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与居民主观幸福感

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2014年数据,并基于马斯洛需求理论将农村公共服务分为农村生活条件、农村医疗设施、农村交通设施、农村生态环境、农村文化设施、农村教育设施、农村社会保障等七个方面,实证考察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一定会显著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前提条件是满足农村居民需求,即有效公共服务供给才能提高居民幸福感,如农村医疗设施和教育设施的实证结果。2)农村生态环境显著影响居民幸福感,但是生态指标的系数与预期相反且不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高污染企业有"污染效应"和"收入效应"两个效应,且后者大于前者。3)农村社会保障的提高、农村生活条件、农村文化设施和农村交通设施的改善有助于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其政策含义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需要契合农村居民需求;地方政府对于现有的污染企业短期内不能实施"一刀切"强制性关门政策,要解决好农村居民就业和收入问题;进一步提高欠发达地方的公共服务供给财政支出。     

农村社区能力与农村居民的幸福感

传统农村社区多以政府主导下自上而下的外源式发展为主,因而往往忽略了社区内在的能力建设。实际上,社区能力建设将对社区发展和农村居民个人福祉产生一定影响。以皖西南农村社区为例,通过因子分析法和建立有序回归模型考察农村社区能力构成及其与农村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现阶段皖西南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农村社区能力要素主要包括农村社区组织能力、农村社区自治能力、农村社区培育内部社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的能力;其中农村社区自治能力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正向影响最大,社区培育内部社会资本的能力次之,社区组织能力的影响最小。因而要大力推进村民自治,培育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尤其是良好的人际信任、邻里互助关系,进一步提高农村社区现有组织的组织管理能力。     

医疗卫生服务与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关系——基于CGSS 2013和CGSS 2015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幸福是每个人的追求,也是整个人类社会所要实现的最终目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和2015年的数据,采用文献资料法、实证分析法等研究医疗卫生服务与农村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通过Ordered Logit回归方法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后认为,政府医疗卫生服务对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具有一定影响,其中充足性、公共性和便利性这三个维度对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尤其是便利性对改进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影响较为显著。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年数据的描述统计,得出医疗卫生服务在当前最需要加强的公共服务中排在第二位,医疗服务水平的提高具有渐进性与长期性的研究结果。针对实证分析结果以及两次调查的对比,提出加大对农村医疗卫生资源的投入力度,增强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共性以及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资源的便利性等对策,以期进一步促进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改善,提高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     

城市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源于河北省的调查

提升城市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不仅是提高城市化质量的重要举措,也是保障民生和增强居民幸福感的重要途径。以河北省实地调研为例,在考察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情况,并实证分析了影响城市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因素后,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居民对商业设施、公共交通以及城市信息化的满意度较高,但对就业和创业机会、市场秩序以及经济环境的满意度较低。同时,年龄、文化程度、经济条件以及家庭特征是影响城市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要加大对三、四线城市公共服务投资力度,加快交通设施建设,鼓励绿色出行方式,稳定物价水平,扩大市场开放,规范市场秩序,营造良好环境。     

陕西省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凯恩斯绝对收入理论的研究

运用《中国统计年鉴》(1991-2010)中陕西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消费支出的数据,基于凯恩斯绝对收入理论的假定,建立消费函数模型对陕西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自1990年以来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其消费水平也在逐年增加,农村居民纯收入的96%用于生活消费。因此提出了通过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培育壮大优势主导产业,加大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继续加强实施支农、强农、惠农政策的力度等措施,增加农村居民收入进而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对策和建议。     

陕西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的计量分析

消费结构,不仅是消费领域的中心问题,也是社会再生产运行中的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文章利用陕西省近年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样本数据,选取恩格尔系数作为研究指标进行相关实证分析,从恩格尔系数线性回归,边际消费倾向、收入弹性三个方面进行了验证.结论表明:从实证结果来看,除了收入增加,现阶段教育费用上涨等因素也是陕西省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降低的重要原因.     

基于ELES模型的陕西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分析

根据2013年陕西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数据,建立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模型,对陕西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和边际消费倾向、需求收入弹性、需求价格弹性进行研究.结果显示:陕西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和消费欲望较为强烈;在八大基本消费品中,住房、食品和医保占比较重;消费水平偏低,消费潜能得不到释放的原因在于农村居民收入太低.政府应努力扩大农村居民就业,增加其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体系.     

农村居民养老保险满意度和忠诚度研究——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

基于甘肃省会宁县1 042个参保农民的调查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和回归分析法研究了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满意度和忠诚度的影响。社会资本包括归属感、互惠、信任、网络规模和乡村秩序5个因子。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是搜寻农村居民养老保险信息的主要渠道;社会资本诸因素中,归属感、互惠、信任和乡村秩序4个因子对农村居民的满意度有正效应;除去乡村秩序因子外,社会资本其他因子对农村居民的忠诚度均有促进作用。     

西北地区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基于甘肃T县247份问卷调查数据

基于2011年甘肃T县247份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西北地区农村居民幸福感总体满意,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在收入水平、阶层地位、收入分配公平感、生活水平比较、地位变动感知以及地位决定因素认知等变量上差异显著。经济收入较高、生活水平自评较高或自我感知地位上升对幸福感具有显著正效应。职业身份为干部和教师、拥有农用货车的农村居民幸福感较高。不同收入阶层依照不同参照群体的经济地位构建主观地位结构,且对自身的主观幸福感评价差异显著。     

