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关系及影响机制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包容性增长蕴含的“增长”与“公平”要义紧密相关。文章选取2011-2020年中国27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综合运用双向固定效应、分位数回归和双重差分模型等多种方法，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包容性增长具有积极推动作用，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的提升均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具有正向推动效应，但数字排斥等现象的存在致使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并未对经济包容性增长产生影响。随着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提升，其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会因规模效应而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对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存在区域、城市规模和创新创业能力异质性。经济增长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渠道。     

数字经济发展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与路径,选取中国201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分别运用熵值法和DEA方法对数字经济指数及地区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结合双向固定效应模型、SUR回归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认为,数字经济对技术推动型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显著,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分别通过增进技术进步和提升技术效率提升了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数字产业化可以通过产业数字化提升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表明,培育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新动能,应加快构建服务数字化转型、融合创新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体系,促进数字经济和技术创新深度融合; 加强自主创新数字技术和全球范围内的技术共享,促进中国技术进步以及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构建数字化经营决策以及生产体系; 加强数字信息保护和数字环境治理,建立健全产业数字化的信息安全体系。     

数字经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

数字经济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新动能，对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选取2010-2021年全国1749个县级行政区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得出如下结论：数字经济及其子维度均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可通过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间接促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数字经济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过程符合“梅特卡夫法则”,即存在非线性影响特征。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四高型”县域、粮食主产区、农业产业融合发展试点区的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存在提升作用。对此，应打造农村数字经济新高地、加快探索差异化发展道路、强化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释放数字经济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红利，助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数字经济、创新资源流动与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杜宾模型研究

利用数字经济发展契机促进创新资源流动，进而带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已成为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经济高质发展的重要路径。基于2010-2020年我国70个大中型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探究了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之间的关系，并将创新资源流动纳入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分析框架中，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着重分析其传导路径、区域异质性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与创新资源流动均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创新资源流动在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之间发挥了明显的正向中介作用；数字经济和创新资源流动对不同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并不相同，表现出较强的区域异质性特征。     

数字经济赋能下区域经济碳脱钩效应研究——基于脱钩理论的面板数据分析

采用2013—2019年中国30个省市数字经济的面板数据，利用脱钩模型测度区域经济碳脱钩水平，并通过面板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碳脱钩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中国整体经济碳脱钩水平不断上升，东北地区存在较大碳脱钩阻力；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由东南沿海向西部和北部地区逐级递减；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经济碳脱钩，能源结构优化是数据经济促进经济碳脱钩的重要机制。未来国家应更加重视东北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东北地区产业数字化转型；考虑到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数字人才、产业数字化水平较低的特点，应适当引导东部地区数字技术向西部、东北地区流动，发挥数字技术的后发优势，防止数字技术在区域上的脱节；鉴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改善能源结构促进区域经济碳脱钩，还需进一步加强数字经济和能源革命的深度融合。     

数字经济有效赋能城市低碳发展了吗?——来自低碳技术进步的解释

数字化、低碳化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趋势。为深入考察数字经济赋能城市低碳发展的机理，本文构建了贯穿“产业—政府—企业”三个维度的数字经济赋能城市低碳发展理论机制模型，并基于全国141个主要城市2016—2020年的数据识别了数字经济赋能城市低碳发展的实践路径。研究结论表明：数字经济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赋能城市低碳发展，在稳健性检验和排他性分析后，该结论仍然成立；除直接赋能外，数字经济对城市低碳发展的促进还能够以低碳技术进步为中介间接实现；政府环境注意力和环境规制在数字经济赋能城市低碳发展的过程中起调节作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低碳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但不同试点批次的促进效果有所差异。研究结论为促进城市低碳发展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加快建设数字基础设施 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研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提高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于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具有重要意义。借助2013—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探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正向作用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以及空间溢出的特点;异质性检验显示,在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影响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区分“宽带中国”试点地区、大数据综合试验建设区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政策工具试点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更明显的促进作用、非线性特征以及本地邻近效应,佐证了宽带网络以及大数据基础设施对我国经济提质增效的显著驱动作用。因此,必须强化政府引导职能,大力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数字经济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研究——基于湖南省2012—2020年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湖南省14个市（州）2012—202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β收敛检验和面板门限模型，探析数字经济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结果表明：首先，数字经济整体上能够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并显著提高农业发展水平，推进产业成果共享，优化农业生态环境以及提升农业经济效益；其次，农业高质量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收敛性，即落后地区发展水平增速高于发达地区，区域间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差距逐渐缩小；最后，数字经济存在一定的空间聚集特征，这种特征会导致其在农业应用上产生“数字鸿沟”，主要表现为对发达地区的农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作用强，对落后地区的促进作用弱，不利于农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区域均衡发展。     

