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认知与履践范式变革

在数字经济蓬勃开展和迈入产业互联网阶段的时代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认知和履践范式都面临新的变革。本文遵循企业社会责任与工业革命共同演进的历史规律,构建了数字化情境下的内生式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并提出“内在驱动”和“外部共治”的实现机制,从而为战略性社会责任“脱嵌难题”提供一种数字化情境下的应对之策。在此基础上,基于“组织情境—履责主体”和“发展阶段—履责重心”视角,将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自觉融入社会责任的不同内容,形成消费互联网、产业互联网两阶段的“组织情景—战略导向”协同演进理论分析框架,对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变革进行多视角的总结,旨在丰富和完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为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更好地履践社会责任提供战略选择。     

社会责任治理、履责表现与企业绩效

基于合法性理论,以合法性缺口为视角,采用ESG因素作为企业社会责任代理变量,以沪深A股300指数成分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企业在社会责任领域内的责任治理、履责表现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联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只有实质性的社会责任治理才能改善企业在环境和社会方面的履责表现,进而提升企业绩效。换句话说,企业的履责表现在社会责任治理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由此提出,中国企业应建立实质性的社会责任治理机制,将履责与日常经营整合起来,进一步改善ESG综合绩效。     

“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以2009—2019年809家中国A股上市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42个国家投资的“企业—年份—区位”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探究沿线数字经济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民营企业、拥有海外业务的企业和数字经济关联行业的企业更倾向选择对“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进行投资。在作用机制上，“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或显著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从而正向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因此，应支持更多数字经济领域的科技企业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开展商业合作，积极构建“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生态。     

母国数字经济优势推动数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和效应

作为数字企业生长的背景因素,中国数字经济具有的母国优势成为数字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推动力。构建包含母国数字经济的新OLI区位分析框架,运用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实证检验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对数字企业OFDI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数字企业OFDI数量;数字经济既能够增强数字企业支付更大市场兼容性成本的能力,也能够提升企业生产效率,二者共同推动OFDI数量增长。较数字制造企业而言,数字服务企业由于产品生产的定制化属性和知识成本的“接近性”特点,引致数字经济对其OFDI数量具有推动效应;无论持市场寻求动机还是技术寻求动机的数字企业,其OFDI均受到母国数字经济的推动效应;数字经济的边际规律和数字产业的“新”特征,引致低生产率数字企业OFDI相较于高生产率数字企业更加显著地受到数字经济的正向影响。因此,提升中国数字企业国际竞争力,扩大“走出去”步伐,需要统筹母国数字经济优势和市场化机制。     

数字金融能改善企业投资效率吗——基于代理摩擦机制和管理者学习机制的分析

本文利用2011—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基于代理摩擦机制和管理者学习机制双重视角,考察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显著降低了企业非效率投资,工具变量回归、双重差分策略、改变核心变量等稳健性检验表明结果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降低非效率投资的作用对分析师预测离散度高、外部监督弱、资本市场信息效率低、经营不确定性高的企业更明显,验证了数字金融降低代理摩擦和增进管理者学习的作用。渠道分析发现,数字金融改善了会计信息质量,降低了股东—经理人代理成本,提升了企业投资—投资机会敏感度。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降低非效率的作用对非国有企业更显著;数字金融对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都有显著抑制作用,对融资约束低的企业更显著地抑制过度投资,对融资约束高的企业更显著地降低投资不足。     

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作用机制——基于内部治理传导渠道

文章运用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与和讯网社会责任评分,探讨社会责任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渠道。研究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够通过加强内部治理提高投资效率;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通过加强内部治理同时提升企业的实业投资效率与金融投资效率。这一研究结果为我国微观经济实体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提升投资效率提供了有益参考。     

环境规制、环境表现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

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动机视角，考察环境规制和环境表现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及其制约因素。基于2015-2021年A股制造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压力与环境信息质量显著正相关，企业通过增加定量性披露以满足合法性管理动机；（2）环境表现对两者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随着规制压力增大，环境信息披露会更加真实反映企业环境履责表现；（3）公司治理对环境规制效应产生补偿性机制作用。文末就如何提升环境规制信息效应提出对策建议。     

