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供给与城市雾霾治理

探讨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与雾霾治理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有助于为优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思路。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公共服务供给和环境污染的内生增长模型，在内生增长的框架下分析公共服务供给影响环境污染的传导路径。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2005—2016年中国281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公共服务供给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并检验影响差异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公共服务供给能够显著降低城市雾霾污染，可以将其作为有效降低空气污染的手段之一；（2）中等以上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高对雾霾污染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公共服务供给的雾霾治理效应不断增强；（3）基础类公共服务与民生类公共服务均对雾霾污染产生一定负向影响，前者对雾霾污染的改进作用大于后者；（4）公共服务供给的雾霾治理效果存在一定的地区与时期差异性；（5）公共服务供给通过技术进步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收入规模效应影响城市雾霾污染。其中，公共服务供给一方面能够通过提升技术进步和收入水平对雾霾污染起到抑制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工业比重加剧雾霾污染。研究拓展了公共服务供给和环境治理的相关理论，为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决策以及城市绿色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协同理论视角下的雾霾治理机制及其构建

近年来我国雾霾灾害日益严重,给社会公众的生活、工作与健康带来危害,给社会经济造成巨大损失。雾霾治理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针对我国现阶段政府治理雾霾的现状与困境,应运用协同理论,从建立区域政府间协调机制、建立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非政府协调组织、建立普通民众地方政府之间的监督机制、建立高校、科研院所与地方政府之间决策参谋机制四个方面构建雾霾治理机制。     

中英雾霾防治对比分析

中国的雾霾天气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历史上英国也遭受过雾霾天气的侵袭。中国的雾霾与英国相比虽都是由污染引起的,但污染的类型却不尽相同。文章从治理理念、立法、政府职责落实和其他辅助措施等方面对中英雾霾的防治进行了对比分析,结合新《环保法》的相关规定,以期能为中国雾霾治理提出更好的建议。     

我国雾霾天气治理的城市化方式的转变

雾霾天气的频发与我国传统粗放型的城市化方式紧密相关。城市空间规模化扩张中的建筑污染、工业型城市化产生大量的污染、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带来的"生活效应"、滞后的城市治理体系都是造成雾霾天气的重要原因。因此,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要加快推进集约型的城市化道路、构建多途径的城市化道路、建立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提高政府科学治理城市的能力。     

数字经济、城市创新与雾霾污染

建设数字中国与治理雾霾污染都是推动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举。本文基于2011—2019年278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及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城市创新对雾霾污染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对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该结论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和“宽带中国”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城市创新效应、聚集驱动效应与结构优化效应三种重要渠道降低了雾霾污染水平；（3）数字经济的“梅特卡夫法则”在雾霾污染治理中得以验证，当数字经济超过门槛值时，城市创新对雾霾污染的“边际抑制效应”呈现逐渐递增的非线性特征；（4）异质性视角下，数字经济对雾霾污染的抑制效果因城市区位、人口规模及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     

欧美国家治理大气污染的经验以及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面对我国严重的大气污染现状,我国政府从战略规划、立法执法、行政监督、宣传教育等方面整治污染。欧美发达国家在其发展阶段也都经历过严重的雾霾污染,但经过长期治理,很多国家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们治理大气污染的经验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     

“大气污染防治国十条”发布京津冀的“蓝天”希望和压力

去年冬天以来，中国多地连续出现大范围雾霾天气，大气污染形势异常严峻，污染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关注。面对雾霾重重的天气，新一届政府组建后不到3个月，就从产业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完善法律标准和区域联防等十个方面对大气治理作出要求，及时回应了社会的广泛关切。     

基于VAR模型的湖南省经济增长与雾霾污染关系研究

通过选取1990-2010年湖南省经济增长和雾霾污染数据,建立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对经济增长与和雾霾污染的相互影响和动态关联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湖南经济增长导致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增加,而工业粉尘、烟尘排放量相对减少。湖南省经济增长对雾霾污染方差贡献率大,而雾霾污染对经济增长方差的贡献度相对较小。因此,湖南省应该首先加强对工业二氧化硫的治理,然后促进产业升级。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中政策认知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 ——基于湖南省衡阳市田野调查的研究

农户作为农业生态环境的主要受益人,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当前我国实施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中,政府主导的农村环境治理得到了显著的效果,但要取得长期可持续治理效果,提高耕地质量保护的水平,农户的行为参与和实施程度至关重要。文章基于湖南省衡阳市254个试点与非试点区域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探索了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中政策认知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机理与效应。结果表明:农户面源污染治理政策认知是通过农户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间接正向影响农户的行为意愿,进而影响耕地质量保护行为,且试点区政策的推广对农户行为的影响效应较强。建议:政府应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相关的政策及措施宣传,同时致力营造积极的治理氛围,并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以巩固和提升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的效果。     

