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散还是集中？数字化战略关注对生态下游客户结构的影响

在“数字中国”的战略背景下,如何高效地发挥数字化战略的作用,优化客户结构,是至关重要的政策要义和学术话题。基于注意力基础观分析A股上市公司2010—2020年的年报数据,考察管理层数字化战略关注对生态下游客户结构（集中的客户结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结果发现,管理层数字化战略关注显著降低了生态下游客户的集中度。具体而言,管理层数字化战略关注通过融资约束、公司透明度以及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影响生态下游客户的集中度。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较高的环境不确定性和市场势力会显著影响数字化战略关注与生态下游客户的集中度。异质性研究发现,相比于竞争性行业、国有和大型企业,管制性行业、非国有、小型的企业数字化战略关注对企业生态下游客户集中度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从数字化战略关注出发为优化生态下游的客户结构提供了新颖的视角,拓展了注意力基础观的应用范围,为企业进行客户关系管理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启示。     

地方经济考核压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或抑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地方经济的考核制度体系起到什么作用?地方经济考核压力对企业转型升级之间是否存在较高的适配度?本文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7-2020年数据集,实证检验地方经济考核压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和机制。实证结果发现,如果地方经济考核压力大,会显著挫伤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活力。机制检验发现,地方经济考核压力增强时,会从财务机制上恶化企业的融资约束和融资成本,并从投融资机制上降低企业投资效率和提升金融化水平,这些变化都不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活动的开展。异质性检验发展,地方经济考核压力对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会造成更为显著的负面冲击。本文可以为理解地方政府经济发展偏好和微观企业主体创新转型活动提供经验支撑,并为优化政府制度设计提供参考建议。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研究

在数字经济加速发展趋势下，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以2010—2020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财务报告质量，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来提升财务报告质量。在衰退期企业、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信息质量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ESG表现有助于降低客户集中度吗?

基于中国传统“关系契约信任”的非正式制度背景，以客户集中度作为关系交易的替代变量，研究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表现与客户集中度之间关系及其逻辑机理。结果表明，企业ESG表现显著降低了客户集中度，减弱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程度。机制检验发现，ESG表现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和缓解融资约束两条中介渠道降低客户集中度。异质性检验发现，分析师关注度较高、客户议价能力较高和存在关系型投资的企业，ESG表现对客户集中度的抑制作用更明显。     

城市收缩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理——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城市收缩是一个嵌入全球化而根植于本土化的结果，现已成为困扰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基于此，对现有城市收缩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对中国城市收缩的现状特征进行了初步分析，并探究了城市收缩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化转型造成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区位分布来看，中国城市收缩的严重程度排序依次是：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城市收缩会通过压缩城市消费需求和阻碍城市数字企业发展进而抑制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城市市场化水平和收缩城市距中心城市距离均会对城市收缩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关系产生影响；城市收缩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对非东北地区和数字化水平较高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抑制作用较强。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我国收缩城市的治理应坚持“顺收缩举措”为主、“逆收缩举措”为辅，二者兼用的思路，以此防范化解城市收缩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     

数字化转型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证研究

为了探讨数字化转型如何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以企业创新水平和绿色发展水平衡量企业高质量发展,采用文本分析法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效果和赋能机制,并采用无形资产明细项目中与数字化相关的资产占无形资产总额的比重重新度量数字化转型、排除反向因果关系以及采用Bootstrap检验等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认为,数字化转型可以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和绿色发展水平,有显著的赋能效果;数字化转型会加大企业对高水平劳动者的需求,实现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从而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数字化转型也能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提升企业声誉,促进企业加入绿色投入,从而提升企业绿色发展水平,也能使企业获得更多的绿色发展市场资源,最终提升企业绿色发展水平。研究表明,政府部门应当引导市场资源投资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夯实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同时培育数字化领军企业,形成示范效应,通过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师选择——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是大势所趋，不仅改变了企业原有商业模式，也对企业经营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2013—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选择高质量审计师。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一现象在技术创新能力更强、代理冲突更严重、行业竞争程度更高、当地市场化进程更快的企业中更明显。该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和审计师选择影响因素的理解，也为数字经济时代下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提供了重要参考。     

