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歌美学与庞德现代主义诗学

埃兹拉·庞德以其译作《华夏集》为中国古典诗歌美学与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结合创造了契机,为汉学西渐作出了贡献。本文通过对庞德的诗歌和汉诗英译作品中所体现的现代主义诗歌美学与唐诗美学所体现的现代诗性特征进行对比分析,阐明中国古典诗歌美学和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美学的互通性及其意义。     

试论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意境的创造性重构

庞德不仅是一位著名诗人,还是一位伟大的翻译家。庞德总能够抓住原诗中物态化的符号,体味出这些物态化符号所蕴涵的原作者的“不尽之意”。然后,庞德依据自己的理解,借助现代英语和现代英语诗歌的语言,富有创造性地重构其原诗的意境,以满足现代英语读者的文化和情感需要。他的《神州集》就是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创造性阐发。笔者试图结合中国古典诗歌意境的特点,论述庞德在汉诗英译过程中对中国古典诗歌意境的创造性重构。     

本文诗学：一种立足于作家创作的诗学形态

本文诗学作为一种立足于作家创作的诗学形态,是指创作者体现在其文学本文中的诗学意图和诗学观念。这种诗学观念并不表现为逻辑化的体系形态,而表现为活生生的创作律法,它是理性诗学的原初形态。在诗学面临困境的情况下,对本文诗学进行重构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它一方面服务于作家的创作,另一方面又可以恢复理性诗学的诗性。重视本文诗学的研究是走出诗学困境的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     

庞德诗歌意象翻译中的诗学认知:比较诗学视角

作为比较文学的重要分支,比较诗学基于文化的可比性进行文学对比研究,旨在揭示研究对象的一般规律和相互关联。意象是诗歌的灵魂,是情感表达的载体。因语言特征和文化思维的差异性,中西对意象的认知有互通之点,更有殊异之处。以比较诗学为理论支撑,从意象与意境美、意象与节奏美两种关系和维度来分析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翻译中的诗学认知,研究发现,源于对诗歌意象深刻而透彻的诗学认知,庞德得以充分再现中国古典诗歌的诗学要素和美学风貌。      

魏理的汉诗英译及其与庞德的关系

阿瑟·魏理是20世纪英国伟大的翻译家和汉学家,早在1913年左右,他就与庞德相识并共同成为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子的一员。庞德很重视魏理的英译汉诗,想方设法请魏理为他主编的刊物撰稿,但实际上两人的诗学观点颇不相同、翻译汉诗更有不同的旨趣和风格。     

论南社学者古直的古典诗学研究

古直(1885-1959)为南社广东分社的著名学者,早年参加同盟会和南社,1921年辞官归隐,沉潜于古典诗学研究。1925年后执教于中山大学,专注于古典文学教育与研究。古直一生中撰述约26种古典诗学论著,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上至汉代、魏晋诗歌与诗学批评,下至近代黄遵宪等人的诗文笺注;研究方法既有传统的笺注、年谱编纂如《钟记室诗品笺》《陶靖节诗笺》和《诸葛忠武侯年谱》等,又有专门论述如《汉诗辩证》《汉诗研究》。古直的古典诗学研究与民国时期的批评风气密切相关,其古典文学研究的价值仍值得重视。通过整理古直的诗学研究成果,考察其研究方法、诗学思想与研究特色,可以进一步从民国古典文学批评的视阈思考古直学术研究与文化立场的关系。     

苏轼与韩国汉诗风的转换与诗学价值选择

苏轼及其诗歌的东传改变了新罗末高丽前期晚唐诗风的统治地位,带来了韩国汉诗风的第一次"变革",形成了苏轼在韩国古代文人与汉诗中的独特地位,其影响持续到朝鲜朝前期。效法苏轼也由最初的一种转换诗风的工具与手段,逐渐内化为韩国文坛自觉的诗学价值追求,并在反对单纯的模仿、规避过度用典,以及淡对苏词等过程中,为主题价值的实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大禹叙事的诗学结构、诗学生态及诗学实践

对中国经典叙事的诗学研究是构建中国叙事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整合不同文类，立足本土文化语境，大禹叙事涵盖两个诗学结构，即善恶对照的伦理身份结构及有限变异的形态结构，以此达到修辞指向的可靠性，完成大禹伦理身份符号化的目的。大禹叙事由外在的诗学想象、内在的理念表达及隐性的空间拓展构筑起以农耕文明为底蕴的诗学生态，呈现重民本、求大同的中华审美风范。面对复杂的中国现代化转型及诗学生态的改变，大禹叙事借由遗产、表演、景观三种叙事形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日常生活审美转向与时代精神引领多重路径影响下进行诗学实践，激活了大禹叙事在当代社会的叙事活力。大禹叙事是中国本土叙事话语的典范，对其展开诗学研究能够为中国式诗学理论的发展及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构建提供重要借鉴。     

“势”与“语势”:庞德诗学研究

"势"与"语势"是研究庞德诗学的重要概念。从闪光细节的方法,到意象理论,再到漩涡理论均是对"势"与"语势"的关注。由于意象与漩涡是庞德永恒的美学追求,对庞德而言,"势"即为充盈于意象或漩涡中的情感。"势"这一美学追求表现在语言上即为"语势"。庞德提倡"创新","语势"即在语言形式上的创新,也就是说庞德注重通过陌生化手段取势,通过音象、形象及义象等形式取势。     

悖论的意象主义诗学

庞德的意象主义诗学有悖于其他意象主义诗人的理论.庞德认为,意象主义不是象征主义,亦不是自由诗,意象主义不是呈现的方法,而是语言本身.而其他意象主义诗人则认为,意象主义是象征主义的延续,是自由诗.意象主义是一种呈现方法.庞德自己的诗学理论也不能自圆其说:他既反对展现感情,又强调表现感情.一方面,庞德捍卫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观点,否认艺术的社会功能和效果;另一方面,庞德又坚持艺术具有一定的道德意义.     

