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绿色信贷政策与污染企业金融化的关系

绿色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限制污染企业的非环保生产、增加环境规制是落实环境保护政策的主要内容,金融部门从资金角度出台了一系列绿色信贷政策。绿色信贷政策在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同时,也可能导致部分工业企业遭受更强的融资约束,加速资本脱实向虚。选取2006—2020年期间的工业行业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探讨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和行业竞争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绿色信贷政策显著提高了污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民营污染企业的促进效应强于国有污染企业;融资约束上升承担了显著的中介机制,但仅存在于民营企业中。研究还发现,行业竞争将弱化绿色信贷政策的企业金融化正效应。     

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以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为例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绿色信贷政策的推行引导企业向绿色生产方向转变。对于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绿色信贷政策通过融资惩罚效应对企业环境绩效产生约束作用,同时通过创新补偿效应、环境信息披露效应以及地区环境规制效应激励企业提高其环境绩效,整体而言,绿色信贷政策对于企业经济效益的负向影响小于其对企业环境效益的正向激励,证明绿色信贷政策显著提高企业环境绩效。此外,研究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异质性,其对于国有企业及中小型企业激励作用较大,且对于不同地区的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不尽相同。     

绿色金融赋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与机制研究——基于“市场-政府”双螺旋支持下的效力检验

借助《绿色信贷指引》这一政策事件,结合上市企业2007—2020年数据,基于双重差分的准自然实验方法,检验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有效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并对于国有企业、低碳试点城市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具有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发现,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改善企业财务状况、优化企业投融资行为并改善市场主体的外部预期,这些都有助于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特别地,绿色信贷政策离不开“市场—政府”双螺旋的重要支撑,在有效的市场化环境和有力的财政科技支出支撑下,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边际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区域产业依存度能改变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吗?

绿色信贷政策作为提升创新效率、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已由中央及各地政府落地实施,但其效果因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产业依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而差强人意。从区域产业依存度是否影响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出发,以2015年的《能效信贷指引》为外生冲击变量构造准自然实验,选取2009—2020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利用PSM方法进行分组,运用DDD方法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会显著提升重污染企业的创新效率,且对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影响更为明显;进一步,利用区域产业依存度分组分析发现,较高的区域产业依存度会削弱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且通过DEA分析发现该类企业存在一定程度的创新效率损失。因此,在推行绿色信贷政策时,需考虑区域产业依存度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以保障提升发展效率,推进绿色发展速度,实现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促进绿色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基于2007—2020年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并匹配数字化关键词和绿色专利等数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我国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且该影响在考虑各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效应随着专利类别、企业成长阶段、制度壁垒、融资约束、生存能力和技术需求等的不同而表现出一定差异。政府绿色补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在考虑专利周期后结果依旧稳健。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成本、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及增加研发投入等方式，提升绿色创新水平。本文研究结论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绿色创新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政策启示。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融资约束中介效应的检验

采用Wind数据库2007—2019年出口型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使用Huang和Luk构建的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并进一步验证融资约束在其中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中国出口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显著,同时融资约束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出口企业研发投入。此外,异质性出口企业的研发投入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存在程度上的差异,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民营企业和年轻企业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而对国有企业和成熟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国家在制订和调整贸易政策时,应全面权衡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与出口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以更好地服务出口型企业。     

绿色信贷能够降低企业污染排放么?——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检验

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是否能够达到减排效果,同时如何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协调,是各方关注的问题。本文利用2005-2009年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与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以2007年《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的发布作为外生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分析了绿色信贷对企业排污量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抑制企业排污行为,但并非通过主动研发与技术升级的途径而实现,而是通过融资约束对重污染企业的实体经营造成负面冲击,进而使得企业被动缩减生产规模,进而实现减排。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来自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13—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的重污染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异质性环境规制、融资约束和企业绿色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融资约束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中起到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此外,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均存在促进作用,且融资约束均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在东部地区,环境规制的增强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来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而在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虽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但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绿色信贷政策干扰了市场定价吗？——来自中国钢铁企业的证据

