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劳动力转移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2014年户籍改革”的准自然实验

以“2014年户籍制度改革”为准自然实验，构建连续型DID模型，评估本次改革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期间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保持较快增长，进一步分解显示，农业技术进步迅速，但技术效率增长缓慢，农业资源配置有待优化。通过推动城乡劳动力转移，户籍制度改革可显著降低农业劳动力比重，优化农业资源配置，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技术效率。但是，“14户改”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效应仅在工业水平较高的城市中显著，这表明构建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对于实现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要素市场扭曲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1—2021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探究要素市场扭曲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将要素市场扭曲分为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三个市场,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要素市场扭曲、农业产业集聚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要素市场扭曲抑制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而农业产业集聚能显著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同时,门槛效应表明,在农业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情况下,要素市场扭曲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会被扭转,且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基于此,建议引导资本、劳动和土地要素市场有序流动,加强技术创新力度和提升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推动农业产业一体化发展,推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贸易开放对我国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实证

基于2004—2019年我国省际层面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影响贸易开放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贸易开放显著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基于环境规制的双重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处于一定合理区间时，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由负向转为正向促进作用；贸易开放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以及中西部内陆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且均存在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为发挥贸易开放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应制定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推动各地区生产方式绿色化，促进绿色贸易发展。     

区域创新绩效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基于长江经济带2006—2020年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面板门槛模型和面板分位数模型实证研究创新绩效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在区域创新网络中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度数中心性)与该城市全要素生产率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城市创新能力正向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区位异质性分析发现,度数中心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倒“U”型影响只存在于下游地区,度数中心性正向影响中游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创新能力的增强能有效提升下游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不同节点强度城市的创新能力具有非对称性,在度数中心性排名前14%的城市,创新能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强;当度数中心性低于门槛值时,其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度数中心性高于门槛值时,则会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不同分位点上创新绩效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差异性。     

数字乡村建设缩小收入差距的机制与实现路径

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具有促进共同富裕的全新动能。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熵权法、数据包络法等,建立计量模型,从城乡融合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视角,探讨了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一步分析了该效果的区域差异性。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建设能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数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促进城乡融合以及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对东中西部地区以及国家大数据试验区内外地区影响不同。据此,从加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推进农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数字乡村发展差异化战略四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为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政策启示。     

新型基础设施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用机制与异质性研究

基于200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TOPSIS熵权法构建新型基础设施指标体系，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新型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基础设施不仅直接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且可以通过传统基础设施和民生基础设施间接驱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且传统基础设施的中介效应大于民生基础设施的中介效应；门槛效应显示新型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非线性变化特征，当新型基础设施跨过门槛值后，作用力度显著增强；新型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无论是南方地区还是北方地区，新型基础设施均对其有显著提升作用，且对北方地区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基于以上研究，文章提出应加快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积极推动传统基础设施和民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升级，在建设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区域差异性等政策建议。     

中国全要素农田水利效率的地区差异和门槛效应研究

农田水利作为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业经济增长及农民增收具有重要影响。基于DEA在全要素生产的框架,构建全面衡量我国农田水利效率的指标——全要素农田水利效率,选取2001—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DEA Malmquist方法测算31个省的全要素农田水利效率,并对不同区域农田水利效率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全要素农田水利效率存在明显地区差异,东北地区效率最高、超过农业大省聚集的华东和华中地区;全要素农田水利效率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不完全匹配现象,主要与农田水利效率及影响因素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有关。基于农田水利效率省际差异,采用门槛回归模型检验影响全要素农田水利效率的门槛特征,研究结果显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对农田水利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收敛门槛效应、机械动力投入对农田水利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明显的加速门槛效应。     

制造业集聚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

以2006—2015年中国27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全样本下制造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倒"N"型关系。考虑城市级别和城市规模后,不同类型城市的制造业集聚门槛效应存在差异。高级别城市中,随着制造业的不断聚集,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小,并最终变为负向;一般城市中,制造业集聚跨越门槛值以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利影响将明显减弱;小城市只要迈过第一个门槛值就可以发挥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环境规制、科技投入以及经济发展水平都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影响。     

贸易开放、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环境规制趋紧的形势下,如何在实现绿色发展的过程中妥善处理好贸易开放和环保之间的关系值得探讨。基于此,分析了贸易开放、环境规制及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并基于2004—2019年中国28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门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贸易开放显著抑制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贸易开放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会受到环境规制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在跨越门槛值之后贸易开放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得到缓解,经过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会因地区以及贸易流向的不同而具有异质性。一方面,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只存在于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在西部地区并不显著;另一方面,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仅在进口贸易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显著,而对于出口贸易不显著。为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应严格执行环境保护的相关政策,推动各地区生产方式绿色化,促进绿色贸易发展。     

产业融合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基于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的视角

为了评估产业融合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构建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测算产业融合水平，运用随机前沿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通过面板半参数空间滞后模型研究产业融合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产业融合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然而区域间的发展差距逐渐扩大，产业融合发展不均衡现象依然存在；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先下降后上升的发展态势。分解来看，规模效率贡献稳定上升，技术进步率的贡献相对较弱；产业融合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某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受到周边地区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存在非线性效应，产业融合对全要素生产率当融合水平低于0.360时呈现抑制效应，当融合水平等于或高于0.360时呈现促进效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促进效应的地区将逐渐增加。     

