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不端行为的刑法规制

近年来,科研不端行为的泛滥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科研发达的国家也已经开始运用法律．尤其是刑事法律来处理科研不端行为。科研不端行为入罪符合我国刑法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科研不端行为符合犯罪的本质特征。科研不端行为入罪应当坚持“严而不厉、宽严适度”的刑事政策,置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在本类罪中,应少适用短期自由刑,由罚金刑来替代,并且要完善资格刑。     

在轻重之间求平衡——论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完善

刑事政策轻缓化符合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在轻罪刑事政策指导下,应当对收买被拐卖妇女罪依据不同的情形进行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和非监禁化的处理。收买被拐卖妇女罪属于轻罪,对该罪的修改应该在轻罪刑事政策的指导下进行,对该罪的具体情形进行细化区分,通过增加罚金刑、缓刑和法院禁止令等手段,完善收买被拐卖妇女罪。     

轻罪治理的刑法审思与改进

轻罪时代的到来与轻罪的刑法治理相伴而生。应当理清轻罪治理的初始起点、发展动因、任务设定与基本构成等，明确刑法应变的内在逻辑与精准方向。轻罪治理不应是一场“政策型”运动。回归刑法是轻罪治理的本初与内核，可以确保轻罪治理的合法、正当和有效。有必要确立科学的分层标准，将轻罪与微罪的体系分离等作为关键节点，科学设定动态的轻罪边界，建立开放的轻罪体系。刑法经过几次修正，轻罪立法持续增量，但存在立法形式混杂、体系单薄等诸多结构性缺陷。通过善用总体国家安全观统摄下的立法需求释放、预防性刑法理念的积极实践、刑事治理理念的贯彻、及时回应法定犯时代的立法需求等积极变量，可实现轻罪立法的整体迭代。为了抵御犯罪化的风险以及由于犯罪门槛降低引发轻罪体系的出罪“消减效应”，应同步培育与轻罪体系相适应的出罪逻辑与规则。     

我国轻罪治理背景下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

随着刑法积极参与社会治理，轻罪犯罪圈的扩张、轻罪人数的持续增加已成现实。然而，因为我国的前科制度，大量轻罪案件存在“轻罪不轻”现象，这不仅违反了罪刑法定、罪责自负的基本要求，也有违刑罚的正当性，故有建立前科消灭的必要。前科消灭的立法模式，可以采取“两步走”的刑法典方案：先以轻罪主体为先导，再覆盖其他重罪主体。前科消灭的基本条件，可以罪质、悔改、时间、程序要件为重点设计。前科消灭后，对犯罪人的“规范性评价”不复存在，并恢复刑事与非刑事领域受损的法定权利。为确保前科消灭的效力统一、有效运行，还需统筹刑法上的前科报告、累犯制度，并清理刑法外不合理的前科规定。     

区隔、因应与弥合：论刑罚与行政处罚的界域衔接

在刑事立法活性化背景下,行刑衔接问题很突出。行政违法与刑事不法的界分是解决行刑衔接问题的关键,质量区分的视角无法满足实践要求,仅具有理论层面的作用。长远来看,轻罪体系的建构通过行政违法行为犯罪化的路径将行政违法转化为刑事不法可以消除二者的冲突,但由于轻罪体系建构的立法成本高昂、立法周期长、轻罪标准不明确等诸多现实困境,其无法成为当下解决行刑衔接问题的治病良药。扩展以刑制罪理论的适用范围,从需罚性出发弥合刑罚与行政处罚适用的冲突是当下实现行刑衔接的权宜之策。     

论轻罪刑事政策的个罪适用问题——以收买被拐卖儿童罪为视角

轻罪刑事政策是指对犯罪行为人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及非监禁化的处理,在使犯罪行为人顺利回归社会的同时,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当下我国正处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轻罪刑事政策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具体到收买被拐卖儿童罪,该罪的轻罪性质决定其在我国的刑事立法、刑事诉讼及刑事司法认定过程中都应当在轻罪刑事政策的指导下,运用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及非监禁化的方式对犯罪行为人进行区分对待,提高我国针对本罪的司法适用水平。     

