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之确立与完善

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是自2021年3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新罪名。该罪的确立,不仅能提升罪名的公众认识度和司法适用便捷度,也解决了司法实践中对于原罪名是否需要数罪并罚以及在罪名选择上的困惑和难题,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但对于经过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的性质,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尸体和器官的定性,行为人主观上对行为对象“明知”的认定等争议难点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探讨和明确。应通过类型化规定进一步明确经过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性质,明确野生动物尸体和器官是野生动物制品,并优化行为人主观上对行为对象“明知”的推定过程,以进一步推动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刑法保护的科学性和完善性。     

野生动物刑法保护的多维解释与法理完善——基于人工繁育野生动物保护视角

2022年4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明确了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案件的处理规则。适用该规则,要厘清野生动物犯罪保护的法益,认识到野生动物与人类生存利益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文章对《解释》遗留的诸如条款解释不够明确,不能对新发现物种给予及时的保护,对未确立涉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案件中平台责任等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对涉及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案件定罪量刑应当确立综合评判标准;结合考量行为实质危害性,维护合法人工繁育动物交易市场的同时,维持生物多样性的平衡。     

论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的刑法保护

刑法介入野生动物资源保护非常必要.我国刑法在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方面存在立法缺陷,针对这些缺陷,应该扩大野生动物资源法律保护的范围;修改并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有关刑事责任的条款,使之与刑法相衔接;增设“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专章,并在其中设置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罪“专节,将直接针对野生动物的犯罪纳入其中;增设“故意伤害、虐待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和“点食、购买、出售野生动物菜肴罪“,以期充分发挥刑法的作用,更好地保护我国的野生动物资源.     

人工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属于刑法的规制范围吗?——兼评《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

对《刑法》第341条第1款规定的两个侵犯野生动物犯罪之犯罪对象"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阐释,应当遵循刑法解释的基本规则,坚持严格解释的立场。从文理解释看,只有具备野生性特征的动物才是野生动物;从文本用语看,相关规范均明确区分野生动物和人工驯养繁殖的动物;从目的解释看,野生动物和人工驯养繁殖的动物的保护目的不同;从比较解释看,国外普遍对野生动物和人工驯养繁殖的动物分别立法。因此,立足于法教义学,人工驯养繁殖的动物不属于刑法中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野生动物非法狩猎治理机制的构建

由于错误的传统饮食观念的影响,许多人认为野生动物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甚至药用价值,这成为野生动物非法狩猎行为难以治理的原因。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野生动物非法狩猎案件进行统计分析,针对非法狩猎罪中“明知”对象的法律规定模糊、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范围窄以及社区矫正的规制机能难以发挥等问题,应当通过建立非法狩猎工具的协同治理机制、扩大速裁程序的案件覆盖范围以及针对非法狩猎者建立公益劳动制度以从根本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和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野生动物资源价值评估的研究进展

作者在对大量国内外文献资料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野生动物资源价值理论和构成、国内外研究的现状、目前主要采用的方法作了综述，指出了在野生动物价值评估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文章同时提出了对今后野生动物资源价值评估研究的4点建议：进行野生动物资源价值的全面评估，开展典型物种案例研究，从国情出发建立我国野生动物资源价值评估理论框架和评估标准，建立全国野生动物资源价值评估数据平台。     

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资产统计分类体系构建

野生动物资源资产化管理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目前野生动物的过度利用已经造成许多野生动物处于濒危状态。因此健全野生动物资源产权制度,提高野生动物资源的使用和保护效率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就是对野生动物资源进行资产化评估。以陆生野生动物作为研究对象,界定其资源资产的概念,参考SEEA中心框架等内容,构建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资产统计分类体系。在划分野外和人工繁育两大类别的基础上,从功能角度将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资产分为经济资产、生态服务资产和文化服务资产三类。最后通过分析各种已有的资产评估方法,提出适合各类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资产的评估方法。     

全球头号野生动物走私犯再落法网

52岁的马来西亚人黄景良，绰号“蛇王”，是走私濒危野生动物的世界头号通缉犯。黄景良从事野生动物走私已近30年，2010年12月在马来西亚被判入狱5年。他的落网，也揭开了每年交易额高达100亿至200亿美元的全球野生动物走私贸易的冰山一角。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近日刊文，披露黄景良如何被绳之以法。     

世界野生动物贸易统计方法现状分析

对野生动物贸易进行科学合理的统计有助于人们正确地了解野生动物贸易在具体时间、地点、条件下发展变化的规律，从而促进野生动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发展。该文介绍了各国野生动物国内贸易统计现状、进出口贸易统计现状以及相关国际组织野生动物贸易统计的现状。文章着重介绍了国际贸易中通用的商品目录下的野生动物贸易的分类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相关内容，并针对目前世界野生动物贸易统计的特点以及不足之处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试论野生动物致人损害的救济问题

野生动物致人损害的案件分为两类:一为野生动物园内的野生动物致人损害的,实践中主要由野生动物园承担民事责任;二为野生状态下的野生动物致人损害的,我国目前尚无立法规定如何对受害人进行救济。作者试图从国家补偿的角度对野生动物致人损害的救济的法理基础、赔偿义务机关的设置等问题提出一点设想。     

涉野生动物刑事案件中民族习惯宽宥功能的正当性检视

涉野生动物刑事案件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较为高发，民族习惯已在相关案件量刑中发挥了刑事责任的宽宥功能。在此背景下，对民族习惯宽宥功能正当性的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文章基于现代刑法的责任原则和刑法目的理论，结合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参考我国相关典型案例，对该问题进行了理论研究，主要结论表明：民族习惯是行为人法敌对动机与人身危险性的体现。当存在民族习惯情节时，被告人的法敌对动机与人身危险性实际小于客观违法结果所体现出来的程度，其刑事责任因此可得减轻。民族习惯的刑事宽宥功能具有理念正当性、价值正当性与政策正当性。     

