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协同治理路径研究

雾霾环境之下没人可以做到自强不"吸",雾霾天气的危害性逐渐被人们所认知,相关法律政策也不断出台。但是应然的法律跟进与现实的法律滞后、雾霾治理成效甚微的现实引起了人们对传统治理模式的反思。传统的治理模式存在着治理的碎片化及不同部门博弈的"囚徒困境"等流弊。作为新的治理之道,协同治理能够加强能源部门与环境保护部门的合作与协调,促进两个部门信息资源共享与服务渠道的整合。环境法要注意能源生产与消费的可持续发展,能源法要将环境的可承受性作为能源开发使用的出发点,这样才能真正发挥雾霾协同治理体制应有的作用。     

我国城市雾霾天气治理中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

城市雾霾天气越发严重,凸显了我国生态环境的严峻性以及传统发展模式的难以为继。通过从利益、行为、制度及激励四个方面剖析生态文明建设缺失导致雾霾天气的成因,进而在理论分析基础上从协调经济与生态利益、实现主体行为转变,完善生态制度保障以及明确激励方向四个方面提出城市雾霾天气治理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     

雾霾治理与低碳城市建设研究--以江苏常州为例

雾霾天气对人体健康、农业生产、交通等产生一定的危害,应通过立法、优化产业结构、绿化等措施来治理雾霾。建设低碳城市是治理雾霾的最佳模式,也是城市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而文明驱动力、环境承载力等是建设低碳城市的驱动力。本文以常州市为例,分析其建设低碳城市的优势及存在的问题,采用情景分析法,重点从工业、交通、建筑三个方面研究未来的低碳发展目标,并提出了相应的低碳建设举措。     

中国雾霾污染治理的经济政策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同时也伴随着较为严重的空气污染。当前,空气污染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基于1999～2018年我国29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倍差法证实了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对于空气污染具有抑制作用,同时对于经济高增长也发挥了积极影响。异质性研究表明,智慧城市建设抑制雾霾污染水平的效果发生于北方地区、一般地级市以及与省会城市距离较近的城市样本中。进一步研究表明,智慧城市建设是通过降低工业土地出让强度、增加城投债发行次数、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深化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等途径,降低了雾霾污染水平。以上结论表明,智慧城市建设作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实现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相关性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目的探求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关系,找出目前影响区域发展的主要问题所在。方法根据1996—2006年统计数据,使用趋势分析法,统计分析法。结果通过计算得到就业结构偏差系数、相关系数、就业弹性系数等指标。结论认为目前西安市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以下问题：（1）第一产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太低,产生大量劳动力溢出,对第二三产业形成巨大就业压力：（2）调整后的第二产业在产业结构依然属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增加就业作用不强,“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限制了普通劳动力就业;（3）第三产业发展迅速,成为解决就业最有效的手段,但是就业岗位已趋于饱和;（4）西安市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之间存在着不能协同发展的问题。     

公共服务供给与城市雾霾治理

探讨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与雾霾治理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有助于为优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思路。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公共服务供给和环境污染的内生增长模型,在内生增长的框架下分析公共服务供给影响环境污染的传导路径。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2005—2016年中国281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公共服务供给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并检验影响差异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公共服务供给能够显著降低城市雾霾污染,可以将其作为有效降低空气污染的手段之一;（2）中等以上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高对雾霾污染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公共服务供给的雾霾治理效应不断增强;（3）基础类公共服务与民生类公共服务均对雾霾污染产生一定负向影响,前者对雾霾污染的改进作用大于后者;（4）公共服务供给的雾霾治理效果存在一定的地区与时期差异性;（5）公共服务供给通过技术进步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收入规模效应影响城市雾霾污染。其中,公共服务供给一方面能够通过提升技术进步和收入水平对雾霾污染起到抑制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工业比重加剧雾霾污染。研究拓展了公共服务供给和环境治理的相关理论,为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决策以及城市绿色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雾霾的区域性特征及空间关联关系研究——以辽中南城市群为例

辽中南地区是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计划》中要求的重点区域,以2016年辽中南城市群PM2.5日均浓度为雾霾污染测量指标,运用AR模型分析了雾霾的持续性特征,基于格兰杰因果检验和ISM模型讨论了城市间雾霾污染的相互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辽中南城市间雾霾污染存在较强持续性和空间溢出效应,溢出方向为从北向南,以沈阳等城市为中心向周边溢出;城市群内一个城市雾霾浓度的提高,会对周边城市产生冲击.辽中南地区的联防联控应考虑城市之间雾霾污染的相互影响,合理设置雾霾污染防治重点区域,调整产业布局等手段,可以产生更有效的治理效果.     