长江经济带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对雾霾污染影响研究

雾霾污染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雾霾污染的产生虽与自然因素有关,但主要受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以长江经济带作为研究区域,基于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城市PM_2.5和产业结构的相关数据,通过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分析产业结构优化对城市雾霾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整体来看,产业结构优化能显著抑制PM_2.5,减少雾霾污染。异质性检验表明,省会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对PM_2.5具有显著抑制效果,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其影响不显著;分地区来看,下游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对PM_2.5影响显著为负,而中游和上游地区存在产业结构优化对PM_2.5正向影响的情况。此外,人均GDP、人口密度、外贸进出口和固体废物利用率等变量对PM_2.5具有不同的影响。因此,针对雾霾污染既要跨区域联合治理,又要分地区差异化治理,发挥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的协同效应,从产业结构布局、生态环境治理和财政投入等方面为治理雾霾提供有利条件。     

税收负担、地方政府竞争与污染治理——基于面板PSR-熵值-Tobit模型的实证

基于污染治理评估指标体系和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对污染治理水平综合指数进行极值熵值处理，运用面板Tobit模型和广义最小二乘法(GLS),探究税收负担和地方政府竞争对污染治理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整体上，中国污染治理水平呈现出“阶梯状”逐年上升的演变趋势；分地区看，四大地区污染治理水平非均衡性特征明显；污染治理压力、状态、响应三大子系统分别呈现“快速攀升”“平稳发展”和“波浪形升降”的演变特征。不同统计口径的税收负担对污染治理水平的影响效应不同，其中，宏观税负、狭义环境保护税税负抑制了污染治理水平的提升，广义环境保护税税负促进了污染治理水平的提升；引入地方政府竞争后发现，地方政府竞争不利于污染治理水平提升，且税收负担对污染治理的影响受到地方政府竞争的制约。文章从健全绿色税收体系、落实排污许可制、优化地方政府竞争等角度提出提升污染治理水平的政策建议。     

地方政府雾霾治理中的有效监督机制研究

加强对地方政府雾霾治理的监督是推动雾霾问题解决的有效方略。当前我国监督地方政府的主体有中央政府、同级纪委、人大、政协以及社会公众等,均远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深入分析当前地方政府雾霾治理中存在的监督困境,如中央政府难以对实际问题监控、专业监督相互包庇、人大监督形同虚设等,并据此提出构建地方政府在雾霾治理中有效监督机制的具体策略。     

雾霾的区域性特征及空间关联关系研究——以辽中南城市群为例

辽中南地区是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计划》中要求的重点区域,以2016年辽中南城市群PM2.5日均浓度为雾霾污染测量指标,运用AR模型分析了雾霾的持续性特征,基于格兰杰因果检验和ISM模型讨论了城市间雾霾污染的相互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辽中南城市间雾霾污染存在较强持续性和空间溢出效应,溢出方向为从北向南,以沈阳等城市为中心向周边溢出;城市群内一个城市雾霾浓度的提高,会对周边城市产生冲击.辽中南地区的联防联控应考虑城市之间雾霾污染的相互影响,合理设置雾霾污染防治重点区域,调整产业布局等手段,可以产生更有效的治理效果.     

人力资本视角下雾霾污染对长江经济带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绿色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直接关系"十四五"乃至今后更长一段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征程。文章基于相关文献的概要评述，通过理论分析提出研究假说，并下沉研究对象至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建构了2003—2018年雾霾污染（PM_2.5）浓度数据，同时，以体现高质量发展内涵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表征经济质量，尝试将雾霾污染、人力资本与经济质量纳入统一框架；综合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揭示了人力资本视角下，雾霾污染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的影响效应及传导机制，深入分析了雾霾污染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反馈作用及其中介效应。研究发现，雾霾污染显著降低了经济质量，并且人力资本扮演着雾霾污染影响经济绿色高质量的中介传导角色。结果表明，样本期内以PM_2.5为代表的雾霾污染物每增加1个单位，绿色经济发展质量下降8.4个百分点；雾霾污染影响经济质量的直接效应为-0.064，经人力资本中介传导后的间接效应为-0.020；进一步分析显示，雾霾污染对长江经济带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其中雾霾污染对下游城市人力资本的负面影响更大，进而对经济质量的抑制作用也显著高于中、上游城市，且2013年之后雾霾污染的损害效应出现加剧现象。在克服内生性、替换被解释变量、样本缩尾处理，以及滞后一期回归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其政策意义在于，可以为有效治理雾霾、助推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考和启示。建议加强区域协同，引导各地区平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推动经济质量稳步提升，推动共同发展；立足资源禀赋，促进区域内资源互补与功能融合，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添动力，推动特色发展；发挥集束效应，以市场化的规制手段倒逼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升级，加大医疗与教育等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力度，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积累人力资本存量，发挥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发展的潜力，推动创新发展；优化联动机制，协同建立长江经济带责任共担、利益协调机制，推动优质发展，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打造标杆。     

