运行的现实逻辑。以集体组织分类规划宅基地为前提,细化资格权“选择性行使”的三种权能(自由选择、按规划选择和按指定选择),构建资格权“牺牲补偿”机制,以激励农民共享宅基地,支持农民“自主建房”和“共享建房”,稳慎引导农民“上楼并居”,促进宅基地的空间立体化有效利用以及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和使用权的充分实现。     

数据权谱系论纲

大数据的三大悖论在社会现实中正被一一应验,大数据在造福人类社会的同时亦导致种种乱象。大数据悖论的破解和社会新秩序的维持亟待我们审慎地构建数据权谱系。数据权基本谱系可分为数据主权和数据权利两大框架。数据主权包括数据管理权和数据控制权,其主要功能是在新技术环境中巩固国家主权的地位。数据权利兼具人格权和财产权双重属性：数据人格权主要包括数据知情同意权、数据修改权、数据被遗忘权,其所承担的主要功能是保障隐私空间,让人们享受大数据时代的“美好生活”;数据财产权主要包括数据采集权、数据可携权、数据使用权和数据收益权,其功能是引导数据资源被合理高效地利用,让人们分享大数据价值增益的红利。     

大数据时代下被遗忘权的理论思辨与本土构建

大数据时代，网络技术的发展引发信息危机，激发了公众个人信息“被遗忘”的需求。被遗忘权是数据主体基于信息自主，采取特定手段将其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重新归于隐私领域从而使公众遗忘的权利。被遗忘权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7条所规定的删除权在界定和适用上均有区别。作为个人信息权中的具体权利，被遗忘权能够提高个人尊严的保护力度，弥补立法和司法漏洞；同时强化信息处理者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责任，规范企业操作。在我国当前民事法律体系的立法背景下，未来应当将被遗忘权的构建纳入《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框架内，在立法设计上明晰被遗忘权的权利边界，贯彻适用中的必要原则；在实施机制上建立数据保护体系，推动行业自律。     

权、利合分与权利得失──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权利观

中国文化思想体系中没有现代政治学意义的权利概念。“权”“利”分离甚至互相对立。“权”的原初意义为称锤，其衍生义为判分正误、当否的原则，谁对“原则”有支配权，谁就是有“权”者。在儒学理论体系个‘权”（判分正误、当否的原则）唯一归属于上天。但是，在实际上，“权”归属于皇帝反过个封建统治者阶级。皇帝和封建统治者阶级以此“权”裁定天下万事，有“权”也最有“利”，“权”“利”实际上是统一的。人民则表面有权，且须以此“权”去排斥“利”，实际上就既无“权”也无“利”。因此，人民要有权利，就必须同时拥有“权”（判分正误，当否及利益划分是否合理的原则）与“利”。“权”利分离必然导致人民权利的整体性丧失。     

数字化作品合理规避权探讨

为技术措施版权保护设定属于使用者的合理规避权,体现了著作权法维护权利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精神。合理规避权的法律基础在于技术措施保护会妨碍传统环境下公众基于合理使用所享有的利益,若保护过度,也会成为侵害使用者权益的工具。美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已经建构起较为体系化的合理规避权条款。为保护社会公众和使用者的利益,我国应进一步完善合理规避权的制度设计。     

元宇宙NFT映射权之构建

非同质化通证(NFT)有望成为元宇宙与现实世界最有价值的经济流通连接器。NFT在虚拟现实世界的转移并生成对应财产称为映射行为，亟须构建数字法制促进NFT映射合法合规。债权履行、物权变动、知识产权转移、数据可携带权无法规制NFT映射行为，鉴于此，探索信息产权视阈下依照新型网络虚拟财产权说构建“新兴”权利——NFT映射权。映射权构建路径应明确主体、客体、权利内容及权利保护等，任何人均可成为映射权主体；参与映射及映射完成的NFT属于映射权客体；映射权规制元宇宙内NFT区块链间跨链映射、NFT从元宇宙映射到现实世界、实体资产从现实世界映射成元宇宙内NFT,并规范生成、读取、保有、存储、处分、修改、备份NFT财产转移的数据和信息记录等行为；映射权的保护可通过民事、刑事及行政法律途径实现。     

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资产担保规则研究

数据资产以数据的法律定位为前提，满足宏观及微观经济核算的实质要求，从而具备成为担保财产之可能。但数据资产担保难以为当前担保制度所涵盖，数据资产在内容范围、存在形式、流通及价值实现上具有特殊性，无法以转移现实控制或简单登记圆满实现担保的权利变动，并应在担保设立后以担保人及第三方企业的继续利用为原则。基于以上前提构建数据资产担保的具体规则：主体方面，企业与自然人均可为担保权人，但自然人不可为担保人，事业单位不可为担保权人但可慎重为担保人，机关法人既不可为担保权人也不可为担保人；客体方面，能够追溯匿名化路径与数据内容违反公序良俗的不能成为数据资产担保之客体；担保设立前应由数据交易所为数据资产提供价值评估报告，数据资产担保以在数据交易所登记平台登记时设立，以权利与动产担保统一登记平台扩大登记公示范围，此“双重登记”中前者为“繁”，登记内容包括文字描述与代码描述，后者为“简”，仅以文字描述基本信息。     