农村扶贫政策的绩效评估——以陕西省农村扶贫政策为例

农村扶贫政策作用的大小、强弱与方向,始终影响着贫困率的变动,对其进行评估有重要意义。本文尝试对陕西省农村扶贫政策进行绩效评估并为决策者提供政策建议,从而充分发挥陕西省扶贫政策的作用。首先对国内外扶贫政策绩效评估的研究进行了梳理、比较,寻找出适合陕西省农村扶贫政策绩效评估的方法技术。其次,运用目标树作出政策目标从而对陕西省扶贫政策实施绩效进行分析和评估。进而提出完善陕西省扶贫政策的建议。     

财政预算决策弊端与体制机制创新研究——以中央财政出资治理北京及周边地区雾霾为例

本文以中央财政通过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支持北京及周边地区治理雾霾事件为切入点,在肯定中央财政资助积极意义的同时剖析了我国现行财政预算决策的若干弊端：决策体制中财政部门一家独大、决策程序缺乏民主化的机制、决策内容有违效益和公平的法律原则、决策依据缺乏科学性、决策方式不当;进而提出了保证决策正当的若干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主张：财政预算体制由行政主导转向人大＂实位＂、确立＂参与式＂预算的民主化机制、实行公开透明的＂阳光＂预算机制、实现＂可问责＂的预算责任机制、建立科学化的决策体制和程序机制以及绩效预算管理方式、以＂法治化＂保障财政预算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     

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政策工具 选择的政策网络分析：以湘江流域为例

从生态文明和问题导向的视角来看,加强湘江等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已刻不容缓,而政策工具选择是其重要环节和内容。为解决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政策工具选择整体性分析框架缺失和实证分析不足的问题,采用政策网络理论和方法,构建出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六元一轴”政策网络与政策工具选择的整体性分析框架。经湘江流域实证分析,证明其不仅具有解释力,还具有建构性和实践性,可以作为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以及其他类似领域政策网络分析和政策工具选择的整体性分析框架。最后,从行动者、行动者关系、资源配置、互动规则、价值认知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对雾霾污染影响研究

雾霾污染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雾霾污染的产生虽与自然因素有关,但主要受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以长江经济带作为研究区域,基于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城市PM_2.5和产业结构的相关数据,通过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分析产业结构优化对城市雾霾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整体来看,产业结构优化能显著抑制PM_2.5,减少雾霾污染。异质性检验表明,省会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对PM_2.5具有显著抑制效果,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其影响不显著;分地区来看,下游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对PM_2.5影响显著为负,而中游和上游地区存在产业结构优化对PM_2.5正向影响的情况。此外,人均GDP、人口密度、外贸进出口和固体废物利用率等变量对PM_2.5具有不同的影响。因此,针对雾霾污染既要跨区域联合治理,又要分地区差异化治理,发挥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的协同效应,从产业结构布局、生态环境治理和财政投入等方面为治理雾霾提供有利条件。     

浅析雾霾天气成因及其防治之策——以合肥市为例

雾霾天气正成为我国新的城市病,给人体健康、气候环境、经济社会发展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合肥作为发展中的中部省会城市,其雾霾天气的出现主要归咎于工业企业超标排污、城镇化大建设粉尘集中污染、机动车尾气排放急剧增多、工业化进程污染量变累计效应等方面因素。治理城市雾霾之痛需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构建政府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合作机制,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科技等多种手段,防治结合,以防为主。     

城市旅游产业部门竞争力分析——以西安市为例

本文利用偏离-份额分析方法,以旅游外汇收入为指标,对西安旅游产业结构进行了动态分析,结果表明西安旅游产业在全国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其中,购物、餐饮、住宿和邮政通讯成为西安市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优势旅游产业部门,游览、娱乐是西安目前不具竞争优势、但具有发展潜力的旅游产业部门,长途运输和市政交通属于西安竞争力弱的旅游产业部门.     

