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的理论思考

按照舒尔茨的观点,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育、职业培训、医疗保健和迁移等方面的费用。在我国现阶段,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表现对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劳动者技能培训及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投入,这些投入有助于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而农村劳动力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其非农就业转移,包括影响选择非农就业的意愿、非农职业选择的能力和非农就业的稳定性。为此,要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必须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能力评价体系

运用 AHP 方法构建包括4个层次16项指标的非农就业能力评价体系,并利用来自贵州农村的1245个有效样本,计算各地非农就业能力综合指数。结果显示：就贵州而言,人力资本对非农就业能力的影响最大,家庭环境因素对非农就业能力的影响最小;贵州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能力普遍较低,非农就业能力最高和最低的分别是贵阳市和铜仁市。建议加大对农村人口人力资本的投入力度,提高劳动力非农就业能力。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载体及其扩容

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必须在国家改革和与发展的宏观层次上对要素配置进行统筹考虑,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从根本上寻求新的途径。本文对我国未来非农就业的主要载体以及就业载体扩容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等进行了阐述。     

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家庭收入效应——基于山东潍坊的调查

基于2008年山东省潍坊市的农村家庭住户调查数据,构建一个半对数模型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家庭收入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数量与受教育水平有助于提高家庭总收入,非农经营活动对家庭收入影响最大;劳均耕地面积与农村家庭总收入之间成U型关系。其结论的政策含义是：提高农村家庭收入水平,关键在于政府普及农村教育培训;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和产业政策,促进农村劳动力个人创业和非农就业;逐步开展农地流转,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并采用CFPS2018年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能正向显著促进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行为的发生,相较于未使用互联网的农村女性,使用互联网上网的农村女性其选择非农就业的概率高7%;进一步研究发现,通信支出在互联网使用与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受教育程度以及地区差异均会对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状况产生影响。最后,本文从加强农村互联网的建设和加大对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帮扶的角度提出对策。     

劳动力禀赋、非农就业与相对贫困

基于脱贫攻坚决战决胜的现实背景,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农村家庭样本,探讨劳动力禀赋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非农就业在影响机制中的作用。研究表明:22.8%的农村家庭样本存在收入上的相对贫困;劳动力禀赋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具有显著影响。且不同禀赋特征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其中劳动力数量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的发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等质量特征变量表现出了显著的负向影响;非农就业在劳动力禀赋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机制中起到中介作用。提出应建立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适度增加非农就业机会,鼓励农村家庭人力资本开发,建立农村弱势群体的相对贫困识别体系及相应的政策支持体系。     

劳动力市场建设与促进非农就业的战略选择

劳动力从传统农业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内在要求。本文通过对我国就业制度演进和劳动力市场发展历程的分析,指出阻碍当前农民工非农就业的诸多因素,并从劳动力市场体系建设的视角提出促进农民工就业的政策建议。     

基于供需平衡的农民非农就业模式探析

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之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就业问题。农民非农就业模式应着眼于实现政府、企业与农民三者的联动。政府应使产业结构合理化,并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力度,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中小企业要保持竞争优势,增加非农就业需求农民应提高就业能力,向劳动力市场提供有效供给。     

农地确权、细碎化与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

基于2016年江西省7个地区13个县(区)1402份农户调查数据,以农地细碎化为中介变量建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地确权对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转移比例的影响。结果表明:农地确权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提升农地产权强度、增强农地产权稳定性预期、提高农地产权排他性能力直接促进,而且通过固化农地细碎化格局间接产生正向影响。为此,要继续推进并完善农地确权工作,充分发挥确权的积极效应,防止传统确权方式固化农地细碎化格局,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     

城镇化与农村宗族文化

运用2009年和2014年在安徽4个县7个行政村进行的长达9个月的田野调查所收集的数据,探讨城镇化对一般宗族文化和地方宗族文化、宗族观念产生的影响,以及在城镇化过程中血缘和亲族关系所发生的变化.一般来说,那些拥有城市工作经历并受过相对良好教育的中青年村民,更倾向于拥抱新的世界,男性村民比女性更为传统.城镇化过程中,个人主义土扬,族人关系淡化,农民正大踏步从大家庭转向小家庭,与包括远亲在内的族人关系不断疏远,而与近亲和家人的关系却有所改善.在涉及祖先崇拜、孝道、家庭、国家、修谱等价值观上,多数受访者的回答仍然带有强烈的传统色彩,体现了文化的历史延续性.同时,地区文化历史传统仍然保持着强大影响力,文化的变迁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城镇化对进城农民身上的传统文化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可能要缓慢得多.     

