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的道德观

在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问题上，吴宓等学衡派人物提出了不同的主张，由于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侵扰，吴宓等人的思想文化主张并没有得到很好地理解。实际上，无论是在新文化的建设上，还是在文学、教育以及道德领域，吴宓都提出了很多具有前瞻性的意见，无论是在他的个人生活，还是文学观点、学术主张中都有对道德的特别强调，在今天这样一个被普遍看做道德滑坡的时代，显得尤为可贵。     

以译为辩:吴宓翻译萨克雷小说的回顾与分析

回顾吴宓向国人译介萨克雷小说的经历,可从其选择翻译材料和制定翻译策略看出诗学观念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梳理现代文坛有关文学、翻译及文化的论争,吴宓的小说翻译与其所处的文学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浮现出来。文学系统中的论争会影响译者的翻译实践,而译者也总是借由翻译实践参与文学系统中相关议题的讨论。吴宓选译萨克雷的长篇小说,是他根据文学系统内的翻译取向,及其个人的文学理念做出的选择;在翻译时他以"意译"之法追求"信、达、雅",一方面受制于系统内的翻译诗学规范,另一方面是以此对抗系统内的白话直译与国语欧化。多层次的分析将有助于重新认识并理解吴宓在翻译活动的各种努力与尝试,把握译者与文学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     

吴宓伦理思想略论

吴宓的伦理思想具有浓郁的保守主义色彩,与新文化派提倡"民主"、"科学"不同,吴宓以一种世界性的眼光来看待中西文化的会通,欲重塑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永恒价值的人伦精神和理想人格,进而救国经世.吴宓伦理思想始终以对人的关怀为主题,强调以传统儒家思想兼具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改善人性、培植道德,在他的教育、文学和宗教思想中也始终贯穿着其伦理思想的主题,因而吴宓坚持教育、文学和宗教也具有德化功能.     

试探中国古代文论对社会古今观念的回应——以汉魏六朝时期文论为例

根植于文化土壤中的中国古代文论受到社会古今观念的影响,但它并非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中国古代文论在呈现古今观念的具体方式上体现出它的主动性,而且文论古今观与时代古今观念保持基本一致,本身也离不开文论的积极回应。在呈现古今问题的隐显程度上,不同时期的文论与同时期的不同文论都有着各自的不同。并不局限于文学领域的中国古代文论,还承担着社会文化批判的角色,它对时代古今观念的批判正是其主动建构社会文化的有力体现。然而,无论是古今观对文论的影响还是后者对前者的积极回应,两者在文化精神实质上又是根本相通的。     

试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锋性

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与西方的先锋文学运动是同时产生于二十世纪早期的激进文学运动,两者之间有许多共同的特征激进的政治批判态度、颠覆传统文化的决绝立场、语言的求新求变的探索以及对唯美主义文艺观的批判。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先锋性因素,是为了更好地把握20世纪文学在古今演变的过程中如何“变”的两种形态一种是依循了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而自然演变的文学主流;一种是以超前的社会理想和激进的断裂态度实行激变的先锋运动,两者的关系构成了中国20世纪文学古今演变的发展历史。     

吴宓艺术美学思想新论

学界长期有一种观念认为吴宓的艺术思想是芜杂且悖论丛生。本文从吴宓非系统性的论述中归纳出了他的思想路径,看其如何架起了中西古今文化的桥梁。他在诸多文章中所介绍的西方古典主义美学思想只是他思考的起点,即艺术门类之间存在性质区隔。他的思想成果真正体现于他结合中国文化思想所创造的"三境"和"音律"两个概念。与传统保守的古典主义不同,其艺术美学的思想核心是坚守人文主义的价值观。     

古今观影响古代文论的方式探究——以汉魏六朝文论为例

在重视古今问题的中国古人那里,作为文化观念内容之一的古今观也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文学观念并进而影响其文论思想,这种影响可以在古今观影响文论的具体方式上得到充分的体现。古今观一方面标识着时代的文化取向而为文学批评的进行设置了文化背景,同时它对文论的影响还在于古今观念下处理古今关系的思维习惯同样被贯彻到了文学古今问题的探讨上,故而实际上影响着文论思想。而古今观与文论在继承、发展问题上的关涉又必然导致前者对后者在具体内容层面上存在着影响。     

新时期文学的人道主义话语与道家思想

新时期文学的人道主义话语主要是以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面目出现,同时也有人把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其他人道主义思想作为批判武器,力图冲破思想局限把问题论争引向全面而深入,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人道主义思想资源,人们却采取漠视的态度,没有人在论争中发掘它的现代价值,这不能说不是一种历史缺憾。在中西古今的对比考察中可以发现,新时期文学的人道主义话语对道家思想不是只有拒斥的一面,实际上也有融通的一面,在诸多方面可以相互引证和阐发,由此可以看出道家思想的人道主义内涵具有现代性转换的可能性．．     

马修·阿诺德与20世纪中国文化

马修.阿诺德的文学批评观与文化哲学思想,经由辜鸿铭、张歆海、吴宓、梅光迪、郁达夫、郭沫若、朱光潜、闻一多、梁实秋等众多接受个体,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化思想的发展与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影响的过程可以分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末三个阶段;影响的方式则有直接与间接的区别。考察马修.阿诺德在中国既被大规模接受、又被激烈抵抗的独特文化遭际,可以给我国二十一世纪的文化现代化建设带来重要启示。     

