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情网络里的腐败行为——基于负债感的分析

人情与关系是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们的价值、规范及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在许多腐败案件中,人情网络经常是诱发腐败行为的起点,不少被查处的官员将走上贪腐之路归咎于"交友不慎"。文章进一步透过表层的人情因素进行分析,揭示出人际交往中的"负债感"是导致官员做出腐败行为的重要动因。这种"负债感"源起于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欠人情"、"回报"观,受到社会交往中的"互惠规范"的强烈影响,最终引发腐败行为。     

中国古代的官吏监督

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人治社会，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要保持吏治清廉，除了要注意官德建设、制度建设，使为官者“不想贪”之外，更重要的是加强对各级官吏的监督，使之处于经常、严密的监督之中，使之“不能贪”、“不敢贪”。注重官吏监督，是中国古代廉政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中国古代廉政建设有其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封建社会不可能从根本上铲除腐败。中国古代廉政建设同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有着根本的不同，但中国古代对廉政问题的做法和思考，对当代有着可资借鉴的意义     

权力类商品价值规律——“价值学视域中的劳动价值论与市场规律”系列研究之十九

“权力”，是社会交互主体面对利益存在而主张归属时产生的概念。本文简单阐述了“权力”及“公权力”的生成规律，及其作为商品存在的条件；分别探讨了私权与公权商品价格形成规律，及其实践意义。文中关于公权力商品交易规律的探讨，对于根除中国式腐败具有重要的意义。香港廉政公署“零容忍”反腐策略之所以有效，就在于它符合让公权商品交易“流产”的规律。为此，本文提出，国内的反腐也应采取“抓大不放小”策略。     

毛泽东廉政建设模式及其时代价值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毛泽东提出了大量关于廉政建设的思想并积累了丰富的廉政建设经验。其理论依据有三:一是人民政权理论;二是阶级斗争理论;三是思想建党理论。其基本思路是:整党整风,发动群众,树立典型,从严治党,严惩贪腐。其主要不足是:未深入探究腐败的经济和制度根源;未建立规范的民主法律制度;未找到群众路线的正确方式和途径。其经验教训有许多有当代价值。     

浅论廉政建设与制度创新

廉政建设作为反腐防腐的重大课题,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权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廉政建设要靠法制和制度,则是我国廉政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邓小平对毛泽东廉政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朱镕基总理在年初召开的国务院第七次反腐败廉政工作会议和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中反复强调,“反腐倡廉,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必须从源头上、机制上、制度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努力把廉政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把我们的政府建设成为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政府。”     

开展反腐败斗争要坚持“两手抓”──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体会

在反腐败、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中，如何着重领会和掌握邓小平同志关于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的观点、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观点、以及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观念，正确处理好反腐败、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与经济工作的关系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心一意搞建设”，“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邓小平同志结合历史和现实总结出来的基本经验。他反复强调把经济建设放到全党各项工作的中心地位，强调各种问题的最后解决都要靠经济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     

反腐败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反腐败导论》评介

腐败活动是一种危害巨大的社会历史现象，是各个政体上的恶性肿瘤，危及整个政体稳定和发展，反腐败可以说是当代各个政治共同体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国家制度建设和廉政建设的重要步骤。揭示腐败活动产生的条件及其机制，是制定反腐败斗争的正确政策和措施的基本前提之一。董石林、黄五一等同志所撰写的《反腐败导论》（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版．以下简称《导论》），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从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上，从微观到宏观多层面、多视角揭示了腐败产生的原因，提出了铲除腐败的措施，是近年来反腐败理论研究的新成果。…     

当代腐败治理：认知维度、实践渊源与路径创新

但凡有公权力的地方,就可能发生腐败。腐败诱因包含主客两个方面,主观是人性中的自私贪婪因素对公权力行使者的诱惑与驱动,客观是权力本身的“资源”属性,以及它的可寻租化。审视历史,中国古代的腐败治理着力于治“内”,以道德教化和自律来干预官员的腐败动机,从而进行积极的预防;而西方的腐败治理着力于治“外”,以分权制衡、外部监督来阻却权力寻租和防止权力滥用。在当代,腐败形态变得愈加复杂,应当整合创新腐败治理路径,实现腐败治理的高效能。     

论清初的廉政建设

清王朝建立初期,吏治腐败成为影响新建王朝生存和发展的极大威胁.因此,清初历代皇帝都将廉政建设作为巩固皇权专制统治的一项重要内容,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在继承明代廉政的基本制度基础上,并加损益,围绕维系君主的专制统治,构建了系统完备、独具特色的廉政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腐败,为清朝全面盛世的出现打下坚实基础.康、雍、乾三帝廉政建设的首要特色是“乾纲独断”,维护皇权的绝对权威;其次强调“君民一体”,将吏治与民生联系在一起;第三是注重廉政制度的创制和改革.     