企业刑事合规的中国经验

合规在企业自律上的治理淡化而导致风险升级,由此合规行政和解激励和合规刑事激励倒逼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企业去犯罪化而诚信经营,这是以一种合作式理念来替代传统的注重惩罚的对抗式理念。为了能让犯罪的企业起死回生持续经营,我国由检察机关首倡的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试点工作主要是在公诉环节引入企业合规激励机制,构建企业刑事合规的程序出罪路径。我国企业刑事合规的实践探索,多是在轻罪案件中采用与合规挂钩的酌定不起诉模式,有少数重罪案件采用附条件不起诉模式;企业刑事合规试点实践主要针对我国的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呈现“双不起诉”的现象。在试点推进和制度构建上,可以对重罪和轻罪案件分别采用不同的激励措施,要求大型企业、中小微企业分别采取相应的合规整改措施,准确界定检察机关介入企业合规的边界,制定完善合规监管人制度和合规考察期制度,将合规出罪纳入到更广泛的合规从宽模式之中,借助企业行政合规推进企业合规管理的常态化和经营正常化。     

论我国罚金刑数额立法的弊端及其完善

根据罚金刑数额立法应当遵循的五个原则 ,我国罚金刑数额立法存在很多弊端 ,主要表现为 :规定了大量无限额罚金的罪名 ,倍比罚金制导致罚金数额过高 ,限额罚金幅度没有与自由刑形成比值关系 ,单位犯罪的罚金没有数额幅度。完善我国罚金刑数额立法的途径是 :对自然人犯罪应当规定最低劳动报酬或月收入或其他收入的罚金制 ,对贪利性单位犯罪 ,应当以涉罪数额为基准 ,规定倍比罚金制 ;对非贪利性或无涉罪数额的单位犯罪 ,应当规定等级点数制罚金。     

挑战与应对：轻罪治理背景下的审前辩护

在轻罪时代呼唤犯罪治理方式转型的背景下,轻罪治理应运而生。轻罪治理没有动摇辩护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价值,但令律师辩护形态发生重大变化,包括辩护阶段的前移、辩护重心的转变以及辩护策略的调整。同时,轻罪治理也给律师审前辩护造成现实困境,包括律师有效辩护的可能性降低、律师辩护权利保障不足以及律师辩护流于形式。为了有效应对这一挑战,未来应从提高律师业务能力、保障审前阶段律师辩护权利、加强律师实质参与协商能力等方面出发,保障控辩平等协商,激发律师审前辩护潜力,实现轻罪案件审前辩护的高质量发展。     

短期自由刑之处遇改善与现代刑事政策

短期自由刑的改革措施之一为改善行刑处遇。周末监禁、半监禁、家中监禁、电子监控均为其改革实践。这些措施对我国的刑罚实践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现代刑事政策以谦抑、经济、人道为基本内涵,其中的行刑社会化实践正是治疗短期自由刑弊病的良药。     

一部轻罪刑事政策的开拓性、创新性之力作——评田兴洪博士新作《宽严相济语境下的轻罪刑事政策研究》

一般来说,刑事政策是国家预防和惩治犯罪的方针、原则和对策的总和.各国的法定犯罪一般都是由轻罪和重罪组成,由于轻罪和重罪在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以及发案规律、防控措施等诸多方面具有不同的特征,因而一国的刑事政策也可以分为轻罪刑事政策和重罪刑事政策.轻罪刑事政策和重罪刑事政策在研究对象、研究重点、研究路径等方面存在差异,因而对它们进行分别研究,     

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科制度的理论证成与建构路径

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科制度乃罚金刑易科与修复性非刑罚措施的有机结合。该制度既可以为“恢复性司法”理念融入环境刑事司法提供制度载体，也可以为解决环境罚金刑的执行难提供变通方式，还有助于弥补环境罚金刑随时追缴制度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存在的缺陷。对于构建该制度必然招致的易科客体等价性与科罚体系匹配性的质疑，可通过论证“恢复性司法”理念对“报应刑论”极端化的克服、修复性非刑罚措施对论争范围局限性的突破、“并科制”下易科的可适用性以及易科制度嵌入的可匹配性得以理论纠偏。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科制度的构建需以嵌入《刑法》第37条为立法方式，以明确所判罪名属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类犯罪、所判罚金无法执行以及所判刑罚未导致罪犯人身自由受限为实体要件，以申请、受理、审查、裁定与执行五阶段为必经程序，以期实现“恢复性司法”理念在环境刑事司法实践中的有效融入。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自由刑执行的完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指对于犯罪的惩治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当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结合,以求得最佳的法律和社会效果。从刑罚理论角度观察,实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严”和“宽”都有其理论根基,宽严相济是我国自由刑执行的导向性刑事政策。应该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指导,完善我国的自由刑执行。     

