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权交易对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7—2019年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DID）探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该结论在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政策效应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东、中部城市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相较于中部城市,政策对东部城市的正向效应更大,对西部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在统计学意义上尚不明显。机制分析的结果显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的“量”与“质”、优化产业结构等渠道促进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提升。     

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基于我国2005—2016年21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智慧城市建设对我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智慧城市建设能显著促进城市经济增长,这一结果通过了逐年匹配PSM-DID检验和反事实检验。通过理论机制分析和实证检验,发现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提升城市技术创新水平和带动产业升级促进城市经济增长。通过异质性检验分析,发现城市规模更大、初始经济水平更好、人力资本水平更高的城市,智慧城市建设政策的效果更好,产生的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大。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能否促进绿色经济增长

基于2005—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视作准自然实验，采用SBM-GML方法构造全域GML指数来表征绿色经济增长，并使用双重差分法就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绿色经济增长；异质性分析表明碳交易政策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存在明显差异，东西部地区政策效果显著，而在中部地区无显著影响；进一步的机制分析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通过加大环境政策力度和绿色技术创新促进了绿色经济增长。     

流动人口城市融合的碳排放效应

基于拓展的STRIRPAT模型分别从流动人口城市融合碳排放总量和新增量两个角度构建碳排放效应的人口模型和就业模型,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城市融合碳排放总量呈现不断增加的态势,不过每个流动人口城市融合的净增碳排放成本却在下降,城市每融合一个流动人口,每年大约新增加0.3吨碳排放。研究还发现,老龄化、城镇化、人均GDP、城镇就业人员均对流动人口城镇融合碳排放总量有增加作用,而GDP能源强度则对流动人口融合碳排放总量有降低作用。此外,农业、建筑业和工业的碳排放总量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合碳排放净增量存在显著影响。建议树立"低碳融合"和"绿色融合"的流动人口城市融合理念,在流动人口城市融合中纳入碳排放成本,建立流动人口城市融合的碳排放监测制度,重点关注工业(制造业)、建筑业和现代农业领域流动人口的"减排"。     

中国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文章以2000—2019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对象,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交通便利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提高可以抑制区域碳排放总量,劳动力水平、城镇化进程、产业结构合理化、第二与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的提升会刺激碳排放总量提升;（2）城乡收入差距、对外开放、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和城镇化进程的变化会对当地碳排放造成影响,同时还可以对相邻区域的碳排放水平进行不同程度的刺激或抑制;（3）环境规制、发展智慧交通、引入外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扩大对外开放水平是当前达成低碳低排目标的高效路径。     

人口流动会抑制城市碳排放吗?——基于二元户籍制度改革的准自然实验

二元户籍制度改革旨在平衡“流动人口”和“常住人口”差别化待遇，它为研究人口流动对碳排放的影响提供了重要契机。为了弥补STIRPAT模型在政策评估上的劣势，可采用以二元户籍制度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19年283个地级市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来考察人口流动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实施二元户籍制度改革能有效地抑制城市碳排放；在这一过程中人均收入、产业结构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技术水平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中国人口流动规模与城市人均碳排放之间呈现倒“U”关系。由此，政策上应深化二元户籍制度改革、提高技术水平和优化产业结构以降低碳排放强度、分类控制不同城市人口流入规模，助力我国尽早实现“双碳”目标。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

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会对市场的资源配置产生不同影响，进而对碳排放效率产生明显的差异作用。基于全要素视角，运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超效率模型对中国2008—2016年30个省市的碳排放效率进行测算，以此为基础，探求命令控制、市场激励与自愿意识三种环境规制类型对中国不同区域碳排放效率产生影响的差异性。结果显示:（1）全国层面上，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与综合环境规制强度同碳排放效率间呈现“U形”变化趋势，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强，影响的主导力量由“倒退效应”转变为“倒逼效应”；（2）区域层面上，东部地区命令控制型平均规制水平已跨越曲线拐点，实现“倒逼效应”，但中部与西部地区尚未超过拐点值，而对于市场激励型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目前各区域“倒退效应”仍处于主导地位；（3）三大区域中，东部地区依靠市场激励手段解决环境问题更有效率，而对于中部与西部地区而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仍处于主体地位，且能够发挥更有效的作用。针对不同地区提出选择科学的环境规制工具，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强度等政策建议。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完善与促进地区污染减排效应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双重差分分析

