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阶层认知、社会资本与城乡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研究

本文利用2015年的中国综合调查数据(CGSS2015),比较分析了城乡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主观阶层认知对社会治理效能感有正向影响，且对城市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大于对农村居民的影响。功能社会资本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均有正向影响，且功能社会资本更有助于农村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的提升，即农村社会信任程度对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大于城市。结构社会资本只对城市居民有正向影响，即社交频率越高，城市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越高。主观阶层认知在社会资本与城乡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跨民族友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路径

跨群体友谊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群际接触,对内外群体、群际关系以及个体自身都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尤其民族间的跨群体友谊,即跨民族友谊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典型的现实意义。已有研究从接触假说、拓展性接触假说以及自我拓展性假说对其影响机制进行探讨,然而对跨民族友谊作用对象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外群体和对群际接触的态度与情感,缺乏对自我认同建构、群际关系以及社会认同的研究。当前,跨民族友谊有必要在研究边界、研究方法等方面不断完善,并亟待对其产生、发展和动态培育过程中的个体认知、情绪变化等加以进一步研究,以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和促进提供可行性思路。     

间接群际接触改善群体态度的有效性:研究与启示

间接群际接触是一种非面对面的群际接触形式,主要包括扩展群际接触、想象群际接触以及替代群际接触。近年来,对间接群际接触的研究发现,如果个体得知本群体成员与外群体成员之间具有亲密的友谊关系(扩展群际接触),或者想象自己与外群体成员的积极互动情景(想象群际接触),或者观察内群体成员与外群体成员的交往互动过程(替代群际接触),可以有效减少个体对外群体的偏见,改善个体对外群体的态度。当然,间接群际接触改善群体态度的有效性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调节性影响。今后,围绕间接群际接触的主题,还需要进一步探索间接群际接触效应的跨文化特点,尤其是在东方文化背景中的适用性问题;进一步探索不同类型的间接群际接触所产生的综合心理效应;深入考察间接群际接触的长远社会效果;积极发挥间接群际接触在增进群际关系中的实践价值。     

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基于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

如何提升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是政府和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依据我国62个县域乡村数字治理案例，运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csQCA），基于TOE框架，探究设施支撑能力、政府引导能力、财政支持能力、社会协同能力、农民参与能力对提升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联动作用及路径选择。研究发现，单一条件并不构成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提升的必要条件，各条件有效结合的5种路径促进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提升；与东北、中西部等非东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提升路径更加多样化。建议各县域根据自身发展需求和实际情况，树立整体性思维，因时因地选择合适路径，采取针对性措施，提升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乡村治理有效。     

数字乡村建设与村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构建“环境—个体认知—行为”的分析框架,并将村民政治参与行为划分为高制度化、低制度化以及非制度化三种类型,并以CSS2017年和2019年调研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二项Logit等计量方法实证检验村民数字网络使用类型与其政治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从政治效能感视角,分析网络使用类型与村民政治参与行为间的因果机理。研究发现,无论村民使用网络社会导向还是娱乐导向的功能均能显著提升其高制度化、低制度化及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中介检验分析发现,政治效能感在村民数字网络使用类型与其政治参与行为之间承担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在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强化村民数字素养的培训与提升,同时加强党员等政治精英的示范引领作用,并有效建立网络道德引领和法律保障机制,以此有效引导村民有序参与政治活动,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人际-群际非连续性效应介评

人际-群际非连续性效应是指群体比个体更富竞争性的现象。针对这一现象,研究者们整合了现实冲突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从群际互动和人际互动的差异角度提出了相应的理论解释。这些理论认为,相较于人际互动,群际互动中的博弈双方更为贪婪,且对彼此更不信任,其决策更为理性。从该理论出发,研究者们提出了减少群际冲突的几条重要途径,分别是:关注长期利益,委任强硬的领导,诱发对外群体的同情和设置超级目标。在未来的研究中,还需进一步研究这些策略如何彼此补充,以期能对建构现实社会中的群际和谐做出贡献。     

工作场所暴力影响员工心理健康的组织支持纾解机制——基于对医护人员的样本调查分析

工作场所暴力事件不但诱发员工心理健康风险,而且影响其工作态度、行为与绩效,从而不利于组织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医患关系紧张下的医护人员尤其如此。鉴于此,本研究旨在基于社会认知和社会交换理论,探究医暴氛围通过职业自我效能感对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与防暴支持通过职业认同对医暴氛围影响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的纾解机制。通过对506份有效样本的实证分析表明：(1)医暴氛围通过职业自我效能感正向影响医护人员的焦虑和抑郁;(2)职业认同在医暴氛围与医护人员职业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3)职业认同调节医暴氛围通过职业自我效能感对医护人员焦虑和抑郁的间接作用;(4)防暴支持正向影响医护人员的职业认同,并通过影响职业认同负向调节医暴氛围与职业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进而纾解医暴氛围对医护人员心理健康风险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对医院提升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的管理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策借鉴意义。     