“三权分置”背景下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变革

面对农村的现实需求和我国现行法律的限制,“三权分置”政策的提出为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变革提供了契机。“三权分置”背景下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变革的基础在于厘清“三权”关系,核心在于宅基地使用权“还权赋能”。在此基础上,变革的具体方向应当包括:允许宅基地使用权自由、单独流转;落实宅基地资格权,延续宅基地社会福利保障功能;构建宅基地使用权费用支付机制、流转登记制度,扩大宅基地使用范围;完善农村社会福利保障体系。     

我国民事诉讼中应建立答辩失权制度

摘要： 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中尚未确立答辩失权制度,而现行的答辩制度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如有违程序公正原则,降低庭审效率,不利于现行民事证据规则的推行。建立答辩失权制度是对当事人处分权的合理限制,有利于落实诉讼平等原则、避免举证混乱、提高诉讼效益,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双重价值目标。国外答辩失权制度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制度合理性,因此我国应当借鉴英美法系以答辩期间作为答辩权行使的法定要件的立法模式,构建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民事诉讼答辩失权制度,同时也应注意保护被告的合法权利。     

达米特“意义使用”论探析

达米特的“意义使用”论主要是对后期维特根斯坦“意义即使用”论的一种辩护和发展。为了回答 “意义使用是否包含了话语所表达的内容”这个一问题,达米特试图把“使用”与隐含知识相关联,通过语言使用者实际使用语言意义的能力来把握和理解语言使用者关于语言意义的隐含知识,使语言意义的使用与语言意义的隐含知识相统一。他的“意义使用”论表明了其认识论立场,但要使其“意义使用”论通过语言使用者实际使用语言意义的能力达到理解语言意义的目的,必须具有形而上学假定,否则,其“意义使用”论易于使其“意义使用”论走入相对主义漩涡及无法回答“意义是什么”这一元意义理论问题的困境。     

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的议程设置与推进路径——基于多源流理论模型视角的分析

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的提出经历了漫长的政策议程设置过程,运用文献梳理法和综合分析法,基于多源流理论模型的视角分析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与推进路径。研究发现：宅基地的产权模糊、收益分配机制不健全、市场机制缺失、法律制度不完善、土地纠纷解决机制不成熟构成问题源流;政策共同体的政策建议、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地方改革试点的示范作用构成政策源流;民众意愿的诉求、利益相关者的推动和农地“三权分置”政策的“外溢效应”构成政治源流。三条源流经由政策企业家的结合,有机交汇打开“政策之窗”,使宅基地“三权分置”被提上政策议程。研究表明,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是三源流耦合开启“政策之窗”的必然结果。其后续的顺利推进需要科学设定宅基地“三权”的归属与权能配置、充分激活宅基地使用权市场配置的政策授权,加快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风险联动防控机制。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碳排放权的权利构造与应然理路

我国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出台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并将碳排放权定义为分配给控排主体在规定期间的碳排放额度。针对碳排放权的属性界定问题,学界的准物权说、用益物权说、规制权说均难以很好地解释实践。碳排放权在二级市场交易过程中的存在形式是数据,所产生的货币价值决定了其具有新型财产权的法律属性。在权利理论体系中,应当将碳排放权界定为“数据产权”,明确其作为数据财产在交易过程中的收益,厘清“碳排放权”与“碳配额”之间的关系,实现碳排放权作为“数据产权”承载交易主体的生态利益和经济利益,满足碳排放权交易过程中气候正义的价值诉求。     

论影视角色商品化权的法律保护

“刘老根”商标抢注现象引发了人们对影视角色商业性使用问题的关注。经深入探究发现,这里存在的权利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知识产权,而是一种新型权利——影视角色商品化权。对影视角色商品化权的概念进行界定,指出其在商品化权中的位置,讨论现有影视角色商品化权保护模式存在的法律缺陷,并据此提出我国影视角色商品化权保护体系的构建设想。     

论“集中权”

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完善与正确贯彻，不仅需要正确地理解与适用人民的民主权利，同时还必须深入研究与正确运用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权”。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也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政治权利。“集中权”有它丰富的内涵和固有的特征，对集中权的正确行使，必须达到十个方面的基本要求。     

论我国民事执行控权机制的构建

在我国现行立法体制下，民事执行权在实际运行当中缺少必要的监督制约。为解决我国民事执行存在“执行难”、“执行乱”问题，应当建立以检察权控制为中心的民事执行控权机制。在民事执行控权机制的制度设计方面，应当针对民事执行权当中的执行实施权和执行裁判权两类权力，从内部控制与外部控制两个方面进行具体的制度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