广州市野生动物食用状况调查统计分析

采取随机取样方式,就野生动物的食用状况对广州市１０００市民进行了问卷调查．用ＦｏｘＰｒｏ５．０软件,依据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对“是否吃过野生动物”、“吃野生动物是否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等问卷回答进行了统计,并针对统计结果进行了分析、讨论,提出了加强野生动物宣传、保护和管理的措施与建议．     

我国野生动物资源占用权研究

中国野生动物资源物权制度是一个野生动物资源归属制度和野生动物资源利用制度组成的二元结构体系。在“以利用为中心”的物权法发展趋势下，对野生动物资源进行实证类型化，并创建野生动物资源占用权的一整套系统的物权原理和一般规则，包括权利的主体、客体、内容、取得、转让和消灭等，有助于实现野生动物资源占用权的物权化。     

论野生动物资源的物权法调整

偏重于公法调整的《野生动物保护法》难以适应野生动物保护的新形势,但关于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是否应引入私法调整之机制,法学界素有争议。借鉴德国、俄罗斯二国皆运用民法强化对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做法,本文从公益与私益关系之协调、经济运行规律、权利自治等方面论述了我国野生动物物权法调整的必要性,从野生动物资源的特定性与直接支配性方面论述了我国野生动物物权法调整的可行性,建议未来民法典总则关于野生动物应作出一般性的规定,以增强相关权利人的生态保护义务。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律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律存在不少问题 ,包括野生动物的法律定义不明确 ,野生动物保护等级制存在弊端 ,野生动物的栖息地破坏严重 ,伤害、虐待野生动物行为凸现出法律漏洞 ,消费野生动物行为没有法律规范 ,野生动物致人损害补救制度操作性不强 ,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和经营利用的管理漏洞很大 ,承担保护野生动物主要职责的森林公安队伍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等。针对以上问题 ,必须明确野生动物的法律定义 ,扩大野生动物的保护范围 ,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立法保护“动物福利”,立法禁止消费野生动物 ,完善野生动物致人损害补救制度 ,加强对野生动物商业性驯养繁殖和经营利用的管理 ,明确森林公安机关的独立执法地位。     

我国野生动物贸易统计现状与对策建议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逐步完善，以及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野生动物贸易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各个领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正日渐突出。虽然我国野生动物贸易由来已久，但却一直没有形成一套科学的统计方法和完整的指标体系，也没有独立的职能机构开展详细的野生动物贸易统计工作，严重影响了野生动物的有效保护与可持续利用。该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野生动物贸易统计工作中有关统计机构、统计方法和统计指标方面的现状，指出了野生动物贸易统计工作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实现野生动物贸易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对策建议     

基于物权法的野生动物所有权制度研究

针对我国是否应在物权法中规定"野生动物资源专属于国家所有"之争议,在比较分析德国、瑞士野生动物先占制度与俄罗斯野生动物国家所有两种所有制之基础上,结合我国立法现状,提出了我国多元化的野生动物资源所有权制度之构建:从国家性质、生态平衡、生物安全性等方面阐述了以国家为主体的野生动物所有权制度之依据及有效实现方式,分离国家民事与行政双重职能与合理定位国家所有权;从公益的维持与实现需要社会个体的参与和协作、驯养繁殖之野生动物之特性、权利义务相一致之法理及吸引私人投资等方面论述了创建私人所有权之依据及实现方式——转让、狩猎、驯养繁殖、合同约定。     

环保视野下中国野生动物所有权制度的理性选择

野生动物资源所有权是野生动物领域中一切问题的基础，但野生动物资源是实行专属国家所有抑或是多重所有权结构素有争议。针对中国野生动物资源所有权结构单一且实效性偏低的问题，在域外法考查基础上并结合中国国情，阐述了中国野生动物资源所有权主体多元化的法律制度：坚持以国家所有为主体的多元化所有权制度，创建野生动物私人所有权制度，即经过驯养繁殖成功的野生动物或通过狩猎权而获得的野生动物可由私人或单位所有、经营的多元化所有权体系，以提高法律关系主体的积极性与野生动物资源的配置效益。     

恩格斯自然观及其对《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的启示

在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中,如何确定立法目的及其构成,如何安置不同立法目的间的位阶,如何在具体法律规则中贯彻、体现立法目的,以全面实现《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应然价值和制度功能,是迫切需要澄清与解决的问题。恩格斯的自然观在四个维度上科学地阐释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具有历久弥新的理论价值,在我国修订野生动物法律制度中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我国应在立法目的条款中增加"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惩治危害野生动物保护行为"内容,妥当安置不同内容的顺位;应结合立法目的,修改法律名称,扩大野生动物保护范围,合理调适保护、利用和惩治违法行为的关系,增加野生动物保护公众参与制度内容。通过此次修订,进一步实现野生动物立法的应然价值和制度功能。     

我国野生动物立法应对疫情的不足及对策

我国现有的野生动物立法缺少对公众健康和卫生安全的表述,导致执法不严、公众野生动物保护意识薄弱等问题。针对频发的环境与健康事件,我国野生动物立法应建立系统性、可操作性强的健康法体系,明确执法标准和执法责任,将公众参与机制与社会监督相融合,并通过强化法治手段来保护我国野生动物和公共卫生安全,平衡野生动物保护和规范利用的关系,从而推动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