异质性下农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Marshall外部性是产业集聚影响生产率的方式之一,由于资源禀赋、组织形式和政策环境等产业特殊性,农业集聚对产业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基于DEA-Manquist指数,测算2002—2016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并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农业集聚对农业TFP的非线性影响。研究表明,农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随着农业集聚度的提高,出现阶梯递减现象。当集聚度小于等于0.94时,每增加1个单位,带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加0.709个单位,当集聚度大于等于0.94时,将带动全要素生产率增加0.437个单位。同时,农业集聚对农业TFP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农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出“V”型结构,中西部地区两者则呈现出“L”型结构。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分析——来自新疆81个县域的经验数据

基于新疆81个县域2009-2018年的面板数据,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视角出发,采用非期望产出SBM模型测算新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农业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并借助Tobit模型对3种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实证结果显示:考察期内,全要素生产率、农业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呈下降趋势,并且农业技术效率是拉低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原因。城镇化水平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和农业技术效率提高,但会阻碍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农业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均呈倒U型关系;同时,城镇化水平在经济发展与3种效率之间都发挥着调节作用。最后,基于研究结论为新疆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空间集聚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考察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考察空间集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关系及内在机制。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及对应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构建面板数据模型进行计量检验。研究结果显示：空间集聚程度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典型的“倒U”型关系;空间集聚有利于通过增强企业竞争行为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认为,当前中国大多数城市并未呈现过度集聚现象,城市化进程中应该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实现要素在空间层面的自由流动,在加强空间集聚外部性的同时,促进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实现微观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     

数字经济发展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与路径,选取中国201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分别运用熵值法和DEA方法对数字经济指数及地区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结合双向固定效应模型、SUR回归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认为,数字经济对技术推动型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显著,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分别通过增进技术进步和提升技术效率提升了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数字产业化可以通过产业数字化提升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表明,培育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新动能,应加快构建服务数字化转型、融合创新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体系,促进数字经济和技术创新深度融合; 加强自主创新数字技术和全球范围内的技术共享,促进中国技术进步以及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构建数字化经营决策以及生产体系; 加强数字信息保护和数字环境治理,建立健全产业数字化的信息安全体系。     

企业进入退出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动态演化

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对象，融合BHC和MP分解法的优势，研究存续企业、进入企业和退出企业对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呈上升趋势且增速加快，这主要源于存续企业和退出企业的共同贡献，进入企业和退出企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分别呈现负向作用和正向作用，存续企业主要通过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优化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分地区考察发现，进入企业、存续企业和退出企业对不同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作用方向基本一致，但在具体贡献度上则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异质性。     

乡村振兴战略有助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吗?——基于苏浙皖地区县域面板数据

基于2010—2019年苏浙皖地区县域面板数据,运用三阶段动态DEA-malmquist模型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进行测算,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给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带来的政策效应,进一步分析其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苏浙皖地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大部分处于有效率阶段,并呈现逐年递增趋势;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助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不同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因此,应推进农业技术进步效率的提高,加快苏浙皖地区一体化进程,精准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采取差异化政策等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提升。     

农村人口老龄化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异质性

基于2000—2018年中国省际层面的面板数据,采用DEA Malmquist模型测算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得益于技术进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在样本期间实现了小幅增长;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农村人口老龄化会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效应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时也会通过劳动力供给效应和科研投入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显著的阻碍作用。此外,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还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农村人口老龄化对中西部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但会显著阻碍东部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应该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进程、大力推广现代农业种植技术以及鼓励大学生到农村地区就业和创业等途径推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碳排放约束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分解

针对传统ML指数不具有传递性特征并且面临潜在线性规划无解的问题,将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引入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框架中,并利用中国31个省市1993—2013年的面板数据测算了碳排放约束条件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及其分解。研究表明：是否考虑农业碳排放因素会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产生较大影响,忽略碳排放约束会高估区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结果可能导致政策偏误;在碳排放约束条件下,中国农业发展普遍存在效率恶化与技术进步并存的局面,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贡献,农业技术效率不增反减;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要明显优于其他地区;中国农业大省在碳排放约束条件下未能表现出特别明显的农业优势,农业大省并非农业强省。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缩小城乡多维差距吗?——基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中介效应的视角

实现城乡全面缩差是破除乡村振兴发展阻碍、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文章采用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在测算各省城乡多维差距水平基础上,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多维差距的作用,并考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各维度均具有显著缩减作用,作用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公共服务差距、基础设施差距、居民生活差距、产业经济差距;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子维度对城乡多维差距的收敛效应存在显著区域差异;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在数字普惠金融和城乡多维差距关系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和非线性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缩减城乡多维差距。基于分析结果,围绕如何通过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多维差距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绿色金融能否提高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285个城市的证据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绿色金融在推动经济绿色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03—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空间面板数据，构建了三种空间权重矩阵并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绿色金融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论如下。(1)绿色金融和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2)绿色金融不仅能提升本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还能提升邻近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3)环境规制加强了绿色金融对本地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减缓了对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4)绿色金融对东部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绿色金融对Ⅰ型及以上大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大，Ⅱ型大城市次之，中等城市最小，对小城市未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