工作满意度、年龄与主观幸福感——基于武汉市城镇居民的分析

本文基于2007年武汉市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调查数据,首先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武汉市城镇居民的工作满意度水平进行了测算,并在此基础上对工作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工作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外溢效应。但是,如果考虑到年龄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这种正外溢效应的强度将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弱。     

新农村背景下农村居民公共服务参与意识调查报告

保障农民参与公共服务,既是新农村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是政府民本价值的实践.培养与提升农民公共服务参与意识对于推动农村公共服务快速发展、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创造农村和谐美好新生活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实地调查发现,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民公共服务参与意识增强,但农民公共服务意识的培养机制存在不足,需要完善乡镇治理机制,建立畅通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和经费保障机制并加强考核与监督,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参与意识.     

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利用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在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指标体系并测算其幸福感的基础上,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幸福感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基于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异质性视角,重点考察各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群体差异。研究表明,第一,工作职位晋升满意度、职业病发生概率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加养老保险和工作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较高的社会信任感知、良好的社会公平感知、认同度较高的社会观点和看法感知与较高的社会阶层认同感知可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子女数越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越高,结伴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而年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二,各因素对不同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农村居民卫生服务可及性的影响——基于陕西省的抽样调查

运用概念操作化方法,从空间可及性、时间可及性和经济可及性三个维度,构建了农村居民卫生服务可及性的概念模型和数学模型;以1993—2003年陕西省卫生服务调查数据和我们采集的抽样调查数据为依据,运用数学模型,计算出新农合对农村居民卫生服务的空间可及性、时间可及性和经济可及性的影响程度;并从提升基础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完善医疗救助体系、逐步实现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并轨运行三个层次,提出进一步增强农村居民卫生服务可及性的对策建议。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2020数据的实证分析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是全面提高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有效途径。在构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熵值法测算出2019年31个省(区、市)的数字乡村建设指数,将其与CFPS2020微观数据进行匹配,分析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对于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存在正向影响。相较于数字化基础设施水平,数字化技术应用对于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提升有显著激励效应,且对青年和中年群体更为显著。数字乡村建设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机制在于农村居民借助数字技术满足自主需要、能力需要和关系需要。因而,应大力提升农村居民数字技能,关注老年群体的数字化获得,推动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发展的多元应用融合,充分释放数字红利,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     

社区公共服务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

本文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2018年数据,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和工具变量条件混合过程估计法(CMP方法)考察社区公共服务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社区公共服务完善程度对老年人幸福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一影响具有明显的城乡、独居养老成因和年龄异质性。社区公共服务匹配度对社区公共服务的老年幸福感效应具有明显调节作用:社区公共服务匹配度越高,社区公共服务对老年人幸福感的促进作用越强。因此,构建以社区为依托的多层次养老体系不仅要着力完善社区公共服务,更要重视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与老年居民真实需求间的精准匹配,以在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的同时更好地发挥社区公共服务对老年居民福祉的促进作用。     

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分析

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标准有序Logistic模型,检验分析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并重点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互联网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且随着互联网技能的提升,幸福感提升效应更大;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中青年和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村群体呈显著正向影响;互联网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机制主要有:提升社会认同、丰富日常生活、提高社会网络质量、促进网络政治参与等.因此,提出继续推进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互联网普及率;要因人分类施策,提升互联网发展的正向效应;积极推进互联网其与它领域的融合发展等建议.     

亲贫式支出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CGSS2010数据

文章利用CGSS2010调查和《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采用有序Logit模型研究亲贫式支出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亲贫式支出可提升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但效果不显著;从结构上看,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和农林水事务支出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存在正效应,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存在负效应;从区域差异上看,亲贫式支出对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正效应要显著大于经济发达地区.基于此,文章提出公共支出应向农村地区倾斜,尤其要加大对经济落后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且要调整支出结构以提高资金的利用率和满足农村居民的需求.     

提升政府公共服务公众满意度研究——以福州市为例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公众满意成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主要价值取向.本文参考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结合福州市实际情况,构建公共服务公众满意度,将公共服务的研究范围界定为能使公民的某种具体的直接需求得到满足的公共服务项目,包括基础设施、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公共事业.评价指标体系,依托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系统(CATI)开展公共服务满意度问卷调查,分析不同群体、不同区域居民对政府公共服务的评价与需求,并采用SPSS17.0统计分析软件,探讨影响政府公共服务公众满意度的因素,探索提升公众满意度的途径,为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提供参考.     

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分析与对策选择——以浙江省为例

以我国经济发达省份——浙江省为调研区域,通过对该省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农民的问卷调研,分析了农民对14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情况,指出了农村公共服务存在总量相对不足、结构有待优化、地区均等化程度较低等问题并揭示了问题产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投入机制,丰富多元供给主体,提升公共服务总量;尊重农民需求意愿,优化供给结构,提升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率;立足地区差异,优化供给策略,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等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