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将污染防治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本文以2013年启动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切入点,探讨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在中国的减排有效性,运用双重差分法对2000—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试点地区的二氧化碳和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工业固体废物等三种工业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和人均指标都显著低于非试点地区,其中碳排放权交易对二氧化碳和工业固体废物的减排效果是逐年增加的,对不同工业污染物影响的动态效应存在差异。机制分析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降低企业交易成本,通过能源结构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两种渠道影响地区污染物排放。本文的发现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利用市场交易治理生态环境的突出成效,为新阶段环境治理领域进一步推行市场型环境政策工具提供重要的启示。     

基于城市特征需求的南京智慧城市建设模式分析

智慧城市建设的顶层设计和实现途径仍处在雏形阶段,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系统的智慧城市建设模式的理论和方案。建设模式的选择和构建基于城市特征需求分析。采用城市特征分析模型,通过比较分析确定智慧城市建设需求,在此基础上探讨南京市特色的智慧城市建设模式。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中小智慧城市建设研究

中共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智慧城市建设已经成为稳增长、调结构的重要抓手,更是推动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手段,中小城市如何结借助智慧城市建设来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值得思考。智慧城市不只是技术城市,阐述了智慧城市的内涵及其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并从政府管理角度就中小城市智慧城市的建设给出思考和建议。     

低碳试点政策对建筑业碳排放的影响——基于一个准自然实验的研究

以中国政府实施三批低碳试点政策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利用2007—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究低碳试点政策对中国建筑业碳排放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低碳试点政策能够显著降低建筑业碳排放。同时异质性分析结果反映,北方地区低碳试点政策降低建筑业碳排放的作用要大于南方地区;动态效应分析结果表明,除政策实施后的第四年外,随后五年中政策效应持续显著;机制分析结果显示,低碳试点政策主要通过降低建筑业的用电量和提高其技术水平来抑制建筑业碳排放的增长。     

环境分权如何影响城市的碳排放强度——基于城市异质性分析

环境管理事权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配方式如何影响碳排放强度格局？基于2005—2018年中国28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探究环境分权对于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其作用机理。结果显示：（1）环境分权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非线性“倒U形”特征；（2）中介效应分析显示，环境分权通过阻碍城市环境治理和技术进步从而推高了碳排放强度；（3）环境分权的影响效应在不同城市存在明显差异。环境管理事权下放，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城市的碳排放强度均有明显的促增效应，但在西部城市的作用效果最强；环境分权显著提高了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碳排放强度，但在特大城市的作用不明显；环境分权使得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的碳排放强度升高，但此影响效应在非资源型城市不显著。据此，为实现环境分权在降低碳强度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应尽快完善中央—地方多级政府的联合管理策略，推动城市环境治理和技术进步，并结合城市实际情况进行差异化的环境事权划分。     

吉林市智慧城市建设体系与发展策略研究

智慧城市是基于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而形成的一种新型信息化的城市形态,它是继工业化、电气化、信息化之后,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前沿趋势和重要特征。作为东北地区具有独特地域优势的中小城市,吉林市在2012年也提出了建设智慧城市的目标,经过几年的建设发展,城市信息化网络已初见端倪,但智慧城市的建设还处在起步和探索阶段,未形成成熟完整的“智慧城市”的建设理念和内容体系。因此,吉林市应结合具体情况和现实基础构建包括智慧网络、智慧政务、智慧经济、智慧服务与管理在内的完整的智慧城市发展体系,同时应加强和完善顶层规划与设计,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并促进区域合作与技术创新,进而加快吉林市智慧城市的建设步伐。     