金融科技发展调查研究——以陕西省西安市为例

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检验出影响西安市金融科技发展的因素,并分别从内外部环境两个方面进行归纳总结,分析金融科技在西安市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在外部环境方面存在行业规范、政府监管、社会监督不足的问题,在内部环境方面面临企业配置及服务不到位、企业内部风险控制不足和企业自身信用低的问题.本文认为针对外部问题,应该从完善行业制度规范、加强市场准入标准,完善金融科技监管机制、提高企业配置及服务、加强企业内部风险控制和增强企业自身信用水平着手解决.     

以环境税治理雾霾的减排效果及减排成本——基于动态多区域CGE模型

建立多区域动态CGE模型,将中国划分为京津冀、环京津冀、中部、长三角、东北、西北、西南、珠三角和南部九个地区,并按雾霾严重程度划分为高污染地区和低污染地区两组。设定三种不同的模拟情景,从空气质量、硫税税率、减排成本、各行业总产出等多个维度评价政策影响。模拟结果显示：（1）在基准情景中,直至2030年九个区域的空气质量均无法达到国家一级标准,其中四个地区甚至不能达到二级标准。（2）当前环保法规定的硫税税率偏低,远低于减排成本,无法根本扭转雾霾问题。（3）减排的平均成本、边际成本与当地经济对能源开采的依赖程度高度正相关,东北、西北等富煤地区的减排成本最高,2030年边际减排成本可达50~70万元/吨。相对而言,珠三角和南部地区由于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均较低,减排成本处于九个区域的最低水平,2030年边际减排成本仅为30~45万元/吨。（4）硫税等环保税政策导致煤炭行业严重萎缩,在最严厉的模拟情景（B03）中,2030年煤炭总产出相对于基准情景下降70%以上。（5）在各区域实施不同政策的情景（B01和B02）中,高污染产业会由紧约束地区转向宽约束、无约束地区,即存在所谓的“监管泄露”现象。     

党群服务中心参与基层治理的路径研究——以温州市为例

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发展、社会不稳定性因素的增加,基层治理工作难度加大,提高基层治理水平是党和政府在新时代需要面对的新课题。本文通过党群服务中心参与基层治理的作用发挥和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进一步理清党群服务中心参与基层治理的优化路径,推动党群服务中心更好发展、更有效参与基层治理,加强党在基层的执政能力,拉近党群关系,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新格局。     

农村积分制助推乡村治理有效的实践逻辑与优化路径——以S村积分制治理为例

乡村治理是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创新乡村治理模式至关重要。积分制作为一种创新模式,有利于助推乡村实现全面振兴。S村以“道德银行”建设为依托,以“十星农户”评选活动为载体,将村民行为量化成有形分值,存入道德存折并兑换物品以及收获荣誉奖励的运行实践表明：农村积分制在乡村治理领域有其特定内涵、运行过程及基本特征。积分制治理双向耦合的动员响应机制促进治理主体激活,目标量化的激励约束机制促进治理目标实现,主体整合的多元共治机制促进治理能力再造,成为助推乡村治理有效的关键点和重要驱动力。但积分制治理可能存在理想偏差,因此要综合考量各治理要素、发挥基层党组织“四力协同”作用、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引入社会力量持续参与,为积分制助推乡村治理有效“保驾护航”。     

山东省农村生活环境污染治理:政策特征、成效、困境与路径优化

农村生活环境污染治理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现实要求。本文在总结2008年以来农村生活环境污染治理政策特征的基础上,从饮用水安全工程、生活污水处理、生活垃圾治理、厕所改造、危房改造五个方面分析了山东省农村生活环境污染治理的成效,明确了治理中依旧存在的难题,并从思想意识、治理能力、扶持体系、责任制度四个层面提出了山东省农村生活环境污染治理的对策。     

我国青年政策优化的价值基点与路径选择

随着人本理念在当代政府治理中的丰富与发展,现阶段我国各类公共政策改革与创新的价值基点逐步转向以人为本的政策理念。本文认为,以人为本的政策理念理应成为我国公共政策的重要子系统——青年政策改革的元规则。遵循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理念,是青年政策提升绩效、优化过程的重要途径,这必须首先着眼于青年政策规划环节的关键要素,推动政策的目标设定层面、方案选择层面、主体支持层面的全景式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