国家治理效能视域下党的自我革命话语逻辑

面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场景,科学阐释国家治理效能视域下党的自我革命话语逻辑,有助于准确理解和把握国家治理效能与党的自我革命的关系,提升国家制度优势与国家治理效能之间的转化效果。党的自我革命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落脚点,以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为核心环节,努力实现国家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的转化。党通过自我革命的形式在国家制度优势与国家治理效能的转化中发挥着主体中介的作用,实现了两者间的双向互动。党的自我革命运用整体性思维在国家制度优势与国家治理效能之间建立起一种结构性的均衡关系,在发扬国家制度优势的同时,合理地推进国家治理的有序发展。     

基于组织学习的基层治理效能提升机理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城市基层治理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街道办事处是我国城市基层行政管理的末梢,连接着政府和社区,在基层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以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为访谈对象获取一手访谈资料,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构建了能够反映组织学习和城市基层政府治理效能之间关系的“学习-认知-行为-结果”理论模型。研究发现组织变革、执行能力和科层压力在二者关系中发挥了影响作用,其中组织变革是组织学习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关键驱动,执行能力是组织学习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的核心环节,科层压力是组织学习影响基层治理效能的阻滞因素。扎根中国故事,归纳实现城市基层治理效能的中国智慧,能够为推进城市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国家治理效能体系建设

治理效能是一个关于自治、法治、德治融合效用的度量命题。对治理效能价值观意蕴的考量,关涉能否深刻理解国家治理效能的价值取向及其实现的根本路径,是治理效能诸问题展开的"元问题"。制度是治理的刚性要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是制度治理的柔性机理。具有人民利益现实需求价值合理性的治理效能体系,是一个由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目标等多因子构成的、交互影响的行为互动过程。这种互动过程必然呈现为治理效能体系多因子之间的利益相关性。治理效能的最大障碍来自因治理体制机制束缚而形成的各种利益樊篱。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建构更加立体、更高质量的治理效能体系,旨在突破利益樊篱,凝聚多元利益主体、协同分层治理机制、整合散落社会资源,形成体系性、整体性、拉手性的治理能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国家—社会—公民"三维融合的治理效能体系建设,规范治理效能的价值取向,营造治理效能体系的文化生态,是将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基本遵循,也是在联防联控联治中经受住新冠肺炎疫情大考的中国治理智慧。     

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困境及解决思路——以历史借鉴为视角

影响传统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关键要素包括文化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保障机制几个方面。文化建设型塑国家认同,奠定社会治理文化基础,并以价值观指引、评判社会治理;组织建设重在选任品行高尚有威望的管理人员,以组织福利凝练利益共同体进而形成治理共同体;制度建设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进而实现因地、因时、因俗而治;官府为基层治理提供最终保障。这些对今天提升治理效能具有重要借鉴。针对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应以化礼成俗、善恶评判加强道德建设;把好基层组织用人关,大力发展治理微组织,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作用,发展集体经济,夯实治理共同体基础;增强人们的熟悉度以筑牢基层治理的感情基础;增强村规民约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和执行力。     

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困境及解决思路——以历史借鉴为视角

影响传统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关键要素包括文化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保障机制几个方面。文化建设型塑国家认同,奠定社会治理文化基础,并以价值观指引、评判社会治理;组织建设重在选任品行高尚有威望的管理人员,以组织福利凝练利益共同体进而形成治理共同体;制度建设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进而实现因地、因时、因俗而治;官府为基层治理提供最终保障。这些对今天提升治理效能具有重要借鉴。针对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应以化礼成俗、善恶评判加强道德建设;把好基层组织用人关,大力发展治理微组织,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作用,发展集体经济,夯实治理共同体基础;增强人们的熟悉度以筑牢基层治理的感情基础;增强村规民约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和执行力。     

团队效能感对任务绩效与承诺的影响——来自广东电商创业团队的经验证据

团队效能感是创业团队任务绩效与团队承诺的重要基础,而已有文献尚未深入探讨在中国电商创业情境下团队效能感如何有效增进任务绩效和承诺这一问题。基于社会认知理论,通过问卷调查和分析了65个电商创业团队的数据样本,并引入了团队学习行为作为中介变量,环境动态性作为调节变量,构建并检验了团队效能感对团队任务绩效与团队承诺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团队学习行为在团队效能感影响团队任务绩效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环境动态性负向调节了团队效能感与团队任务绩效的关系,即环境动态性越强,团队效能感与团队任务绩效的关系越弱。     

