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双碳的能源产业和金融政策体系设计思考

全球能源低碳转型持续深化，技术创新和技术竞争不断升温，双碳转型对中国而言既是承担大国责任、实现技术和产业升级、实现国家能源安全自主的历史性机遇，也会给以化石能源为主的传统能源系统带来巨大挑战。能源转型过程在较长时期内面临绿色、经济、安全的多目标权衡?“不可能三角”问题，为此有必要构建“1+N”双碳政策体系，以克服单个减排政策的局限性。而构建完善双碳“1+N”政策体系需要把握其内在特征:多政策交互、主体微观特征丰富、转型风险复杂，把握内在特征是构建政策体系的关键问题。综述关键问题领域的研究进展，按照政策实证评估和政策仿真两条方法论主线，提出只有通过事后评估与事前仿真、传统研究方法和大数据等新型研究方法相结合才能更好地构建、完善双碳“1+N”政策体系，推动平稳实现中国社会经济在双碳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巨大变革。     

“双碳”目标赋能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机理、路径及保障机制

“双碳”目标是国家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必将持续赋能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和发展。“双碳”目标通过突出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节能减碳内涵,倒逼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促使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协同减碳,促使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成为全球潮流的机理赋能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双碳”目标通过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升级、实现产业结构绿色转型、促进消费结构低碳发展、强化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应用等路径,推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和发展。要建立宣传教育机制、制度保障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协同转变机制等保障机制,确保“双碳”目标赋能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路径顺利推进,为实现“双碳”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碳金融助力湖南“三高四新”战略发展:现状、机遇与框架构建研究

低碳经济已成各国发展重点,碳金融应运而生。当前,湖南碳金融在区域发展、激励机制以及衍生品创新等方面存在不足,但在稳步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健全和完善湖南碳金融发展体系对于推进“三高四新”战略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碳金融可通过推动能源转型、加快产业升级、促进消费升级助力“三个高地”建设；另一方面,碳金融亦可通过建设信用体系、巧用碳减排工具、主导产业集群、突破信息技术来践行“四新使命”。为此,湖南可从新发展理念、系统观以及奋斗精神等方面入手构建碳金融发展框架,并利用好碳金融发展机遇为区域协调发展与全国产业优化协同发展贡献湖南智慧、提供湖南方案。     

碳中和目标实现下中国转型发展路径研究

碳中和目标不仅会促进中国能源系统低碳转型，也将推动中国经济结构发生转变。研究梳理了碳达峰国家达峰时的能源结构、经济特征和重点领域碳中和政策，从而识别出需重点关注的减排措施和低碳政策。基于此，利用中国能源经济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综合模拟了四种类型减排政策（组合）对中国宏观经济、能源和排放的影响，分析了中国在碳中和目标约束下的碳排放路径、行业减排规划、能源深度脱碳进程等多个层面的转型发展方案。研究表明，1 295个组合政策情景中仅有48个政策组合可实现碳中和目标，减排任务艰巨；要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国能源排放需在2029年前达峰，峰值不超过104.2亿吨，2040年和2050年的碳排放量需控制在77亿吨和45亿吨以下；化石能源、电力、重工业和轻工业是重点减排部门，不同时期需重点聚焦的部门需要动态调整；加快能源结构向非化石能源转型，强化电能在终端用能中的主体地位，206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超过81%，终端电气化率需提高至74%；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整体经济代价可控，2020—2060年GDP年均增速有望保持在3.46%左右。     

“双碳”目标下我国光伏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难点与对策

随着我国碳达峰、碳中和时间表的提出,大力发展绿色清洁能源、建立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低碳消费和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我国光伏产业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历史机遇,但目前光伏产业还面临着产能过剩、低碳核心技术欠缺、融资成本高、碳交易市场不够健全等挑战。光伏作为最大的绿色能源在未来仍有广阔发展前景,“双碳”目标下若在数字化转型、核心技术突破、绿色金融创新、碳交易市场完善、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采取有效举措将为光伏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巨大的动力。     