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履责：定位、定向、定法

立德树人是研究生导师的首要职责。研究生导师要从明“强国复兴”之大德、守“处世为民”之公德、严“修身养性”之私德的目标定位，把握和内化立德树人的履责内容；从最低的“无觉”的阶段、次低的“他觉”阶段、次高的“自觉”阶段、最高的“慧觉”阶段的发展定向，认识和提升立德树人的履责境界；从把稳“学思践悟”思想之舵、坚定“己立立人”取譬之道、用好“寓教于研”磨砺之策、练就“因人而异”施教之法、凝聚“协同多方”奋进之力等实践定法，创新和用好立德树人的履责方略。     

企业数字化发展对非效率投资的矫正效应

企业数字化发展已经在逐渐改变我国企业的治理模式、管理方式以及运营和决策机制。在此背景下,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3—2018年的实体经济数据,研究企业数字化发展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1）企业数字化程度的提升能有效矫正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主要表现为缓解企业的过度投资。（2）企业数字化程度的提升矫正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机制在于,其通过提升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和降低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代理成本,进而矫正了企业的非效率投资。（3）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发展对非效率投资的矫正作用在聘请了非权威性审计机构的企业和管理层未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更为显著。这些结论对于推动我国实体产业数字化发展以及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数字金融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吗?——基于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以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显著提升企业价值，并且提升作用具有长期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可以通过降低企业杠杆率和企业融资成本实现企业价值的增加；异质性检验发现，与东部地区相比，数字金融对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价值提升效应更为显著，表明数字金融的普惠特征较明显。此外，对金融市场实施强监管与弱监管相比，加强金融监管更有助于发挥数字金融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     

中国在阿联酋的投资机会与风险分析

为促进中国对阿联酋投资、共建“一带一路”和推进中阿友好关系的持续加强，详细分析中国与阿联酋在投资领域的发展现状，从中阿两国产业合作的角度，发掘中阿未来可能存在的投资合作机会，并探析中国企业在阿联酋投资中存在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安全风险。研究认为，中国企业在阿联酋的能源产业、通讯产业、服装纺织产业、汽车产业、建材产业等领域存在较大投资机会，应该紧跟阿联酋国家发展战略，增加对非油气产业的投资合作，积极进行品牌营销，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同时注重团结协作。在投资风险方面，阿联酋政权稳固，社会稳定，政治风险较低；但在经济风险方面，阿联酋经济外向特征明显，对外依赖性强，易受外来风险影响；且阿联酋国内安全风险较低，面临巨大的地区安全压力和恐怖主义威胁，这些风险需要中国企业重视。     

消费者注意力与企业营销创新——基于宝岛眼镜的纵向单案例研究

数字技术的发展对传统企业的营销模式产生了重大冲击，如何在数字化情景下通过营销创新提高获客效率，成为企业关注的核心问题。基于注意力资源视角，对宝岛眼镜营销转型历程进行了案例研究。研究发现：(1)数字工具应用和企业—消费者交互增强使得企业对消费者注意力资源的获取和利用成为可能，并使注意力资源成为企业营销创新中的重要资源；(2)企业—消费者交互过程可以细分为“弱交互”和“强交互”两个阶段，其中企业通过弱交互环节获得消费者注意力，通过强交互环节进一步增加客户黏性。因此，企业在进行营销创新时，必须由产品运营转向用户运营，重视流量在数字时代企业经营中的作用；同时，加强数字工具应用，强化与消费者的互动，将短期流量转化为黏性客户，提高客户留存率和复购率。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投资水平——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代理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以企业社会责任增加企业的投资能力和提升管理层投资意愿两方面为切入点,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深入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于企业投资的动态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投资水平。在对样本企业划分生命周期后发现,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够显著增加企业投资,然而社会责任对企业投资的促进作用在衰退期企业中并不明显。     