浅谈中国的公道、人情和法制

公道与公正、公平、正义等词含义基本相同,都是人类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人情即为人之常情,生活中多指人情世故。法制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制度。在加强法制建设的今天,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必须抵制或铲除人情因素防碍法律的贯彻和实施,消除腐败,自然有利于社会公道、公正、民主法制建设。     

论人情关系与腐败现象

“人情关系”是中国的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由于这一社会现象与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而人们往往将“拉关系”等同于“走后门” ,并使得不少人对这一现象深恶痛绝。而那些参与“拉关系”的人 ,也往往从道德品质方面受到各种贬斥。然而 ,深恶痛绝也好 ,深受斥责也罢 ,在日常生活中 ,不少人又乐此不疲 ,在对这一行为进行贬斥的同时 ,又在不知不觉中卷入各种复杂的关系 ,由不得你不拉关系。关系之风何以在中国盛行 ,“拉关系”何以导致腐败 ,如何在关系运作过程中防止腐败的滋生 ?这些都是本文将要探讨的主要问题。一、关系风在中国盛行之…     

论单向度社会监督的不足与公民权利的合作实现——从云南“躲猫猫”事件说起

云南的“躲猫猫”事件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公民权利与公权力之间的关系。传统的权利斗争理念过分强调单向度社会监督而忽视合作,但单向度社会监督存在力量薄弱、分散和被动等不足。商谈权利论为公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问的合作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躲猫猫”事件中的一些做法体现了这种合作型社会监督模式。通过合作式监督,可以更充分、更高效率地解决社会问题和保障公民权利。实现这种合作需要法律制度的开放、观念的转变和推动力量的培育。     

现代民主社会的权力治理——腐败治理的制度伦理向度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不仅仅指公权力,权力是普遍的社会现象,社会权力的滥用也会导致社会腐败.从权力生成的社会根源上看,治理权力的滥用不是权利与权力的划界问题,它们也不可能划界,需要划界的是公权力与私权力.从民主治理腐败的视角,在权力的社会关系中,界分公权力与私权力各自的运行轨道,防止它们并轨运行,是治理权力滥用的有效图式.     

传统政治文化建构政治秩序的内在逻辑

传统政治文化对当前以及未来政治秩序的形成与变迁有着重要影响。传统政治文化孕育了共同的意义体系和伦理规范，建构了社会同一性，奠定了政治秩序的社会基础。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层结构赋予中央以内在的权威性，同时通过“家”与“国”的密切联结，培育了对中央的信任感和亲和感。传统政治文化建构了权力本善的政治认知，赋予公权力执行者以“贤”与“能”的角色期望，形塑了对公权力及其执行者的政治信任。这些因素塑造了特定的政治价值、情感、评价，生成了特定的政治认同，是促成和维系政治秩序的重要因素。     

传统人际伦理变异与权力寻租及其矫治

中国社会是一个以熟人社会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熟人”待统中的人情、面子与权力的三要素的运作逻辑,在当下人际交往中发生扭曲性交换,并进而产生人际伦理的变异与权力寻租。因而实现人际伦理良性发展的关键在于正确认识“熟人”传统。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层面探讨人际伦理矫治。     

“依法治官” 的困境与对策研究——以治理“小官巨腐”现象为例

“小官巨腐”是百姓身边的腐败,主要集中在工程建设与拆迁领域,以山头主义与集体腐败方式居多,“能人腐败”是其突出问题.治理“小官巨腐”现象关键在于依法治官.依法治官存在的困境主要有选官管官的法律法规及政策体系不健全、“好官”的考核评价标准操作性不强、基层官员权力的约束机制欠缺、基层官员的监督不力、基层官员腐败成本过低等.走出依法治官困境主要靠法律与制度.要将“选官用官”权力关进法律和党规的笼子,必须完善“小官”选拔与晋升、基层群众参与“选官”等相关法律法规,要用民主监督制度、问责制度、预防腐败制度的笼子,从严管住管好“小官”手中的公权力,从源头和根本上预防、杜绝“小官巨腐”现象.     

我国贪腐新闻的媒介框架及影响因素研究

贪腐新闻是指揭露和发布有关政府官员贪污、腐败、渎职等行为的新闻信息,同时作为一种社会议题的贪腐新闻具有其特殊的媒介框架方式。将贪腐新闻的媒介框架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需要考察两个问题：贪腐新闻的媒介框架是什么以及影响贪腐新闻媒介框架的因素。本文通过对我国六家都市报贪腐新闻报道的内容分析总结出我国贪腐新闻报道的媒介框架方式;且借助媒介社会学理论分析了影响我国贪腐新闻媒介框架的因素,我国特殊的政治制度、媒介制度以及政治文化环境决定了贪腐新闻的媒介框架方式。     

人情关系：市场的非价格协调机制

异化了的人情关系经常与腐败、不公平竞争、寻租等问题联系在一起，但人情关系与这些问题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本文在人情互动圈层分析后指出，人情关系的异化主要出现在半熟人圈，其主要原因是行动缺乏有效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约束，使得人情关系中的自利性激进地表现出来而互利性则出现了弱化。人情关系作为市场的协调机制出现在熟人圈层中，是人们行为互动的结果，它运行的准则是实现行动利益的最大化。在分析了人情关系协调机制的形成和运行后，本文讨论了人情关系协调机制是市场必要的协调机制，但人情关系协调机制在不同的经济社会背景下的作用会出现差异。     

香港廉政公署自身防腐机制初探

1974年2月15日,香港政府建立了肃贪倡廉的专职机构“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简称“廉政公署”或“廉署”,借以清除腐败,恢复公众对政府的信心.香港廉政公署权力超然,独立性强,自身能否秉公办事,不受玷污,是一个举世公认的高难度课题.然而,香港的政治实践表明,廉政公署能够在香港廉政建设中有效地控制腐败,在国际上树立良好的形象,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就是香港廉政公署有着良好的自身防腐机制.因此,研究和探讨香港廉政公署的自身防腐机制对于我国当前反对贪污腐败行为,积极促进廉政建设,具有重要而现实的借鉴     

探索从制度上解决腐败的新途径——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反腐败重要论述

邓小平“南方谈话”关于反腐败论述及其反腐败的重要思想；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之一是社会某些具体制度或体制的不完善；从制度上看腐败滋生的重要原因；探索从制度上解决腐败问题的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