“双碳”目标下黄河流域农业生态效率的动态演进与收敛特征

“双碳”目标下推进黄河流域农业生态效率提升,是推动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在农业减排固碳的发展要求下,以落实农业“双碳”目标为着力点,运用超效率SBM模型、Dagum基尼系数和收敛检验方法,测度2006-2021年黄河流域农业生态效率的时序演进、空间差异和收敛特征。结果表明：黄河流域农业生态效率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但整体农业生态效率水平偏低,形成了“下游领跑、中游追赶、上游落后”的空间格局;黄河流域内农业生态效率差异逐渐扩大,差异主要源自超变密度,区域内差异由低到高依次为上游、下游和中游;黄河流域整体及上、中、下游的农业生态效率不存在σ收敛现象,但都存在显著的β绝对收敛和β条件收敛,种植业产值、机械化水平、农业产业集聚度、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等因素对β条件收敛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中国碳锁定的行业差异分解与解锁路径分析

采用脱钩理论、投入产出法分析中国碳排放的锁定状态及各产业部门碳锁定的演变特征.研究发现:2002—2012年,中国碳排放锁定状态主要集中在相对解锁和增长锁定这两种状态,并未出现绝对锁定或绝对解锁的状态;综合碳锁定系数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碳锁定形势在整体上得到了显著的改善,部门内碳锁定系数和部门间碳锁定系数都出现较大的下降幅度;依据产业部门的碳排放特征可将其分为高排放高锁定、高排放低锁定、低排放高锁定、低排放低锁定四种行业类型.摆脱碳锁定,实现碳解锁,应推进产业的转型与升级,加强重点行业的减排工作;加强低碳技术研发,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大力推广低碳消费,树立科学的低碳消费观念.     

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路径研究——从“资源诅咒”到“资源祝福”

资源型城市一直面临着严重的经济转型难题,如何将“资源诅咒”变成“资源祝福”渐趋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话题。文章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论述资源型城市“资源诅咒”的原因以及顺利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逻辑,在系统介绍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模型(GIFF)的理论框架基础上,以大同市作为典型案例来阐述该框架的应用以及转型升级过程中政府的因势利导作用,提出以“有为政府”干预引导资金和资源向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非资源型产业倾斜,并消除限制产业发展的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进而为资源型城市转型提出一个由“资源诅咒”到“资源祝福”的正确思路。     

“双碳”目标下的低碳试点效果再评估

中国作为探索和实践“双碳”目标的“先锋”,低碳试点的先试先行为其低碳转型作出了有力探索。既有研究大多肯定了低碳试点的积极成效，但部分研究也指出了低碳试点存在的困境。在低碳试点陆续结束和中国迈向“双碳”目标之际，对低碳试点的低碳状态和减排趋势进行再评估。研究结果表明，三批低碳试点的效果可能并没有大多评估研究认为的乐观，低碳试点整体上尚未达到和形成显著的低碳状态和减排趋势。仅有2010和2012年开始的第一、二批低碳试点显现出碳减排的趋势，但其依然未进入低碳的状态；2017年开始的第三批低碳试点在减排趋势和低碳状态上均未显现出显著的效果。在政策试验阶段，低碳试点缺乏上位法律、总体规划和核算体系的指导以及相容的激励机制，这对其维系低碳发展效果产生了挑战。在迈向“双碳”目标阶段，国家层面需要加强制度安排的指导性和激励机制的相容性，完善应对气候变化法律体系，增强规划可行性与约束力，构建激励相容的长效机制，确保地方层面低碳政策设计和执行的综合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我国西北地区碳达峰碳中和实现路径研究

碳达峰碳中和是破解我国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构建低碳经济体系、倒逼能源转型,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我国西北地区以化石能源为主,风力、光伏资源富集,双碳目标的实现可有效解决西北地区经济落后的现状,对该区域可持续发展有积极意义。在分析国内外碳达峰碳中和研发、实施情况及西北地区双碳现状的基础上,提出西北地区双碳目标的实现路径,即立足于西北地区资源能源禀赋,坚持可持续发展,先立后破,推动能源低碳转型平稳过渡原则。继而提出加快碳捕集技术研发及应用;以再生能源促电力系统转型;重视储能技术研究;加速西北地区碳交易市场建设;通过生态建设提升荒漠碳汇功能的解决方法,以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创新使西北地区逐步达到碳中和。     