吴宓诗学思想的历史价值和困顿命运研究

从学理方面来看,吴宓的诗学思想作为文学理论现代性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有效地补充和纠正新文学阵营在文学工具意识驱使下将文学现代性、社会现代性混为一体的理论偏颇和在进化论的价值预设下所持的趋新求异的现代诗学建构立场,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但是,它在现实中却遭遇了极其困顿的历史命运,充满了对文学现实秩序建构的无力感,造成这一困境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现代诗学的宏观历史文化语境并不适于吴宓诗学理论的发展。其二,吴宓诗学思想的自身局限性和不完全的现代性品格也限制了它在中国现代诗学发展历程当中的生长空间。     

中国新文化的方向——20世纪上半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创获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总结“古今中西”之争 ,选择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强调中西文化的融合互补 ,注意对传统文化优秀遗产的发掘和批判继承 ,在文化上的可喜创获不仅是宝贵的思想财富 ,而且为新文化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吴宓与中国的雪莱──徐志摩

吴宓作为“学衡派”的代表人物,其文学主张过去一直受到批判,其实他对于新文学并非完全反对,只是在变革途径和思路上与新文学代表人物有分歧。事实上,他对新文学创作中的许多优秀作品倒是十分肯定的,例如对于茅盾的《子夜》．最早给予高度评价的正是吴宓。本文即通过介绍吴宓与徐志摩的交往及吴宓对新诗的评价,说明对于吴宓及其文学现有必要给予全面评价,不可以仿盖全,简单予以否定。     

主持人的话

我们这个专栏本期所载谈蓓芳教授和刘志荣先生的论文都显示了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正在扎实而深入地展开,我们为此深感欣喜。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倡导,至今已有十年了。在这十年间,举行了三次规模宏大的学术研讨会: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和浙江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01.11,上海),上举两个单位和《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学术研讨会(2004.4,上海),南京大学中文系、美国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学会(ACCL)联合主办的“中国文学:传统与现代的对…     

吴宓与《学衡》:整合的文化现代性理路

在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共同推动文化现代性建设的历史进程里,吴宓从自己的固有文化视域出发,以《学衡》这一明确反对新文化运动偏激取向的刊物为依托全面展开了对整合的文化现代性理路的深入思索。这种整合中西传统文化精华建立新文化为核心的文化现代性发展思路体现出了比新文化阵营更为健全的文化心态和比一般文化保守主义者更为开阔的文化视野,对其展开重新分析和评价将会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和思考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复杂性和多种可能性的问题。     

儒学传统与新人文主义的碰撞与传承——吴宓、曹慕樊学术思想共鸣之契机

“学衡”派思想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一定的反思作用,现在,面对“文学失语症”、“文化霸权”的危机,这些思想更是弥足珍贵。作为“学衡”派灵魂人物的吴宓,其一生遭遇坎坷,学术思想未曾大放异彩,但历经浩劫终究流传至今。吴宓晚年遇到一位极为重要的后辈友人曹慕樊,他们思想方面的共鸣可谓“学衡”精神的一种传承。文章重点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探讨吴宓与曹慕樊在文艺、诗艺上的共通之处。     

关于吴宓著译情况的系统分析

吴宓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他的学术研究领域宽阔,涉及范围很广,在诸如新人文主义、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学的译介、中西文化和文学的比较研究、诗歌创作与鉴赏理论、外国诗学与诗歌翻译等多个方面,都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对吴宓的学术性文章概况、文学创作概况、出版的专著概况及未刊文章等方面进行系统客观的分析与述评,无论对于吴宓学术还是对于中国的学术发展,都是一项极有价值和意义的工作。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代性?——对当下现代性研究的反思和建构中国文学“新现代性”的尝试

在中西文化思想激烈交锋、政治经济竞争加剧的当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代性”成为目前的重大理论问题。以西方现代性为唯一标准,在中劣西优的认识论基础上对中国文化与文学做出价值判断,这样的理论思想和研究结论亟待反思。作为知识体系的西方现代性话语已经成为文化霸权,需要引起我们的警觉。西方现代性本身具有明显的内在缺陷,且不能准确展现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和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中国文学“新现代性”立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深入中国传统文化,以“和谐”为核心价值理念,以“人民性”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美学原则,通过对“人民性”的叙述和表达,把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转化为塑造当代中国文学新现代性的有力资源,传达一种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深入思考,能够体现中国社会历史进程、文化意识和文学潮流,并促进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与发展。     

吴宓诗论浅窥

吴宓(字雨僧,1895——1978)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颇有影响的知名学者。他不仅是诗人、教授、中西文学专家,而且是文学理论家、教育家和真诚的爱国主义者。他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早在二十年代就创办了《学衡》杂志,主编过《大公报》文学副刊。吴先生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积极吸取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想,以促进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正如《学衡》宗旨所言:“论究学术,阐述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     

儒学传统与新人文主义的碰撞与传承——吴宓、曹慕樊学术思想共鸣之契机

"学衡"派思想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一定的反思作用,现在,面对"文学失语症"、"文化霸权"的危机,这些思想更是弥足珍贵。作为"学衡"派灵魂人物的吴宓,其一生遭遇坎坷,学术思想未曾大放异彩,但历经浩劫终究流传至今。吴宓晚年遇到一位极为重要的后辈友人曹慕樊,他们思想方面的共鸣可谓"学衡"精神的一种传承。文章重点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探讨吴宓与曹慕樊在文艺、诗艺上的共通之处。     

"文学"如何"革命"——近代"文学革命"话语的生成

清民之际,随着中国摄取西方文明的进一步推展,知识界汲纳西方文明的重心开始逐步由技术移植转向制度文化的学习与改造,见诸议论的内容涵括政治、思想、文学、艺术、教育等诸方面。在此背景下生成的"文学革命"概念,展现了术语复杂的思想文化内涵。对于这一概念生成经历的考察,有助于从一个侧面深入理解中国文学和思想文化的近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