白洋淀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分析——基于政府与农户演化博弈模型

白洋淀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研究对实现白洋淀生态全面治理与修复,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新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针对雄安新区白洋淀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定量研究相对欠缺,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构建公众参与下政府与农户的演化博弈模型,在政府惩罚金额、补贴金额以及农户减污成本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引入政府环保政策执行力度、公众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参与度两个因素,更加全面地研究博弈主体的行为策略与演化轨迹。结果发现:政府实施惩罚、农户积极减污是主体可以实现的理想演变稳定状态。新区政府环保政策执行力度提升、公众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参与度加强、新区政府惩罚金额增加、农户减污成本降低有助于农户向积极减污的演化发展。对尽快实现理想稳态、确保水质达标、实现白洋淀生态修复具有重要影响。据此认为,下一步应重点加强新区政府对农户农药化肥使用的监管力度,高度重视农户减污成本对白洋淀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的响应意愿,积极建立公众参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管理机制。     

关中地区雾霾治理绩效评价体系研究

近年来,关中地区的雾霾污染愈演愈烈,严重威胁着西北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的身体健康,雾霾治理迫在眉睫。在对关中地区雾霾治理现状多维度阐述的基础之上,我们对造成雾霾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剖析。然后,以系统全面性、简明科学性、切实可行性、典型代表性为构建原则,围绕经济绩效、资源绩效、环境绩效和社会绩效四大指标,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了关中地区雾霾治理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同时,认为雾霾治理必须转变传统的单中心治理模式,开创公众参与视域下的多元主体协作治理新格局,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雾霾灾害所造成的影响。     

论我国雾霾治理的法律法规的完善

我国严重的雾霾问题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我国并非是首个发生雾霾污染问题的国家。由于英美的雾霾问题产生及治理的较早并取得显著地成效,其在雾霾治理方面的立法有一定的经验可循。本文以英美的雾霾治理为视角,通过分析我国目前雾霾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研究英美等国家在雾霾治理中的立法经验,从而找出我国雾霾立法的不足,进而提出完善我国雾霾治理的法律保障机制的建议。     

浅析雾霾天气成因及其防治之策——以合肥市为例

雾霾天气正成为我国新的城市病,给人体健康、气候环境、经济社会发展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合肥作为发展中的中部省会城市,其雾霾天气的出现主要归咎于工业企业超标排污、城镇化大建设粉尘集中污染、机动车尾气排放急剧增多、工业化进程污染量变累计效应等方面因素。治理城市雾霾之痛需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构建政府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合作机制,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科技等多种手段,防治结合,以防为主。     

交通可达性与空气污染:效应识别与机制检验

中国雾霾污染呈现出发生频率高、影响范围广、治理难度大的特点,其发生原因及治理路径是政府和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雾霾的产生会受到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而近年来中国以高速铁路建设为代表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城市间交通可达性的快速提升,有文献开始讨论高铁建设及交通可达性提升对经济产出、产业结构等经济发展的影响,但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未见文献讨论高铁及城市间交通可达性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将交通可达性纳入环境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首先从要素配置效应、产业升级效应、产业集聚效应三个方面提出交通可达性影响雾霾污染的理论假说,并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框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计算城市间的公路、普通铁路及高速铁路出行的最短交通时间作为交通可达性的量化方法,利用中国大陆283个地级城市MODIS及MISR中 PM2.5浓度的栅格数据,对城市间的交通可达性及城市雾霾污染指标进行空间相关关系检验,检验交通可达性对雾霾污染的影响,讨论模型的内生性及异质性,并进一步分析交通可达性对雾霾污染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城市间的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与雾霾污染间存在倒"U"型关系,证实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经验结论也证实交通可达性会显著降低城市雾霾污染,这一结论在中东部城市更为显著;以滞后一期的城市高等学校数量为工具变量,发现上述结论仍然稳健;交通可达性对雾霾的影响中,在短期内可能会有降低或增长雾霾污染的异质性影响,但是从长期看,交通可达性提升有助于降低城市经济间的交通成本和摩擦力,促进经济增长和效率提升,进而降低雾霾污染;交通可达性提升对城市雾霾污染的影响主要通过要素配置效应、产业升级及集聚效应来体现,具体而言,交通可达性提升会通过要素配置效应降低城市雾霾污染,会通过产业升级及集聚效应增加城市雾霾污染。研究认为在处理雾霾污染的过程中,有效的措施包括:通过优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手段,降低要素、技术、产品、产业等在城市间的流动成本,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产品市场共享;针对雾霾污染的空间相关性,构建雾霾防治的城市间联动机制。     

用法治的力量“向污染宣战”

2014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中国主题为＂向污染宣战＂!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5日在两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这让我们看到了冲破雾霾的那一片阳光!坚决向污染宣战,表明了政府防治污染的态度和决心,同时人们更愿意看到政府严格遵守环境保护、污染防治等法律的态度和决心。法律如何实施,直接影响污染防治的效果;而污染防治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