林纾与庞德译介比较与分析

通过对林纾、庞德的译介活动的比较，归纳二者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并利用多元系统理论，从社会文化背景、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等方面，分析二者的译介活动特点，找出其根源并指出应从译入语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来评价二人的译作。     

重估16世纪文艺复兴诗学中的亚里士多德《诗学》

考察16世纪文艺复兴诗学与亚里士多德《诗学》的真实关系，对于重新审视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时期欧洲诗学理论大多表面上强调复归亚氏《诗学》,其问题框架、术语范畴甚至一些显白说法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亚氏《诗学》,但实际上对亚氏《诗学》进行了误读式的重构。这种重构大体可归结为：以自然创造论取代行为摹仿论；以双重目的论取代目的等级论；以道德感化论和生存感觉论取代灵魂净化论；以形式整一论和情节丰富论取代行动统一论；以诗歌至上论取代诗歌哲性论。以此方式，16世纪文艺复兴诗学背离了古典诗学，开始走向现代诗学。     

译者的诗学态度与跨文化翻译中 诗学的赋值

译入语诗学规范、原语诗学文化地位以及译者的诗学态度会影响文学译者的翻译实践。余国藩对《西游记》中诗词的翻译,其在韵律、句构以及修辞层面的转换策略极具诗学赋值。对诗学态度与韵文翻译策略的关联进行解读,可以揭示译者在诗学重构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存在及重要作用,为中国文学译介中的诗学问题处理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建构与解构:诗学研究中的两个维度

建构与解构是人类思维中共生与共在的两个维度,同时也是诗学发展和诗学研究中的两个重要维度。文论诗学的创新离不开对这两个维度的研究。     

后现代思维与中国诗学精神

不少理论家认为，后现代主义正不断以游戏的方式使用着西方的传统文化资源，并将其视为解除历史深度威胁的有效符码，其结果不仅使现代主义的前卫艺术失去了惊世骇俗的力量，同时也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否定了经典美学的崇高感。本文不完全同意这种见解，并试从跨文化立场寻找新的阐释思路。通过以中国经典的诗学传统与后现代美学原则的对话和比较，从而有理由认为，后现代主义对前卫艺术和经典美学的双重否定，只是针对西方主流文化艺术传统的反叛，而当后现代的文化钟摆游荡出西方近代理性思维的囚笼之时，它可能在无意中却接近了东方中国的某些诗学观念和美学精神。论文进一步从主体的消解、意义的模糊化和生活的美学化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兴会"的诗学价值及其对诗学重构的意义

“兴会”主要是指审美主体（心）与客体（物）偶然突发的交流互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深层的审美体验。“兴会”有着重要的诗学价值,是中国审美主义诗学的重要理论范畴,也是中华民族独特审美方式的显现。“兴会”对中国现代诗学重构有着重要的意义,以其多层次多领域多维度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在诗学重构中有着重要的的作用。     

90年代以来古典诗学研究的成就与走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古典诗学在诗学史研究、诗学文献研究、诗学个案研究、诗学流派与社团研究、文化诗学研究、地域诗学研究、接受诗学研究、诗学范畴研究、诗学学术史研究、域外汉诗学研究十大领域都取得了突出或可见的成绩。这标示出我国古典诗学研究的强劲态势,也预示了我国古典诗学研究在几十年间的基本走向。     

风景诗学的三重理论建构和话语向度

风景是主体对自然的情感认知的载体，其既是观看也是表达。我们唯有将其纳入到视觉机制和情感符号系统中才能发掘出其价值意义。而“风景诗学”作为20世纪最具有典范性的理论话语，是我们介入文化思想性考察的有效途径，这一诗学话语的理论生成和主体认知、视觉机制、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相关联，并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主体对自然的审美判断。而本文的考镜源流，将辨析出这套理论话语产生的过程，这将有助于我们去理解风景诗学在当下生产的话语向度和基本范型。     

生态视角的庞德译作解读

庞德是开创现代主义诗歌的诗人和翻译家。庞德的翻译涉及面广,大量译作反映了明确且系统的翻译理念。庞德译作体现了翻译生态的平衡、翻译生态的"适应和选择"规律、翻译生态的进化,其平衡体现在译者和作者、译者和读者的和谐统一,适应选择规律体现在庞德对社会生态环境、文化生态环境、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行为和其主观选择对环境的促进作用,进化则体现在庞德"译有所为",利用译作推动意象主义诗歌、现代主义文学发展的作用上。     

王夫之“兴观群怨”说的美学阐释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曾对儒家诗学的一个古老命题“兴观群怨”说作了重新诠释，以往的研究者往往仅从接受的角度来解读船山的这一理论命题，未得船山诗学的要义。其实，“兴观群怨”说与船山的“诗道性情”说一样，同属船山的诗学本体现。“兴观群怨”说在船山诗学中被本体化、美学化、系统化了，这是船山对儒家诗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无疑，船山的“兴观群怨”说仍有其历史局限性和理论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