智慧城市建设能否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来自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随着第五次信息技术革命的爆发,智慧城市建设已成为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手段。基于2008—2017年我国22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以2012年智慧城市政策试点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智慧城市建设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1.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约为1.62%;2.智慧城市建设效应存在明显异质性,在人口规模适当、经济发达以及财政支持力度大的城市智慧城市建设效应尤为显著;3.智慧城市建设能够依托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产生创新效应、治理效应以及消费效应,从而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其中消费效应最为显著。因此,各城市应当因地制宜进行智慧城市建设,充分发挥消费的拉动作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区位导向型产业政策对城市创新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国家高新区设立为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对国家高新区政策的创新激励效应进行了识别与评估.研究结果表明:国家高新区政策实施有助于提升地区创新水平,但国家高新区政策影响城市创新的方向和程度取决于高新区成长周期及所属地区环境,处于成熟期或者位于东部地区的高新区对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具有更强的带动作用;动态效应检验结果发现,随着国家高新区发展日趋成熟,其对城市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将越来越大.     

智慧城市建设的理论思考与战略选择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日益突出的城市管理问题。智慧城市概念的提出为破解城市发展难题、提升城市竞争力提供了新思路。我国自2010年起由地方政府开始自发的探索智慧城市建设模式,此后在中央部委的指导下开展各领域内的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工作,进一步从国家战略层面进行统筹协调与资源整合。尽管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发展势头良好,但在实际建设中依然面临着战略规划不足、信息孤岛问题普遍、技术导向倾向严重、建设资金缺口庞大、评价体系不完善及忽视信息安全建设等问题。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设新型智慧城市,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应当加强统筹规划、打破数据孤岛、坚持以人为本的建设目标、分级分类推进,同时积极协调社会力量参与,加强技术和资金保障,构建网络信息安全体系。     

智慧城市建设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

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举措,智慧城市建设能够充分激发内需潜能和发展动能,促进实体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基于2001～2019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将智慧城市建设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PSM-DID方法全面考察智慧城市建设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特征及其内在机理。研究表明:智慧城市建设可以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来自替换变量、安慰剂检验和更换匹配方法等途径的估计结果验证了这一结论的稳健性;影响机制检验显示,智慧城市建设通过减缓融资约束和降低企业营运成本两种途径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发现,智慧城市建设对企业的影响会因为企业规模、行业关联度、所在地区不同而呈现差异:智慧城市建设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果在大型企业和行业关联度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而对小型企业的经济效应并不明显;智慧城市建设显著促进了东中部地区企业高质量发展,而对西部地区企业却产生了负向影响。     

智慧城市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城市的发展不仅依赖于物质性资源,还日益依赖于信息与知识资源所产生的"智慧",智慧城市信息畅通、知识立市、聚集智慧。智慧城市是继信息化城市、数字城市之后的城市未来发展新理念。国内外以感知化、互联互通化和智能化为基本特征的智慧城市建设涉及到城市交通、智慧电网、智慧政府、智慧建筑、智慧医疗等领域,一些城市通过因地制宜、梯次推进的实践,取得了较好智慧城市建设实效。     

智慧城市:全球城市发展新热点

随着全球物联网、新一代移动宽带网络、下一代互联网、云计算等新一轮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和深入应用,"智慧城市"渐行渐近。现在发达国家地区在产业转型和社会发展当中,认识到了"智慧城市"的前瞻性、超前性,相继提出了"智慧城市"的战略举措。"智慧城市"近两年在中国获得不少地方政府的认同。目前,北京、上海、宁波、深圳、无锡、武汉、南京、佛山、昆明、成都等国内城市已纷纷启动"智慧城市"战略,意在抢占先发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