碳金融结构转换与中国低碳经济发展——基于制度创新视角

国际国内双重压力成为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硬约束,发展低碳经济有赖于低碳能源、低碳产业转型、低碳城市建设、低碳技术的创新与政策激励等,但更离不开碳金融的支撑,因而建立一个具有较高资源配置效率、拥有多种金融工具的低碳金融体系是必然要求。本文通过构建低碳经济与碳金融联动发展的四螺旋结构模型,分析了我国碳金融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用系统方法思路解决我国碳金融发展中的困境,实现碳金融与低碳经济的"联动效应",并针对碳金融体系的完善提出相关建议。     

论“双碳”战略推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与实现路径

“双碳”战略和共同富裕目标在时间跨度上基本重合,意味着在统筹效率和公平的基础上,增加了碳排放这一维度。本文分析了“公平—效率—排放”之间的传导机制,提出通过对“碳产权”进行分配,能够产生结构调整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可以起到降低“公平—效率—排放”之间的负效应、增强正效应的效果。鉴于我国碳交易市场“国家和地方”两级管理的体制,碳交易机制设计不仅需要解决行业间初始碳排放分配的问题,更需要从省级层面予以解答。本文尝试提出“双碳”战略推进共同富裕的一种路径：在权衡经济发展与减排行动的基础上划定“排放红线”;在综合权衡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后进行碳配额分配;最后,从生产部门和居民部门的角度提出绿色转型的行动方案。     

节能减排约束下黄河流域旅游生态效率的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

基于2010—2019年黄河流域沿线9省(区)的面板数据,采用非期望产出Super-SBM模型、标准差椭圆、重心模型和冷热点分析等方法分析节能减排约束下黄河流域旅游生态效率的时空分异和集散特征,并采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节能减排约束下黄河流域旅游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黄河流域旅游生态效率高值区稳定分布于内蒙古,低值区多位于黄河流域的西部省(区),整体呈现出“中部>东部>西部”逐步递减的空间分布格局;黄河流域旅游生态效率存在显著的集聚特征,旅游生态效率重心呈现出向“西南—西北—东北”方向移动的趋势;旅游业产业结构、旅游业技术水平和政府规制力度对黄河流域旅游生态效率影响的空间异质性显著,而旅游业经济规模和旅游业对外开放水平对黄河流域旅游生态效率影响的空间异质性不显著。据此提出,应进一步调整旅游产业结构以优化边际旅游投入产出,加强低碳技术创新以推进旅游产业绿色发展,重塑低碳旅游认知以健全旅游生态保护机制等,以期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     

碳锁定突破的非政府组织参与研究

低碳发展已成为关系到全球能源、环境、经济、政治的重要国际议题。要完成经济结构低碳转型,实现低碳发展,需要突破高碳锁定的困局。然而系统一旦进入碳锁定状态,要实现路径突破会十分困难,往往需要引入外生变量。非政府组织作为有能力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第三方,是推动碳锁定突破的有生力量,其广泛且深度的参与有利于构建多主体、多中心、多层次、网络化、多元化与民主化的碳锁定突破路径。非政府组织可以通过充分发挥引导认同机制、组织学习机制、“鲶鱼”激活机制与网络联结机制的作用推动碳锁定突破,促进低碳路径的形成与演进。     

四川省近零碳排放园区建设的路径探索

党的二十大明确要求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和碳中和。工业、产业等园区是碳排放集中区域,推动园区绿色低碳发展、开展近零碳排放园区建设是四川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举措。当前,四川省碳排放的主要特点是:碳排放量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工业是碳排放的核心产业领域;煤炭消费碳排放量占据主导地位;清洁能源消费占比正在逐年提高。为了推动和优化四川省近零碳排放园区建设,为未来经济增长提供可持续的动力,应通过实施园区差异化建设、推动产业低碳转型、重视降碳技术研发应用、数字赋能碳排管理、积极布局生态碳汇等举措,不断推动四川省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成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的思考