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业经济韧性：影响机理与实证考察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背景下，为探寻数字乡村建设与农业经济韧性的内在作用关系，本文基于2011—202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分别测度了两者的发展水平，并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和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能显著提升农业经济韧性。从时间维度来看，其提升作用呈现出2011—2015年时间阶段要大于2015—2021年时间阶段的结果。从区域维度来看，其提升作用的强弱依次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可以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农业经济韧性。为进一步释放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经济韧性的正向促进作用，各地区应依据乡村社会治理与产业发展的基本需求，因地制宜制定绿色可持续发展策略。     

数字经济对能源强度的影响研究

从数据价值化、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四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测度2011—2018年中国分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进一步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能源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提升、结构固化，并呈现出一定程度的“马太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能源强度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1%,可以使能源强度降低0.26%,作用强度具有边际递减特征；技术进步和制造业升级是发挥数字经济“抑制”作用的主要渠道。上述“抑制”作用在能源分类、数字经济分维度、能源强度分解和分区域检验中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     

数字经济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机理及异质性分析

数字经济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传统生产方式对资源的过度耗费，为提升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契机。基于2011—2020年我国28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分组回归模型，验证了数字经济对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积极效应以及绿色技术创新在两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显著改善了城市生态环境，但其生态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与财政收入较高的城市相比，数字经济对财政收入较低城市的生态环境改善作用更为明显；绿色技术创新仅在财政收入较高的城市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因此，对于财政收入较高的城市，应以企业绿色工艺创新与产品创新为抓手，引导企业加大绿色技术创新投入，才能有效改善生态环境；而对于财政收入较低的城市，应利用有限的财政资源，重点增加数字化转型投入，进而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对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机制与区域异质性研究——基于2012—2020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为探究数字经济与工业能源效率之间的关系,基于2012—2020年中国30个省级数据使用双向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中国工业能源效率;数字经济通过工业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间接提升工业能源效率;数字经济对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研究结论为政府发展工业数字经济、强化数字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开拓能源效率提升路径的政策设计提供参考。     

数字经济、城市创新与雾霾污染

建设数字中国与治理雾霾污染都是推动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举。本文基于2011—2019年278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及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城市创新对雾霾污染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对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该结论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和“宽带中国”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城市创新效应、聚集驱动效应与结构优化效应三种重要渠道降低了雾霾污染水平；（3）数字经济的“梅特卡夫法则”在雾霾污染治理中得以验证，当数字经济超过门槛值时，城市创新对雾霾污染的“边际抑制效应”呈现逐渐递增的非线性特征；（4）异质性视角下，数字经济对雾霾污染的抑制效果因城市区位、人口规模及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     

兼顾效率与公平：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

针对数字经济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是否会加剧收入不平等问题，剖析数字经济影响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理论机制，测算并分析地区基尼系数的发展趋势及地区差异，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展开实证检验。研究表明：(1)2010—2018年中国年均基尼系数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且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其中，收入差距最小的是东北地区，其次是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最为严峻。(2)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可以兼顾效率与公平。数字经济每提高1%,将显著促使人均收入提高0.053个单位，基尼系数显著降低0.046个单位。(3)区域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经济有利于提升各区域人均收入水平、缩小各区域收入差距，且影响效果呈现为低收入组优于中收入组优于高收入组。(4)时间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在两个阶段对人均收入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但在第二阶段的推动效果显著高于第一阶段；数字经济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在第一阶段显著为正，在第二阶段显著为负。(5)机制检验表明，增加个体就业机会和提高家庭收入水平是数字经济缓解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渠道。据此提出通过创新驱动攻克数字经济关键技术、加快打造数字基础设施、警惕数字鸿沟风险、加强数字领域监管等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与提升路径研究——基于我国30个省份的fsQCA分析