客户关系的稳定性、客户集中度与企业创新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客户是企业重要的外部利益相关者.客户关系会对企业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以客户集中度为切入点,研究客户关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客户集中度会显著抑制企业创新,而客户关系的稳定性可以缓解两者之间的抑制关系.进一步研究表明:客户信息披露得越详细,客户集中度对企业创新抑制作用越弱.研究丰富了客户关系对企业行为影响的理论研究,同时也为企业创新绩效提高提供了新视角.因此,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客户集中在中国企业普遍存在,可以考虑分散客户,降低集中度;第二,客户关系的稳定性有益于缓解客户集中度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可以选择稳定客户进行长期合作;第三,客户信息披露有利于缓解客户集中度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可以适当强化客户信息披露的范围.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对外直接投资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驱动因素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入融合的过程,由此产生的生产技术优势成为推动中国企业OFDI的新型竞争优势。企业作为参与国际市场的主要微观主体,其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对外投资的规模。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OFDI规模的促进效果,这种促进效应在高市场化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由于企业所有制类型和行业技术水平的不同,数字化转型的投资促进效应存在一定的异质性。此外,提升生产效率和缓解融资约束均会增加企业选择跨国并购的概率。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投资具有积极影响,这对扎实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及加快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自愿性审计需求：抑制还是促进

数字化转型赋予了企业新的发展动能,这会对企业的自愿性审计需求产生何种影响?基于世界银行2012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自愿性审计需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自愿性审计需求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企业自愿性审计需求越强。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孕育数字技术的潜在风险”以及“加剧人与技术的不信任程度”两类作用机制促进自愿性审计需求;这一促进效应还与企业人力资源水平密切相关,在高管经验更为充足、员工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情况下,促进效应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微观经济后果和自愿性审计需求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也为政府合理引导企业数字化转型、审计监管部门调整监管政策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数字经济对能源强度的影响研究

从数据价值化、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四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测度2011—2018年中国分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进一步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能源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提升、结构固化，并呈现出一定程度的“马太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能源强度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1%,可以使能源强度降低0.26%,作用强度具有边际递减特征；技术进步和制造业升级是发挥数字经济“抑制”作用的主要渠道。上述“抑制”作用在能源分类、数字经济分维度、能源强度分解和分区域检验中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     

亲清政商关系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生要求,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支持。基于此,分析检验当前亲清政商关系构建会如何影响微观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利用2016—2020年中国A股传统行业上市公司的年度观察数据研究发现,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在政商关系越亲清的地区,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越高,并且这种正向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强。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亲清政商关系主要通过“市场导向效应”和“资源供给效应”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更具有启发意义的是,主要是政商关系的“亲近化”而不是政商关系的“清白化”助力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而且亲清政商关系能够降低传统政治关联的相关影响。     

企业数字化转型、人力资本与内部薪酬差距

企业是推动数字技术发挥经济效应的重要微观主体,也是平衡资本和劳动分配关系的关键所在。基于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Python爬虫技术评估了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管与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扩大效应。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会通过提升员工人力资本水平缩小企业内部收入差距,也会通过提升管理层人力资本水平扩大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低议价能力企业与非技术密集型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超额薪酬差距的原因在于员工薪酬涨幅小于管理层。因此,数字经济时代,为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政府应推动劳动力知识技能升级,优化劳动力结构,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在推动企业内部收入分配公平方面的作用,进而缩小企业内部收入差距。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行为——来自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经验研究

以数字化转型为驱动，是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赋能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微观机制。以2007—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的数字化转型强度指标，实证分析了其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创新水平，并且不仅体现在创新投入上还体现在创新的结果产出上。机制检验支持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创新的信息质量渠道，但是经营杠杆渠道没有得到有效的数据分析支撑。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于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高科技型公司中更为显著，并且其效果随着公司环境不确定性程度的增加而有所降低。以上结论带来的重要启示是，政府不仅应竭力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财税支持力度，努力降低企业面临的转型成本，激发数字化转型对于科技创新的推动力，同时还应秉持分类管理原则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给与不同分类指导和跟踪服务。     