气候变化已成为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世界共同的责任。作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强有力经济手段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简称碳市场),近年来迅速发展。2017年是我国碳市场进入全面快速发展的关键之年。成都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及国家低碳试点城市,开展碳市场建设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论文认为成都碳市场建设近期应在四个方面开展工作:搭建西部碳交易中心平台,为充分发掘西部地区生态资产和碳资产提供有力支撑;响应国家统一碳市场建设,加强碳交易基础能力建设;实施"碳惠天府"计划,推动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的低碳转型;构建具有成都特色的碳金融体系,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推动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总体目标。     

两型社会背景下株洲市创建低碳城市的战略研究

作为长株潭城市群的重要一极,株洲市面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方式亟需低碳转型的严峻现实。基于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背景,根据国内外低碳城市的发展实践,株洲低碳城市的创建,应选择包括低碳产业、低碳交通、低碳建筑等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发展路径。创建内容主要包括低碳产业振兴、低碳城市交通、低碳建筑节能等七大主体工程。创建战略就是在政策机制(包含规划)创新化、经济发展低碳化、能源结构合理化、城市生活绿色化、生态环境田园化等五大领域寻求对策。     

碳定价对中国电力行业碳达峰的影响

电力行业是中国碳排放量最大的行业,电力行业的低碳转型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能源系统的高碳特征。利用TIMES模型构建了2010—2050年电力行业低碳路径分析模型,设计了不存在碳市场的参考情景和引入碳价格的碳定价情景,研究了两种情景下的电力行业碳排放、装机容量等关键指标的变化情况。在参考情景下,电力行业碳排放量在2027年达峰,峰值约41亿t,随后碳排放量缓慢下降到2050年的37.6亿t。在碳定价情景下,电力行业能够较早地实现碳排放峰值。碳定价过低无法发挥碳价格的减排效果,碳定价过高则给火电厂带来过高的近期成本,建议碳价格在60~125元/t之间运行。     

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如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基于合成控制法的实证研究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探究典型区域“双碳”目标的实现机理和内在规律，对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本文运用合成控制法与中介效应模型评估了中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发现：在考察期内，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碳减排成效总体优于全国其他地区，示范区建设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引领作用；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碳减排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福建、贵州和云南的碳减排成效较为突出，江西的碳减排成效尚不明显；环境规制、结构优化、生态碳汇等因素在示范区碳减排过程中发挥着链式中介效应，其中生态碳汇的中介效应较为突出。尽管示范区建设未诱发明显的技术创新中介效应，但是，技术创新在抑制示范区碳排放过程中发挥着直接显著的作用。为此，深入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建立以“双碳”为目标导向的生态系统治理多元规制体系，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推动生产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加强零碳负碳技术创新促进区域生态系统碳平衡。     

能源生态效率对碳排放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以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为例

在“双碳”目标下,提升能源生态效率对于实现碳减排和促进我国经济绿色发展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出各城市2009—2019年的能源生态效率均值,构建地理、经济和综合3种空间权重矩阵,利用莫兰指数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究能源生态效率和碳排放的空间分异特征与影响作用关系,并对影响碳排放量的主要因素进行识别和分析,旨在为长江经济带低碳绿色发展提供科学依据。研究结果表明：从时序上看,长江经济带各城市整体能源生态效率均值呈波动上升趋势;从空间上看,长江经济带各城市能源生态效率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在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城市碳排放总量呈缓慢增长趋势,碳排放强度呈逐年下降趋势,各城市碳排放量存在着显著的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特征,高-高集聚特征主要集中在下游城市群,低-低集聚特征主要集中在上游城市群。能源生态效率和城市规模水平与碳排放量显著负相关,产业结构系数、工业集聚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度等几个因素与碳排放量显著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