为了顺利实现“双碳”目标，综合运用金融工具开展事前预防和前端治理很有必要。但是，绿色金融工具可能影响市场原有的竞争格局和定价，进而影响社会福利。为此，文章以钢铁行业为例，利用双重差分法(DID)集中考察绿色信贷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市场势力及定价机制，从而为政策非竞争中性干预市场价格的机制提供一个直接证据。研究发现：总体上，绿色信贷政策加强了企业市场势力，该结论经过四种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存在成本叠加效应和技术占优效应两大机制，成本叠加效应导致高成本企业更有动力在绿色信贷政策冲击时提升加成率，因此企业可能通过涨价的方式将成本向下游转嫁；技术占优效应导致高技术企业更有能力在绿色信贷政策冲击时提升加成率。融资约束对绿色信贷政策的效果起调节作用，同时会加强成本叠加效应，削弱技术占优效应。政策效果在企业所有权属性和所在地区层面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     

法治环境、融资约束和企业研发投入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研发投入则是提升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在我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背景下,探索宏观制度环境与研发投入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以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法治环境以及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良好的法治环境能够促进企业研发投入,融资约束会抑制企业研发投入;良好的法治环境能够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法治环境和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上述影响以及法治环境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抑制效果,主要体现在探索式研发中。并且,法治环境的正向调节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中更加显著。因此,应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和金融法治化改革,它有助于破除企业研发投入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而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和潜力。     

双循环背景下高铁建设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基于信息不对称与融资约束的视角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破除区域间要素自由流动的传统障碍,是推动供给与需求侧改革、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协调发展、加快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环节。以高铁开通为准自然实验场景,基于信息不对称与融资约束视角,探讨了高铁开通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对企业创新投入产生了政策合意的积极影响,其中,对中小型企业、高技术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的影响更为明显。进一步,通过对影响机制的考察发现,直接融资约束的缓解是企业增加创新投入的重要原因。     

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绿色创新的影响

以2010—2019年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绿色创新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并从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视角检验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重污染企业中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在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和绿色创新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具体来说，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可以有效降低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进而促进绿色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仅在国企、大规模企业和东部地区成立。这为环境信息披露政策的制定、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和推进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     

政府参与下绿色信贷对企业碳减排的影响——基于政府、银行和企业三方演化博弈

绿色金融以绿色信贷为核心,是我国推动绿色发展和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力量。文章通过引入地方政府的约束激励,构建了一个“政府—银行—企业”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以探究政府介入下绿色信贷对企业碳减排的影响。研究发现:目前我国资源型企业在绿色转型中,绿色信贷体系缺乏演化均衡策略,出现政府消极监管、银企合谋、企业“漂绿”等现象;政府补贴政策对银行绿色信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需慎重设定补贴系数以保持市场刺激并避免政府亏损;银行绿色信贷成本对其战略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商业银行仅在有利可图时积极参与绿色信贷;在银行业,扩大信贷规模带来的潜在风险较大,需要更多资源投入,因此银行不愿承受较大的借贷风险。基于此,文章建议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明确政策、设立专项基金、建立评估体系、设置适当补贴系数、采用阶段性调整以及建立风险分担机制,以推动形成绿色信贷体系。同时,银行可通过技术创新、风险管理和行业合作来降低绿色信贷的运营成本。     

融资结构对高端装备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高端装备企业技术含量大,产业地位高,其技术创新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实现.高端装备企业创新投入大,而不同融资方式影响到企业的创新效率.以我国A股上市高端装备企业2007-2017年间相关数据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研究内源性融资、股权融资、债务融资三种融资方式对高端装备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三种融资方式均能显著正向促进企业的创新效率,且内源性融资对创新效率的提升最为明显,其次是股权融资,最后是债务融资.高端装备企业应扩大留存收益以提升创新效率,政府也可加大对其财政及融资政策的支持.     

