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百年黄河红色文化与红色基因

黄河不仅孕育、承载着中华古代文明的灿烂辉煌,也承转、赓续着中华文明的近代转型。黄河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在黄河流域落地生根后孕育生成的近代文化形态及其当代发展,原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衍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革命文化的赓续传承,是原生性与衍生性文化的连续体,本质上是革命文化以及革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革命斗争精神求得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和合是黄河红色文化的核心内涵,黄河文化红色基因即蕴含其中。提炼具有代表性与标识性的黄河红色文化符号对黄河红色文化传承与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小米加步枪”即是黄河红色文化的经典性和代表性符号之一。     

二维符号及其传播属性

如果视“符号”这一概念为一个整体，那么“能指”“所指”便是‘符号”的两个元素。符号的数理特征是二维空间，据此可以称之为“二维符号”。传播是一切符号的动态属性，从某种程度上讲，传播是符号的生命力所在。如果从是否还具有传播功能来划分，符号还可以分为“具有传播功能的符号”与“不具有传播功能的符号”两种，前者是活符号，而后者则是死符号。     

记忆的弥散：延安纪念场馆中红色文化的空间生成

延安是我国的革命圣地,蕴含着深厚的红色文化积淀。纪念场馆是延安传播红色文化的重要空间载体。立足“纪念空间”的理论视角,延安纪念场馆中的红色文化形成独具特色的空间生成机制,建构起红色文化传播的信息话语网络。在这种生成机制中,红色记忆是场馆中红色文化的表征形式,馆藏展品成为馆中红色记忆的意义起源,历史线索构建出红色记忆的叙事逻辑,文化创意则赋予红色记忆生机与活力,三者共同催生馆内红色文化向红色记忆的转化。在场馆之外,延安纪念场馆中的红色文化外溢并搭建起城市中的各类共识符号,承载了公共话语网络和个体情感,打造了延安的“气态”城市文化形态,并助力“红色”成为延安城市的鲜明底色。     

索绪尔语言符号的“能指”是什么——对我国语言学界“符号”观的批判

国内语言学界通常将语言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体等同于“语音与语义”的结合体，这根本违背索绪尔的符号价值系统观。能指是“音响形象”，不是“语音”。“能指-所指”一对概念集中体现着索绪尔的符号价值系统观，而“语音-语义”一对概念体现的是索绪尔所批判的分类命名集语言观。     

新时代视域下红色文化网络传播路径研究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创造的先进文化，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深厚的历史渊源、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强大的精神力量。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红色文化，依托网络技术创新红色文化的传播形式，以网络为载体创新红色文化的传播方式。本文结合当前网络环境，分析新时代视域下红色文化网络传播的现实意义和传播困境，探讨红色文化网络传播路径，为进一步推动红色文化网络传播提供有益借鉴。     

红色文化的真善美特质论析

红色文化是实现了真善美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综合体。红色文化之“真”揭示的是“必然”,追求正确性、科学性，体现在扎实的实践基础的合客观性与深厚的理论基础的合科学性相统一；红色文化之“善”揭示的是“应然”,追求目的性、伦理性，体现在倡导人民立场的合人民性与彰显党性的合伦理性相统一；红色文化之“美”揭示的是“实然”,追求规律性、价值性，体现在文化发展的合规律性与满足人民精神需求的合价值性相统一。     

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党员党性教育的理论认知与实践路径

红色文化是对大学生党员进行党性教育的宝贵资源。它与大学生党员党性教育在世界观与方法论、政治立场、理论品质、社会理想方面有高度的契合性。红色文化能为大学生党员党性教育提供正确的政治导向、丰富的教育内容及多样的教育形式。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党员党性教育的主要实践路径是：凝练红色文化教育内核，丰富党性教育内容；构建红色文化传播体系，拓展党性教育途径；优化红色文化应用机制，保障党性教育落实。     

论索绪尔的“符号”概念——语言学的认识论意义

符号在日常使用中只是思想意指对象的声音记号(音响形象).索绪尔把符号定义为音响形象(能指)与概念(所指)的联想性统一,这构成了“符号”的理论概念.在思想使用“语言”的“言语活动”中,符号是具有意指性的音响形象,其意义来自思想和事物,语言与思想和事物的三元关系是在自我意识平面上展开的.而在语言学的理论平面上,能指与所指的符号统一体不具有意指性,其意义来自符号之间的对立关系,它把思想与事物的外部对立扬弃为符号的内部联想关系.“联想”不是意识的能动联结,而是在社会—语言形式平面上实现的“差异性的相似性”.“符号”的理论概念作为语言学的科学基础,具有重大的认识论意义.     

