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抒情”的介入与“五四”短篇小说的形式革新

五四时期的作家,由于面对酷烈的社会现实,大多选择以倾诉作为短篇小说最基本的表达方式。从讲述变成倾诉,短篇小说侵入了诗的范围,这是五四短篇小说的一大创举。不过,因作家个人体验及抒情的心理动因各有差异,这些小说在表现方式上千姿百态、个性斐然。最能体现出五四时代特征的抒情短篇小说形式,当属以郁达夫为代表的主观宣泄式、庐隐为代表的日记书信式、鲁迅的手记式、废名的田园写意式等。抒情的介入,使传统短篇小说的叙事重心发生了彻底的颠覆。     

论穆时英小说的诗化倾向

作为现代都市抒情小说的继续,穆时英强化了现代短篇小说的抒情功能.通过抒情形象的塑造,小说形式和叙事话语的诗化,使都市小说获得了一种崭新的表现形式,为现代都市抒情小说的创作探索出一条成功的新路.     

翻译与借鉴：论周瘦鹃中西合璧的短篇小说

著名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周瘦鹃既是清末民初西方小说在中国的主要翻译家,又是现代中国成功将西方小说元素融合进小说创作的代表作家之一。周瘦鹃的短篇小说翻译与创作几乎是同时开始的。他创作的短篇小说一方面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秉承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特点;另一方面又在故事主题、语言及叙事层面借鉴了西方短篇小说的创作理念,他的“伪翻译”小说便是融合西方短篇小说因素的典型。因此,周瘦鹃中西合璧的短篇小说既有民族特色又带有西方色彩,成为大众所喜欢的、影响深远的优秀作品。     

“不能够在生活以外看见艺术”——谈巴金短篇抒情小说的现实感

巴金是位出色的抒情小说家。他的小说,不仅中、长篇散发着浓郁的抒情味儿,即使是短篇,也从多方面表现了作家独特的抒情才华。标志着巴金创作最高成就的固然是其长篇杰作,但就考察小说抒情特点而言,他的十三本短篇小说集倒是很值得注意的。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由鲁迅开创,经过“五四”时期新文学作家们的努力,很快就在格调繁复、流派纷杂的新小说中占据了一席显要位置。抒情,不仅仅是浪漫主义小说家的创作特征,许多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里也融汇了浓厚的抒情色彩,构成了多种抒情风格:郭沫若是以诗的才情构思小说,落笔激昂姿肄;郁达夫作着大胆的自我暴露,直抒     

池莉小说的“形而上”与“形而下”

本文就小说“形而上”、“形而下”命题的探讨，对池莉直接楔入凡俗现实的“仿真”小说，作了文化品位和审美价值两个层面的评判，提出了对池莉小说“形而上”内涵及价值的认识。     

王蒙小说中的文体跨界现象

王蒙小说的美学价值有相当一部分没有体现在故事的叙述上,而是体现在深切的抒情与警策的议论上。按照文体要求,议论与抒情在小说中只应该配合故事的叙述出现,但是王蒙小说中的议论抒情却喧宾夺主,占有过量的篇幅,存在明显的文体跨界现象。     

解读库弗短篇小说《卡通》中的荒诞生活观

《卡通》是后现代派代表作家罗伯特·库弗的一篇短篇小说。库弗在文中通过夸张的人物、不合逻辑的情节、似真似假的场景，讲述了一个充满幻想色彩的故事。由于小说中的人物、情节及场景在真与假、虚拟与现实中穿越，因此整篇小说都因其不确定性而显得荒诞不经。库弗通过这种看似荒诞的表现手法展现了社会生活混乱、无意义的一面，而这一面正是构成人类荒诞性存在的主因。     

迷失丛林还是迷失心灵?——解读凯特·肯尼迪小说《下面的世界》

《下面的世界》是澳大利亚短篇小说女王凯特·肯尼迪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该小说于2009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小说通过一个寻常百姓的家庭故事,刻画出当代澳大利亚中年女性在生活中所面临的挫折与烦恼。本文主要介绍了小说的主题,并从三个主要人物的视角分析了他们的内心世界。作为新生代的女性作家,凯特.肯尼迪从平凡的生活着手,探索后女权运动时代女性真正的需求,试图把女权运动由空想带入现实。     

爱与美:从追求到幻灭——论王统照的《春雨之夜》

王统照写于２０年代初期的短篇小说，展现了一个丰富多样的艺术空间，既有时现实人生的逼真描摹，又有诗情荡漾哲理葱笼的篇什，写实、抒情与写意、象征交错互礼共同体现着作者对爱与美的向往以及追求幻灭后的哀伤。王统照之所以能在新文学发端伊始就取得可观的成就，除去其学养资秉外，鲁迅小说的楷模作用，文学研究会同仁的互相鼓励互相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小说真实”的完美实现——析艾丽斯·蒙罗的“爱的进步”

20世纪 60年代以来 ,加拿大文坛涌现了一批卓有成就、享誉世界文坛的女性作家。著名的短篇小说家艾丽斯·蒙罗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蒙罗小说的魅力在于她善于通过对“小说真实”的成功创造 ,通过她的小说 ,让读者透过实际、平凡、琐碎、庸常的日常生活的表象 ,感受生活的美与诗意 ,体会生活的价值。本文通过分析蒙罗的著名短篇小说“爱的进步”,探讨、展现蒙罗小说的这一独特魅力     