师范生自我效能感对学业收获的影响——基于安徽省四所师范大学的实证调查

师范生的学业收获与其院校环境、学业自我效能感水平息息相关,研究师范生的学业收获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促进师范院校进一步改善院校环境,提升师范生学业自我效能感水平。本研究基于安徽省4所师范大学1062名师范类专业学生就读经历的调查数据,构建了影响大学生学业收获的影响因素模型,研究院校环境对师范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和学业收获的直接影响,并分析了学业自我效能感及其两个维度在院校环境与学业收获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院校环境支持的部分维度对师范生的学业能力自我效能感、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知识与能力提升、认知发展与价值实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课程与教学、服务与管理的作用效果不显著;学业自我效能感及其各维度在院校环境与师范生的知识与能力提升、院校环境与师范生的认知发展与价值实现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其作用效果显著。研究建议:高度重视师范院校发展,提高师范教育的课程教学质量;优化师范院校内部环境支持结构;激发师范生学业自我效能感,促进师范生与院校环境的良性互动,实现内外联动机制对师范生学业发展的正向激励效果。     

标准化治理: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供给研究

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是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十八大以来,传统的以政府为核心的一元社会管理逐渐向多元互动的社会治理过渡,我国社会治理水平不断提高,但也面临着治理手段缺乏、制度供给不足、治理创新难持续等一系列现实挑战。社会治理既需要可持续的制度保障又需要能够灵敏回应社会需求的治理工具。在已有社会治理的框架下,本研究引入并从理论上建构了“标准化治理”这一制度工具,其可以从三个方面推进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标准化治理强调多元协调机制能够激发社会活力,促进多元社会治理格局的形成;标准化治理作为法治的有效补充,能够填补社会治理的制度缺失区域;标准的反馈机制能够敏感及时地回应社会多样化需求,提高治理效能。     

情感与效能:集体行动中群体认同的理论与实践视阈

大量实践研究表明,"群体情感"和"群体效能"已经成为集体行动的重要影响因素,而"群体效能"对集体行动具有一种正向预测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集体行动尤其是利益主导型抗争即是基于特定目标的实现采取的一种特定行为,在这一集体行动实施过程中,群体对自身行为有一定的认知和评估——表现为一种"集体效能"指标,尤其是对行为结果有效性和达成性会有基本的认知和判断,成为影响集体行动趋势的重要因素。面对集体行动中的认同干预,执政者应对这一过程的重点不仅要从情绪舒缓的层面帮助他们排解淤积的不良情绪,隔断其负性消极认知,同时更要从思维、行为等层面介入集体行为,干预其行为过程,通过信息公开、空间物理隔离和问题解决等层面切实提升他们对事件本身的积极认知。     

清末民初桂西北壮汉瑶三族群际接触的 作用机制及当代启示 ——基于高甲布努瑶歌文本的研究

高甲布努瑶歌文本是瑶族用壮族古壮字传抄并以北部壮语方言为主要演述语言的民间口承文献。桂西北壮汉瑶三族交错杂居的分布特征为群际接触提供重要场域,也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空间基础。受接触场景中政治、交通、经济与教育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清末民初桂西北壮汉瑶三族的群际接触分为积极与消极两种接触情况,其群际接触的中介变量包括群体间的依存关系、群际互动、群际情绪和认知因素等,这些中介变量所凝练出的历史经验对当前推动民族交流交融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角下社区治理体系的建构

社区治理体系和能力是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基础，决定着社会治理效能。两江市文中区的社区治理实践研究发现，社区治理实践存在着治理体系不顺和治理能力不足困境。现代社区治理必须打造更具效能、更有韧性，且能应对常态化和非常态化挑战的治理共同体。针对治理体系不顺，需要从治理理念和组织体系两个方面进行创新与重构；针对治理能力不足，则需要从治理方式和人力资源两个方面进行保障与支撑。因此，需要从4个方面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坚持“人民至上”，创新社区治理理念；推动多元共治，完善社区治理组织体系；注重科技支撑，创新社区治理方式；发挥专业引领，打造基层社会治理人才队伍。     

新时代对口支援民族地区的政策实践、 内在机理与优化方向

新时代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基于系统化的国家治理视角,从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三方面,对新时代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国家治理的内在关系进行分析,有利于深入理解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实践。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新时代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实践呈现聚焦脱贫攻坚、支援重心转向社会民生领域、运行机制不断完善等特征,并从目标指引、价值导向和组织保障三个维度服务于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为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从创新支援形式、完善考评体系、推进制度化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提质对口支援民族地区的政策建议。     

网络嵌入性与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关系研究——基于创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嵌入性网络作为大学生创业活动的载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大学生创业意愿。在整合网络嵌入性理论和社会认知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网络嵌入性、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大学生创业意愿三者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讨论不同维度的网络嵌入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动态影响及中介过程,可以发现在这一动态关系中,大学生通过结构性嵌入和关系性嵌入获得独特的创业网络支持,这种特定的优势能够显著增强创业自我效能感,从而提升大学生创业意愿,创业自我效能感在网络嵌入对大学生创业意愿影响过程中起完全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