非农就业、母亲照料与中国农村儿童教育

采用2011年国家统计局江苏省调查总队在江苏农村地区调查的数据,分析了非农就业、母亲照料对儿童教育的影响。与不工作或仅从事农业劳动的个体相比,当期参与非农工作的母亲,其子女的学习表现更好,母亲从事非农工作所带来的收入增加的正面效应超过了照料时间或质量下降的负面效应,正面效应能超过负面效应的主要原因是,样本中有74.42%的母亲在本乡或本县范围之内工作。研究看不出来母亲在儿童的学前阶段从事非农工作对其子女日后学校成绩的影响。儿童在3-6岁期间主要由母亲照料,会显著提高他们的学习表现,而在0-2岁期间由母亲照料的效应并不明显。     

影响农民非农就业的微观因素分析——基于全国7506个样本的实证研究

我国是农业人口大国,农村劳动力向非农行业转移时农民增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影响农民职业非农化的因素多种多样,本文从农民自身条件出发,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各种微观因素对农民从事非农职业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素质问题探讨--基于江浙部分农村的调查

利用江浙两省4个乡镇1107位农村劳动力的调查资料,就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素质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偏低,且发展不平衡;农村劳动力素质与其就业方式具有正相关性,非农就业劳动力素质最高,而纯农就业劳动力素质最低;农村劳动力素质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具有完全一致性,某些维度上农村劳动力素质的变迁滞后于或者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     

新时期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就业的新特点

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已经从需求主导转向供给主导,且年轻劳动力呈有限供给;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增多,并有向东部集聚趋势;主要在城镇的非正规部门就业且成为城镇劳务市场供给的主流,新生代成为农民工的主体;非农转移的领域仍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稳中有升;由于缺乏社会保障机制,劳动力非农转移具有不稳定性和不彻底性.     

互联网使用、非农就业与农机社会化服务——基于CLDS数据的经验分析

基于CLDS2016年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以及条件混合过程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互联网使用对农户采纳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影响及其机理.结果表明:使用互联网可以使农户采纳农机社会化服务的概率提升9个百分点,在进行稳健性检验与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后,所得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的研究验证互联网对农户采纳农机服务行为的个体差异性,发现互联网对农户采纳农机服务的影响主要存在于中等收入阶层、高学历水平以及较多社会资本群体中;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行为在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户采纳农机社会化服务中起到完全机制作用.因此,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可忽视互联网对于农业发展的积极作用,应不断完善农村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户对于互联网的应用能力.     

非农就业对耕地撂荒的影响 ——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探究了非农就业对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程度的提高将显著促进耕地撂荒,这一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2)通勤成本在非农就业对耕地撂荒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3)与地块特征和地域特征相比,家庭特征对耕地撂荒的影响更为明显,由此印证了耕地撂荒通常是兼业农户应对耕地边际化局面所做出的理性选择.基于此,本文建议从完善农业补贴政策、引导耕地流转和托管、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和降低兼业农户通勤成本四方面精准施策,以有效遏制耕地撂荒和挖掘保供潜力.     

山东临沂城市化进程的障碍与突破——基于非农就业问题的研究

在近几年的山东临沂城市化进程中,政府主导下的城市化战略和制度设计等因素不仅使城市化成本有所提高,而且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市吸纳非农就业的能力,致使城市提供足够非农就业机会的能力下降,严重影响了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为此必须针对相关制约因素,采取有效对策,实现城市化进程与非农就业增长的同步协调发展.     

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分析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数据,考察了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采用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后的研究结果表明,非农就业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的可能,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非农就业通过影响工资性收入、社会网络规模、互联网使用以及土地转出来提高农村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的可能性。进一步研究表明,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市场参与的促进作用在金融市场和法治环境发达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此外,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风险性金融市场的参与广度有显著提升作用,而对参与深度的提升不显著。文章的研究结论对缓解农村地区金融市场“有限参与”、实现金融普惠具有一定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