文章立足系统理论与组态视角，构建了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模型。运用fsQCA方法，分析了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驱动途径及各要素间的协同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经济发展基础、信息化发展、互联网发展以及数字交易发展等单一前因条件均无法独立地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信息化和数字交易发展的不足是形成低组态的关键因素；（2）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表现出“非对称性”和“多重并发”的特征。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驱动类型包括：“信息化-政策支持”驱动型和“互联网-数字交易”驱动型。低组态驱动路径有三条，与高组态驱动路径具有非对称关系；（3）各地区在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高组态表现上呈现显著差异，这些差异源于经济发展基础、信息化发展、互联网发展以及政策支持和投资环境的差别。为因地制宜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各地区需根据自身特点制定策略，充分发挥在经济发展、信息化、互联网和数字交易等方面的优势，优化政策支持和投资环境。     

生产网络视角下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及其结构——基于时序投入产出表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生产网络视角出发利用Ghosh投入产出模型从最终产品入手构建测度数字经济规模的方法，同时考虑数字部门产品和数字化产品，基于中国时间序列投入产出表测算和分析2002—2018年期间全国的数字经济规模及分布，并基于我国2012年和2017年省级投入产出表分析数字经济区域分布特征。研究发现：(1)从2002年到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最终产品规模保持稳定快速增长，平均增长率为16.33%,远高于GDP平均增长率；(2)数字经济最终产品中资本形成的占比在2007年之后大幅提高，从24.18%提高到2018年的37.56%;(3)在数字经济总规模中，数字部门产品占比高于数字化产品占比，而数字化产品规模稳步提高，广泛分布于各个传统产业，同时又具有集中性；(4)数字经济的区域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不同地区数字经济占地区GDP比例差异显著，区域经济增长与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正相关性。     

数字经济发展能促进居民消费“扩容提质”吗？

基于2013—2020年省级宏观数据和数字经济指数深入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从市场供求两端分析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居民消费“扩容提质”，且这一作用在数字经济和消费不同维度下仍然显著，异质性分析进一步发现数字经济对中西部与低市场化程度地区的促进作用更强，呈现数字益贫性特征；动态叠加效应表明，数字经济在滞后期依然对居民消费存在促进作用，并且对居民消费“扩容”作用明显高于“提质”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收入差距、创新产出与产业结构升级分别在市场需求和供给端发挥着中介效应。因此，要继续发挥数字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作用，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实现消费型经济增长模式。     

数字经济驱动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产业链的研究脉络,立足“价值链—技术链—企业链—空间链”的研究框架,利用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考察数字赋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果、规律与路径,分析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且具有边际报酬递减的非线性特征;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促进创新要素流动和降低交易成本来实现;进一步区分“宽带中国”试点地区、大数据综合试验园区和智慧城市分析发现,政策工具试点地区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更强。中国未来文化产业的发展应抓住数字化转型的重大时代机遇,推动文化科技融合创新,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实现文化繁荣和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     

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与提升路径研究——基于我国30个省份的计量与QCA分析

数字经济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探究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与提升路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基于NCA、QCA与计量方法,从“信息化”“互联网”与“数字交易”三个维度分析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提升具有长期显著影响;共同富裕水平高组态有三条驱动路径,即“信息化—互联网基础”推动型、“信息化—数字交易基础”驱动型、“互联网—数字交易”引领型。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交易是东部地区发展的核心条件;信息化基础在数字经济起步较晚的地区发挥重要作用。据此,要完善数字经济要素协调配合的长效机制;大力推动数字交易、强化市场引导与专项扶持。     

数字经济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

在测度农业经济韧性水平的基础上,利用2011—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数字经济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农业经济韧性增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空间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农业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机制分析表明,产业结构优化(涉及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方面)是数字经济促进农业经济韧性提升的重要渠道;数字经济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还存在异质性,东部地区和低城镇化率省份农业经济韧性的数字经济促进效应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