论金融犯罪的刑罚设置--金融犯罪立法研究(二)

根据以预防犯罪为目的的理性刑罚观，金融犯罪的刑罚设置理念应当是“依罪设刑”。我国现行金融刑事立法规定的刑罚体系基本适应预防金融犯罪的需要，但还存在三个主要问题：个人金融犯罪的资格刑不完善，对金融犯罪单位的罚金刑规定不完善，对金融犯罪单位的处罚单一。针对问题，文章提出了“对金融犯罪个人完善资格刑”、对单位金融犯罪“完善罚金刑”和“增加解散单位的刑罚方法”的改进意见。     

中日水污染刑事立法比较研究

相对日本完善的水污染刑事立法,我国对水污染犯罪仅作了原则性规定,不仅缺乏独立的罪名,而且具有处罚范围狭窄,刑事处罚不力等弊端,从而影响到对水污染犯罪的刑事制裁。借鉴日本经验,我国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水污染刑事立法加以完善：设置独立的水污染罪;规定故意和过失两种犯罪形态;明确水污染刑事制裁范围,并设置水污染罪危险犯;加大水污染犯罪的处罚力度并充分发挥罚金刑的作用。     

亲情犯罪适用恢复性司法之提倡——以虐待罪之罪犯处遇为例

恢复性司法在中国主要表现为以刑事和解为核心的适用。这种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从轻罪到重罪乃至罪当立即处死的案件都存在着。研究以恢复性司法的中国境遇为基点展开,考察恢复性司法在中国适用的现实状况,检讨其在以刑事和解为核心的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分析恢复性司法的根本理念以及在中国刑事司法中应该推进的场域;提出亲情犯罪的概念与类别,主张恢复性司法应适用于亲情犯罪的罪犯处遇,并以亲情犯罪中的虐待罪作为这一适用的建构进路。     

刑法谦抑与轻罪立法：观念调整与立法检视

轻罪立法已成为当前我国刑事立法的特色与趋势，学界对轻罪立法与刑法谦抑原则关系的认识存在较大分歧。由于刑罚具有严厉性，应将刑法谦抑作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刑法谦抑原则的核心理念是最后手段性，传统观点将其他法律的有效性作为最后手段性的判断标准。但是，有效性的标准是难以操作的，且有些犯罪并不处于后置地位；宜将最后手段性的判断标准重置为前置法对刑事违法性的预警功能，具体可从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分、个人法益与集体法益的区分、前置处罚规范的非象征性、必要程序性要素的配置四个方面实现。判断轻罪立法是否谦抑应附带审查立法目的的正当性。当前受到质疑的一些犯罪有的并不违反刑法谦抑原则，但有的犯罪需要在立法层面进行调整。轻犯罪法的制定将对刑法谦抑原则形成挑战，坚守刑法谦抑可能需借助程序机制。     

“刑罚反制”初论

在罪刑关系上,学界长期以来强调罪对于刑的制约作用,而忽视了刑对于罪的决定作用。刑罚对犯罪的成立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刑罚反制。刑罚反制的根据在于刑罚具有相对于犯罪的独立性、刑罚与犯罪具有相互依存性、刑罚与犯罪之间的联系具有复杂性以及刑罚目的对手段具有制约性。刑罚反制不仅体现在刑法观念中,而且体现在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中。     

我国刑事立法中的轻罪标准设置研究

轻罪界定的价值在于既完成了刑法理论对犯罪的分层化研究,也实现了司法实践领域中诉讼程序的分流。轻罪的界定必须以法益界定为基础,符合基本法益要求的行为才能被评价为轻罪,但是轻罪的完全确立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形式标准与实质标准的设置。实现在轻罪在刑事立法中的明确与刑事司法中的可操作性才应当是所有研究的终极目标。     

"刑期于无刑"思想与和谐社会刑事政策的构建

"刑期于无刑"的思想源于三代,后来被历朝历代奉为最重要的刑事策略,成为始终指导着中国古代法制发展的最基本刑事政策.对"无刑"的追求,法家主张"以刑去刑",而儒家则主张"以德去刑"."以刑去刑"的政策最终导致重刑主义,而"以德去刑"的政策却具有轻刑的趋势.历史证明,"以刑去刑"的政策实施的社会效果并不理想,后被"以德去刑"的政策所取代.我国当前的刑事政策有重蹈"以刑去刑"政策覆辙的危险.构建和谐社会的刑事政策,应当吸取和借鉴"刑期于无刑"刑事政策化进程中的教训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