石油企业提高投资效益的总体设计

企业的投资行为是企业经济增长的前提，“发展是硬道理”，投资是关键，成本是核心，效益决定一切，必须不断地提高投资效益。本从转变思想观念，投资理念市场化；转变经营机制，投资行为企业化；转变监控模式，投资管理科学化等三个方面予以诠释，提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总体思路。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绩效评价体系构建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分项评价模式

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当前企业管理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它直接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因而构建一个统一的评价体系则是提升企业履责水平的必要前提。本文通过对国内现有14个评价体系的对比分析,构建了一套基于企业利益相关者的理论框架与评价模型;得出了以"分项评价"替代"总体评价"才能使评价结果更加科学和客观的结论;根据向专家调研的结果,设计了"三位一体"的计量指标体系,以保障评价结果的全面性、可操作性及可比性。该体系为有效评价我国企业的履责状况以及促进我国企业提高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管理水平,与国际标准接轨提供了解决工具。     

数字经济产业政策、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质量

基于2010—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两项产业政策对数字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对数字企业创新质量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且政府补助对数字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受市场竞争程度的影响，市场竞争程度提高会增强政府补助的促进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政府补助对数字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中更显著，而税收优惠激励效应则在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中更明显。提出以产业政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激励企业创新，加强政府对数字企业创新的引导和支持，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协同，优化数字企业竞争环境等建议。     

数字产品进口、知识存量与企业数字创新

数字创新是驱动数字经济增长、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引擎，事关数字时代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研究发现：数字产品进口能有效促进我国企业数字技术创新与数字化创新，企业知识存量对这一效应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数字产品进口与知识存量的交互效应在出口企业、本土企业以及高技术产业样本中更为显著；数字产品进口与企业知识存量能协同促进企业采取跨区域合作、跨领域合作等开放式创新模式，进而提高企业数字创新产出。因此，大力发展数字贸易，鼓励企业进口数字产品、引进数字技术，有助于释放数字创新活力并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发展。     

产业集聚对我国城镇化效率的影响研究

产业集聚对城镇化效率提升至关重要。本文以我国116个大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SUPER-SBM-DEA模型分别测定了样本城市的综合、经济及社会城镇化效率，并采用DIFF-GMM和SYS-GMM模型实证检验了工业集聚、服务业集聚分别对各城镇化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大城市综合及经济城镇化效率呈上升趋势，而社会城镇化效率呈下降趋势；现阶段工业、服务业集聚均处于非过度集聚状态，其中工业集聚普遍促进了各线城市综合及经济城镇化效率的提升，但抑制了各线城市社会城镇化效率的提升；服务业集聚普遍促进了城市各城镇化效率的提升，特别是弥补工业集聚短板，促进了社会城镇化效率的提升。未来，进一步完善产业集聚水平是推动各城镇化效率提升的重要选择。     

数字经济有效赋能城市低碳发展了吗?——来自低碳技术进步的解释

数字化、低碳化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趋势。为深入考察数字经济赋能城市低碳发展的机理，本文构建了贯穿“产业—政府—企业”三个维度的数字经济赋能城市低碳发展理论机制模型，并基于全国141个主要城市2016—2020年的数据识别了数字经济赋能城市低碳发展的实践路径。研究结论表明：数字经济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赋能城市低碳发展，在稳健性检验和排他性分析后，该结论仍然成立；除直接赋能外，数字经济对城市低碳发展的促进还能够以低碳技术进步为中介间接实现；政府环境注意力和环境规制在数字经济赋能城市低碳发展的过程中起调节作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低碳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但不同试点批次的促进效果有所差异。研究结论为促进城市低碳发展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企业文化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影响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被企业大多数成员所接受的共同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企业核心竞争力指的是企业把物质力、经济力层面的比较优势要素，与企业经营理念、企业价值观、企业道德信任无形资产、企业哲学等精神范畴的文化力进行整合，形成一种能为顾客带来特别利益、并保障企业在竞争中获得持续性发展的“综合能力”。近年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企业文化对企业核心竞争力影响越来越大：企业文化是企业核心竞争力赖以成长和发展的基石；企业文化通过“以人为本”理念的践行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企业文化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是员工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