大运河国家文化形象的时代价值与符号传播

国家文化形象是国家形象的一个关键维度,而大运河对国家文化形象的传播具有积极意义,它历史悠久、沟通南北,蕴含联通价值、大一统意识以及开放包容的民族精神等文化内涵。这些丰厚的历史文化富矿促使大运河作为特殊的巨型文化符号,在当下时代精神的征召下积极建构国家文化形象,有助于我国在“西方中心论”的话语陷阱中寻回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进而担负起新文化使命的价值引领。符号是形象传播的重要载体,大运河这个巨型文化符号进入国家文化形象传播的实践场域,可具体分类为“联通性文化符号凝聚文化认同”“凝缩性文化符号建构记忆之场”“转换性文化符号推动现代转型”三重面向,并在古与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多重张力中将深刻的文化主体性意识浸润到国家文化形象传播中。     

“红色经典”研究与文化诗学走向

“红色经典”是近年来出现的重要文化现象和学术研究热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重写文学史”“再解读”“文化研究”解构了“红色经典”背后的革命历史,消解了“红色经典”的意义。这种研究思路和方法值得研究,因为“红色经典”背后的革命历史是真实的,“红色经典”无论是对于生命个体还是对于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都是有意义的。这就需要对“红色经典”进行文化诗学研究。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文本批评阐释的原则和方法,与“红色经典”研究是契合的,也是为“红色经典”研究所需要的。只有通过文化诗学研究,才能使“红色经典”融入我们的生活世界中,参与到我们生活世界意义的建构中。     

高校红色文化育人载体建构的双重维度

新时期为推进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工作,提升红色文化育人的实效性,应加强红色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学科的融合,并逐步建立红色文化学,推进高校红色文化育人学科载体的建构;应借助网络时代新元素,创建“互联网+红色文化”宏观和微观共享传播平台,推进高校红色文化育人传播载体的建构。     

对布迪厄“符号权利的政治经济学”的初步解读

本文主要对布迪厄“符号权利的政治经济学”中所涉及的符号系统、符号暴力、符号权利以及符号资本的进行解读，认为符号权利形成是靠符号暴力来完成的；符号权利的合法化是通过“误识”来完成的；而符号权利是通过与其他资本结合的形式成为符号资本的。     

当代审美文化语境中的形象概念

随着形象在社会与文化领域的扩张,形象概念由一个诗学范畴进入到社会学、审美文化学领域,成为我们理解当代社会与审美文化的一个关键词.审美文化形象实质上是一个消费符号.这个符号的所指被无限地延宕,只有空洞的能指在游戏;它不再是对现实生活的表征,不再是人们有限的实际生活空间向无限审美空间的拓展,而是直接替代了人们的实际生活空间.这种形象只能瞬间震撼接受者的感官,使接受主体丧失现实感,失去反思与批判的能力,成为权力控制与奴役的对象.     

契合与认同：意识形态视域下的苏区红色标语

红色标语是一种具有政治教化属性的传播载体，与革命意识形态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如何最大程度地发挥红色标语的意识形态教化功能，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动员时要考虑的关键问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权组织和法律制度建设，使苏区红色标语规约在革命意识形态下，同时努力做到红色标语形式的通俗化和内容的日常化，再凭借红色标语独特的表达技巧，最终顺利将革命意识形态传输给广大民众，由此获得了民众对革命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进而实现了苏维埃运动中最广泛的民众参与。革命年代红色标语在动员民众上的成功运用，是中国共产党从稚嫩走向成熟的一个缩影。     

流动的意义:传统文化移动传播的符号学阐释

基于移动传播的移动性、社交性、互动性,传统文化传播产生了新的表意方式、意义生产与价值流转的符号规律,呈现了独特的媒介逻辑自洽、话语重组方式以及日常融入的符号学机制。作为符号学体系的传统文化传播具有多模态特征,繁复的符号能够在纵横双轴中实现逻辑自洽。传统文化在用户赋权、关系联结的移动媒体中有着区别于传统媒体的传播范式。其中,伴随性文本的大量出现使其出现意义弥散、话语狂欢、无限延伸的符号范式;因"移动"而产生流动的场景与文化沉浸。可以说,从符号表征到符号繁殖、场景沉浸,移动传播时代的传统文化继承迎来新的符号范式。     

地方文化符号系统的建构与创新

地方文化符号研究有利于地方特色文化的充分发掘、建设与有效传播。本文借助洛特曼文化符号圈理论对地方文化符号进行系统性建构,认为地方文化符号系统可由符号圈"中心"、中间区域、边缘和界限构成一个统一体,整个系统依靠自我创新、位移创新、互动创新三种创新机制进行创新性运作。     

红色文化融入高校“大思政”育人格局的路径探析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锻造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深厚的滋养。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红色物质文化资源和精神文化资源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筑牢学生的理想信念、坚守意识形态阵地及赓续民族红色血脉。学校、教师及学生也要发挥出协同配合的作用，深刻认识到红色文化融入高校“大思政”育人格局的重要意义，畅通思政课堂、实践课堂及网络课堂育人的渠道，落实好全员、全程、全方位的教育理念，通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红色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帮助青年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永续发展。     

新时代纪念馆活化利用红色文化资源研究——以广州公社旧址为例

新时代,红色文化愈发凸显出自身的价值,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强大的持续精神动力和软实力,“红色文化”是中国人的精神脊梁。通过对广州起义纪念馆现阶段对广州公社旧址红色文化资源活化利用的情况,结合后疫情时代背景,梳理出好的方法举措,形成“四维共同体模式”和“三度体系”,并引发新问题和新思考,以期发扬红色革命文化内涵和伟大历史意义。     

论江西红色文化与民间文学研究的结合

江西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红色文化中的红色歌谣、革命传说与革命戏曲是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地方优势,在民间文学研究中汇通江西红色文化,不仅能拓宽民间文学研究视野,而且能弘扬赣文化,提升爱国主义精神。     

发挥红色文化功能 服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蕴含着丰富革命精神和厚重历史文化内涵的红色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宝贵资源。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过程中,大力弘扬红色文化,充分利用红色资源,强化红色文化的教育引导功能,创新红色文化的传播路径,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