体贴与审视个体生命的“泛悲剧”处境——毕飞宇中短篇小说文体论

不论是阅读毕飞宇的中短篇小说,还是《平原》《推拿》等长篇小说,总是能够在故事之外,强烈地感受到其小说文体的独特的个性风格。他善于以感性与理性、具象与抽象交织的方式来实践他对个体生命的形而上探寻。因而,他的小说给读者所带来的既有感性的审美奇遇,又不乏思想闪电的洞照。联系毕飞宇的精神探索,以其小说的文体嬗变为对象,探究"毕记"文体萌发、成熟的过程和特质,恰恰是把握毕飞宇的小说在辛酸哀怨、引人动容的人生故事之外,其能以独特的文体给人带来丰沛审美奇遇的原因所在的最好途径。     

谈鲁迅小说中的“我”

鲁迅小说创作,分别收入《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三个集子里。《故事新编》收集的八篇小说,都是历史题材,而且都是第三人称手法,短篇中没有涉及到“我”这个人物,兹不议。《呐喊》里有小说十四篇,《彷徨》里有短篇小说十一篇。在这总共二十五篇小说中,有十一篇是用第一人称来写的,在作品里有“我”这个人物。这十一篇小说是:《孔乙己》、《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故乡》、《兔     

余华长篇小说新作《文城》的承续与创新

余华长篇小说《文城》综合了余华20世纪80年代中短篇小说的先锋性和90年代长篇小说“回归”现实主义的传统性,既有艺术形式上的先锋探索,又有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实反映,具有极高的可读性。《文城》的内容既有“生活的现实”,又有“文学的现实”,其“现实”是“虚伪”与“真实”的混合。与余华其他长篇小说相比,《文城》的时代与历史、现实与想象、虚构与真实的“并存”更为自然无痕。小说讲了三个故事,这三个故事内部是统一的,相互之间却是分裂的,但这种分裂在余华创作的整体上却实现了某种统一性,也即先锋的余华与“回归”的余华在这部小说中实现了统一。《文城》在书写血腥、暴力、死亡上,在语言诗性上,在人物对话书写上都承续了余华小说的一贯风格,但在主题、结构、题材、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又有比较大的变化,具有新的开拓意义。     

试论《故事新编》的“虚妄感”

试论《故事新编》的“虚妄感”徐顽强《故事新编》的创作历时“足足有十三年”①，对于鲁迅这位独特的精神个体来说是一个很奇特的创作现象。因为鲁迅的创作历程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追求“自我超越”的过程，小说——散文——杂文，随着现实的急剧变化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     

永不停奏的生命序曲——论曼斯菲尔德的小说《序曲》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短篇小说《序曲》就像一首抒情诗歌,具有独特的魅力。同她的所有小说一样,故事情节十分有限,小说描写的是伯尔纳.斯坦利带领全家搬家这一区区小事。小说的重要性不在于故事的结果如何或者解决了什么问题,而在于对不同的复杂人物的塑造,通过他们在不同的"时"与"空"环境所体现出的心理感受、愿望和思想,小说家为读者创作出了一首永不停奏的生命序曲。     

对中国抒情小说定义的再思考

从"抒情小说"定义的提出入手,梳理了该定义在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领域的运用和变化,讨论了研究者对这种非传统小说体式的不同理解与侧重,分析了"抒情小说"、"散文化小说"、"诗化小说"等概念之间的差异,总结了抒情小说对文学文类特征的综合与吸收,并提出了对抒情小说进行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唱歌一般的哭声”——论《伤逝》的“抒情性”

在鲁迅的第一人称抒情性小说（《故乡》、《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中,《伤逝》有其特殊性。不仅因为它是鲁迅唯一一篇爱情题材的小说,也在于它是一个最容易引起歧解甚至对立性解读的文本。这与读者对它的表述方式——“第一人称独白”,对小说之“抒情性”的不同理解相关。文章从“独白”与“叙述”、“叙事”与“抒情”的关系以及抒情内在的悖论等问题入手,试图呈现《伤逝》抒情的复杂面向和抒情主体的内在困境。     

从“器械”变作“人”——论中国现代婚恋题材的短篇小说

中国现代婚恋题材的短篇小说是自五四时期就很有代表性,也能够反映现实的小说门类。梳理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可以发现,自觉的婚恋题材的短篇小说不是从反封建、反礼教的高调出发,也不是从某种西方理论出发,而是切实地关心、同情着每一个孤独个体的命运,将人从"器械"还原为"人"本身。     

“家中天使”的悲剧——《一个小时的故事》和《穿夏装的姑娘们》的比较分析

《一个小时的故事》是美国19世纪女作家凯特.肖班的短篇小说经典。《穿夏装的姑娘们》是美国20世纪男作家欧文?萧短篇小说代表作。两篇小说虽然创作的时代不同,但都以精简有力的文字,讲述了一个深刻的故事。前者质疑了传统的婚姻,使原来处于男性中心社会视角盲区的现实得以呈现在读者的眼前,挑战了男性至上主义文学中的妇女形象;后者则聚焦于男性对女性身体美的欣赏,折射出男性对肉体的专注和对女性精神需求的漠视。两部作品都反映了传统婚姻对女性的压抑,表达了对女性作为传统的“家庭天使”的角色的怀疑和否定。     

“刺上”与“化下”——论韩国古典小说对载道论的二元化阐发

载道论是儒家文艺论的核心,涵盖了儒学者对文学价值的多种阐释,对中国古典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韩国古代文人通过长期与中国的密切交流,也逐渐接受这种文学思想并贯彻于小说创作之中.由于使用了不同的文字载体和写作规范,韩国古典小说形成了汉文小说和韩文小说两大类,两者对载道论的阐发明显地呈现出二元化的特点.大体而言,汉文小说故事性不强,旨在通过作品表达作者对社会现实、政治问题的批判,相比之下,韩文小说注重通过曲折、圆满的故事宣扬儒家的纲常伦理.究其原因,这是因为汉文小说和韩文小说针对的读者群体不同,作者的写作目的也不尽相同,一为“刺上”,一为“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