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的异质性效率激励——基于Meta-Frontier DEA框架的实证研究

绿色信贷政策是助力实现中国“双碳”目标的重要举措。以往国内的绿色信贷主要依靠国有银行推动，随着政策体系的完善，非国有银行也开始系统性地在信贷业务中落实环保原则。论题结合商业银行履行环境责任的阶段划分假说，提出中国国有银行与非国有银行的绿色信贷发展阶段存在差异，并分析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绿色信贷对以上两类银行经营效率产生的影响。本研究利用Meta-Frontier框架下的DEA方法测算了中国28家上市银行的经营效率，并将该效率值分解为技术创新效应与技术领导效应。在此基础上的Tobit回归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促进了两类商业银行总体经营效率的提高，但其对国有银行效率的正向边际影响更强，国有银行的技术创新效应更加显著。这种异质性效率激励作用使得国有银行与非国有银行间的效率差距呈缩小趋势。以上研究对两类商业银行未来高质量、可持续地发展绿色信贷具有有益的借鉴意义。     

数字金融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

绿色创新是重污染企业响应生态保护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持续稳定的资金供给是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因素。文章运用2011—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发展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融资约束程度在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地区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加明显;规模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对大型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要优于中小型企业。     

企业创新投资策略与流动性管理

创新投资是企业提升竞争力和创造高额利润的关键所在,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基于企业的创新项目成功的概率分布难以预测的事实,拓展了现有研究框架,在引入模糊性的情形下构建最优决策模型,研究了企业的动态创新投资策略和流动性管理策略。数值结果发现:引入模糊性后,企业创新投资策略更加符合实际和经济学直觉;当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较弱时,模糊厌恶增加使企业放大外部不确定性对创新投资的影响,从而减少创新投资和实物投资,最终导致企业价值降低,而当面临的融资约束非常强时,企业的创新投资主要由融资约束决定,模糊厌恶对其影响较小;模糊厌恶增加促使企业降低现金持有,加速分红,发行较少的股权融资数额及选择较高的信贷额度。     

房价上涨对实体企业债务融资的“挤出”与“挤入”效应

厘清房地产与实体企业债务融资的关系,对于促进房地产业与实体经济均衡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研究基于2005—2020年上市企业数据,利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分别检验了房价上涨影响实体企业债务融资的作用机制与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房价上涨促使信贷资金以房地产贷款的形式汇集房地产业,对实体企业债务融资产生挤出效应,同时会提高实体企业的资产抵押价值,对实体企业债务融资产生挤入效应。然而,房价上涨影响实体企业债务融资的最终表现为挤出效应,并随房价持续上涨带来的融资约束缓解,呈现阶段性递减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房价上涨对非国有及中小型实体企业债务融资的挤出效应更强,对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更大;中央政府抑制房价过度上涨和加强对实体经济信贷支持的政策,在缓解房地产企业挤占实体企业信贷资源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融资方式与小微企业创新——基于中国小微企业调查的实证研究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企业应对国际国内新形势实现转型发展要以创新为本.小微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推动小微企业创新发展对于扩大就业、改善民生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阻碍了小微企业创新发展.当前,有关融资和小微企业创新发展相结合的研究还十分缺乏.文章利用中国小微企业调查(CMES)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来自银行和信用合作社的正式融资和来自民间借贷的非正式融资对小微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来自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有助于促进小微企业开展研发创新活动,提高小微企业研发与创新投入;来自非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小微企业的研发与创新投入.基于此,从金融机构和小微企业两个方面提出了缓解资金约束以促进小微企业创新发展的政策建议.     

政府补贴对企业真实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分析政府补贴政策的特征及其影响企业真实创新绩效的理论机制的基础上,运用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政府补贴对企业真实创新绩效的直接和传导效应。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对企业真实创新绩效具有激励效应,且国有企业较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效应更强;研发资本要素市场扭曲能够强化政府补贴激励企业真实创新绩效的调节作用,并与产权性质联合调节政府创新补贴效果;创新投入与融资约束在政府补贴对企业真实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效应;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持续性具有负向抑制效应,政府补贴效果受到研发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和产权性质明显的负向调节作用,且创新投入与融资约束在政府补贴对企业持续性创新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