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将来时伦理承诺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伦理承诺是建立在"将来时"时间视野的.马克思对世界的解释包括三个层面,即"全时间视野""现在进行时的时间视野""将来时的时间视野".共产主义是马克思通过对当下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现在进行时的时间视野)而建构的"将来时"伦理承诺.根据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自由和解放的共产主义伦理承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的伦理承诺.基于这一原理,"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样是基于对当下世界不和谐因素的批判而建构性地提出的"将来时伦理承诺".     

生态向度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价值及其路径选择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发展道路的自然延展,更是中国为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性生态(气候)危机而作出的积极回应和庄严承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涉及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等多个向度的系统工程。随着传统发展范式危机和气候变化危机影响的日益加剧,生态向度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系统工程中的基础性地位将越来越突出,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其他向度越来越具有限制性、支撑性和保障性作用。中国需要更加长远的战略考量和更加坚定的大国担当,可以按照“1—2—3”路线图从生态向度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国内生态文明建设这个根本基础,通过加强与美欧的气候和绿色合作以及建设绿色“一带一路”两条国际合作路径,通过全面落实《巴黎协定》、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积极参与全球性生态环境(气候)治理三条全球路径,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更加坚实的生态基础。     

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变革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在后冷战时代,"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成为西方观照人类文明前进方向的两种重要理论模式."历史终结论"坚持抽象人性论立场,其出发点是作为个体的人;"文明冲突论"坚持狭隘的团伙意识,其出发点是作为团伙的人.二者最终陷入了抽象的普遍性与狭隘的特殊性之间的片面对立.只有通过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变革,只有从"社会化的人类"出发,才能突破"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的片面对立,为全人类命运与共、和谐相处的世界历史愿景奠定思维方式基础.立足于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现了最大的公约性、具体的普遍性和现实的理想性,从而内在地超越了"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之间的片面对立.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想与秩序理念

党的十八大提出构建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十九大正式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既包含超越国家利益的全球价值观,也包含解决当下国际社会安全和发展难题的秩序理念。"人类共同价值"蕴含着基于中国与世界关系而建构的身份认同,并提出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的价值原则与"理想图景",其特征需要从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出发,进行认识和理解。国际政治文化是"人类共同价值"得以形成、巩固的根基,但理念所表达的意愿和观念是否具有现实性,需要看它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政策和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影响与示范意义,取决于中国作为一个文明体的崛起。     

智能革命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意蕴

智能革命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义是实现程序智能刚性治理与理念本身弹性治理之间的动态平衡,目标是构建一种平衡型的全球治理模式.智能革命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在丰富资源、达成共识、消除隔阂等方面可以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助力,但也在安全风险、数据隐患和国际公平等方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形成挑战.区块链所具有的分布式账本、共识机制、加密算法以及点对点传输等技术,能够为解决智能革命时代下因信任不足而引发的全球隐私、安全和公平等问题提供保障.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的程序智能强化了全球的刚性治理能力,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程序智能更多体现的是程序的公平与正义,全球治理过度倚重程序智能可能会出现技术的异化风险.要实现实质的公平和正义需要保持程序智能刚性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弹性治理间的平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弹性治理要求核心价值的定义由国家间达成共识,确保各国人民参与全球治理实践的自主性,并在保障其理念有效性基础上对全球个体充分赋权和鼓励全球各单元创新行为.因此,智能革命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不仅要增强全球治理的整体性能力,还要回归个体本身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依据、重大意义及实践路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着眼于全球发展和人类发展,在关照“两个大局”基础上创造性提出的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坚实的理论依据,全面继承和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升华了中国始终坚持的和平外交理念。作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内核理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维护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解决人类发展的共同难题,推动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共建和平发展的新型国家关系。新时代需要通过培育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增强共同利益意识,完善和健全话语传播体系等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时代背景、理论创新与实践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主席为回应中国发展问题、应对全球各种挑战、完善全球治理而提出的重要理论,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实践指南。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在多种场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深入阐述,其内涵也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解构和超越了“西方中心论”“文明冲突论”。中国作为多边主义的倡导者与国际和平的维护者,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必然与未来可能

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关涉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范畴之一。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从共同体的维度探析全球治理难题与困境之根源,才能找到破解的出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意涵了人类社会呈现不同的共同体形态而演进的客观规律,以之审视当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必然方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经济格局重塑、国际政治新秩序设计以及全人类共同价值升华创造了未来实践的可能。而理论科学性与价值实践性的统一也决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破解全球治理难题的中国方案,还将成为引领世界迈向“真正的共同体”之必由之路。     

国际海底区域开发损害责任的体系性重构——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省察

关于国际海底区域开发损害的责任问题,国家责任说是学界主流观点,但国家责任说所采用的解释路径背离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指引,国际海底区域开发损害的责任主体层面,应由现实主义解释转向结构主义解释,根据各类实体在国际海底区域开发中的规范角色对主体进行区分,即开发者、担保者、管理者及授权者。国际海底区域开发损害的责任构成层面,应以体系解释替代文义解释,阐明国际海底区域开发损害责任的一般要件为损害后果,特殊要件为责任主体与损害后果之间的联系。国际海底区域开发损害的责任承担层面,应在客观主义解释的基础上引入建构主义解释,明确责任承担范围为对实际损害的全额赔偿,责任承担方式为恢复原状、补偿及抵偿的递进适用。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耦合性研究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政治伦理意义上具有强耦合性。这一强耦合性在价值目标、关系伦理、权力伦理等层面的具体表现,充分体现了作为新时代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的两大战略在制度统筹与互鉴方面的可能性。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全球化理念与实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新时代全球化理念的高度凝练,也是中国推进引领全球化实践的具体体现。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化时代的命题,是应对全球治理的课题,是开展全球外交的主题,是凝聚全球共识的议题,反映了时代变局下中国站在历史正确一边顺应、支持、推进、引领全球化的理念及思路;另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中国引导全球化进程、治理全球化弊端、创新全球化实践、匡正全球化目标的重要实践。“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抓手和平台,中国的全球化理念贯穿其中并得以落实体现。     

儒家大同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儒家大同思想是古代思想家对于人类美好社会的理想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现代中国对于当今世界进步发展的理想追求,二者之间有着历史的相联,观念的相通,更有着价值上的相融。这具体表现为,儒家的大同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具有着"天下为公"的价值共识,贯穿着"公平正义"的治理理念,蕴涵着"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继承发扬儒家的大同思想,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展示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的自信,承载了对人类命运的现实思考,它对于解决当今世界发展问题,推进人类的和平进步,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