财务宽裕、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长三角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是构建我国经济新发展格局的关键要素,数字化转型是微观经济主体助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以2016—2021年长三角区域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财务宽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探究高管团队异质性在财务宽裕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财务宽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上述结论在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高管教育水平异质性、海外背景异质性、职业背景异质性能够显著增强财务宽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而高管年龄异质性则具有抑制作用。在成熟期企业与大规模企业中,财务宽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从高管团队异质性角度分析财务宽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以期为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建议与实践参考,为企业合理配置高管团队成员、优化高管团队结构提供借鉴。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学者们越来越重视数字化对企业价值链提升的作用。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价值链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小企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加研发资金和研发人员的投入对价值链升级产生影响。该研究从价值链视角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效果提供了微观证据,研究结论对于数字化相关政策的制定以及我国制造业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企业数字化关注度——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准实验研究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低碳经济与数字经济交叉融合,低碳转型与数字转型相辅相成。以此为出发点,将2010年开始的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8—2020年上市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究该政策对企业数字化关注度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数字化关注度;位于低碳试点城市的企业比不在低碳试点城市的企业对企业数字化关注度平均上升8.5%。该政策通过企业层面的风险以及企业产出这两种机制促进了企业数字化关注度。在异质性分析中,该政策对企业数字化关注度的影响,在不同所有制、不同年龄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为中国上市制造业在低碳转型中加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注意力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检验,为政策效果提供进一步数字效应研究,为未来研究低碳化与数字化交叉前景奠定坚实基础。     

企业数字化转型、人力资本升级与高质量就业

数字化转型在改善企业经营模式、加快产业结构转型的同时,也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以及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产生了显著影响。利用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人力资本升级以及高质量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人力资本升级。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研发投入和扩张经营规模促进人力资本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仅对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小规模企业的人力资本升级具有促进作用。进一步讨论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扩大了对高、低学历层次劳动力的需求,表明数字技术对低学历劳动力就业的替代效应并不显著;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了劳动力工作效率和就业质量的提高,推动了企业层面高质量就业的实现。因此,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要把握数字化转型机遇,注重对内部组织架构的数字化改造,提升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推动人力资本升级,实现高质量就业,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金融市场化改革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利率市场化的中国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时代,微观经济主体的数字化转型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这离不开高质量金融供给的支持。基于2007—2019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研究利率市场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机制路径。实证发现,利率市场化能够显著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并且对于非国有企业的驱动效果更为突出,但对于科技属性企业的支持力度并未展现出特异性的支持偏好。机制研究发现,利率市场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降低企业杠杆,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等方式,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别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削弱利率市场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作用。因此,建议政府部门应着力营造稳定的货币政策环境,进一步提高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效果;金融机构应主动适应市场化定价方式,加大创新项目的金融支持力度,推动投贷联动;企业应当侧重将金融资源注入创新项目,加快实现数字化转型。     

数字经济发展降低了企业财务风险吗？——基于吸收能力与生命周期的视角分析

使用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在运用熵权法构建数字经济指数的基础上，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以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对企业财务风险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吸收能力在数字经济抑制企业财务风险的过程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2）处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企业，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也不相同。对于成长型和成熟型企业，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抑制企业财务风险具有显著作用，且吸收能力具有中介效应；对于陷入衰退期的企业，数字经济的发展对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没有显著影响，且吸收能力不具有中介效应。（3）数字经济的有效性需要企业内部基本条件的支持。当企业的数字转型良好时，数字经济在遏制企业财务风险方面的作用更加明显。总的来说，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企业提高吸收能力，降低财务风险。研究揭示了财务风险产生的原因，以及数字经济在降低财务风险方面各种差异的作用和机制，为缓解企业财务风险提供了可靠的实证依据和政策启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