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目标实现下中国转型发展路径研究

碳中和目标不仅会促进中国能源系统低碳转型，也将推动中国经济结构发生转变。研究梳理了碳达峰国家达峰时的能源结构、经济特征和重点领域碳中和政策，从而识别出需重点关注的减排措施和低碳政策。基于此，利用中国能源经济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综合模拟了四种类型减排政策（组合）对中国宏观经济、能源和排放的影响，分析了中国在碳中和目标约束下的碳排放路径、行业减排规划、能源深度脱碳进程等多个层面的转型发展方案。研究表明，1 295个组合政策情景中仅有48个政策组合可实现碳中和目标，减排任务艰巨；要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国能源排放需在2029年前达峰，峰值不超过104.2亿吨，2040年和2050年的碳排放量需控制在77亿吨和45亿吨以下；化石能源、电力、重工业和轻工业是重点减排部门，不同时期需重点聚焦的部门需要动态调整；加快能源结构向非化石能源转型，强化电能在终端用能中的主体地位，206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超过81%，终端电气化率需提高至74%；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整体经济代价可控，2020—2060年GDP年均增速有望保持在3.46%左右。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研究

在碳中和目标下，实现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的双赢至关重要。本文利用2000—2014年中国47个行业的数据探究全球价值链升级对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并进行异质性分析及规模、技术和结构效应的调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升级能够显著降低出口隐含碳排放。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高有助于减少出口隐含碳排放。相比后向参与度，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提高对出口隐含碳排放的促进作用更弱。上述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服务业和非污染密集型行业，制造业和污染密集型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活动对出口隐含碳排放的促进作用更强，但全球价值链升级能够更加明显地抑制其出口隐含碳排放，对冲参与全球价值链促进碳排放的消极影响。此外，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会显著增加出口隐含碳排放，但不会明显抑制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减排作用。技术进步对出口隐含碳排放的作用不仅体现在降低碳排放的直接影响，而且能够产生放大全球价值链升级减排作用的调节机制。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促进全球价值链升级、加快实现减排目标提供经验证据。     

全球价值链下我国碳排放的追踪与溯源--基于增加值贸易的研究

全球价值链为气候谈判与国际贸易提供了新的视角。文章从最终需求角度对我国碳排放的部门和国别结构进行追溯,结果表明：我国生产碳排放从1995年的2664百万吨（M t ）增加到2009年的5907 M t。从部门结构来看,我国国内消费和出口碳排放主要集中在“S17电力、燃气和水生产和供应业”等高耗能高排放部门,但随着我国出口结构的改善,高排放部门隐含碳出口比重有所下降。从国别结构来看,欧盟和美国对我国进出口隐含碳的影响在下降,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在上升。虽然目前我国隐含碳进口远远少于隐含碳出口,但增长幅度却大于隐含碳出口。从长期趋势来看,如果在国际气候谈判中过分强调国外消费的增加是我国碳排放增长的一大主要原因,可能对中国不利。     

碳中和目标实现下中国转型发展路径研究

碳中和目标不仅会促进中国能源系统低碳转型,也将推动中国经济结构发生转变。研究梳理了碳达峰国家达峰时的能源结构、经济特征和重点领域碳中和政策,从而识别出需重点关注的减排措施和低碳政策。基于此,利用中国能源经济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综合模拟了四种类型减排政策（组合）对中国宏观经济、能源和排放的影响,分析了中国在碳中和目标约束下的碳排放路径、行业减排规划、能源深度脱碳进程等多个层面的转型发展方案。研究表明,1 295个组合政策情景中仅有48个政策组合可实现碳中和目标,减排任务艰巨;要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国能源排放需在2029年前达峰,峰值不超过104.2亿吨,2040年和2050年的碳排放量需控制在77亿吨和45亿吨以下;化石能源、电力、重工业和轻工业是重点减排部门,不同时期需重点聚焦的部门需要动态调整;加快能源结构向非化石能源转型,强化电能在终端用能中的主体地位,206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超过81%,终端电气化率需提高至74%;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整体经济代价可控,2020—2060年GDP年均增速有望保持在3.46%左右。     

中国工业行业碳强度的因素分析——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

为探究工业行业碳强度变化的成因,基于Kaya恒等式的碳强度分解,以碳强度表示产出,以经济增长、能源消费量、能源消费结构和技术进步为投入要素构建超越对数生产函数,通过各要素的碳强度产出弹性反映各要素对碳强度的贡献;并运用通径分析法进一步揭示各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与碳强度的直接和间接关系。结果表明: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和技术进步抑制了工业行业碳强度的增长,能源消费量的增长和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拉动了碳强度的增长,其中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消费量对工业行业碳强度的影响显著,因此降低工业行业碳强度的关键在于减少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消费量的碳强度产出弹性;能源消费量、工业增加值和能源消费结构对能源消费量的碳强度产出弹性起直接推动作用,技术进步起直接抑制作用;工业增加值和能源消费量对能源消费结构的碳强度产出弹性起直接推动作用,技术进步和能源消费结构起直接抑制作用。可见,工业行业对能源消费的依赖性较强,降低工业行业碳强度应主要依靠技术进步转变能源利用方式,提高能源效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     

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中国对外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变化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快,国际贸易已成为导致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但由于巨大的贸易顺差而替进口国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导致碳泄漏的发生。本文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对2002年和2007年中国对外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问题进行研究,分别核算国家及部门层面的贸易隐含碳排放情况,分析进出口排放较多的重点部门,探讨由对外贸易引起的碳排放责任的归属,最后为得到更加合理的减排方案及相关政策提供参考意见。     

碳中和背景下的广义节能——基于产业结构调整、低碳消费和循环经济的节能新内涵

当前，节能仍然是全球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关键手段。中国目前的能源结构以煤为主，节能是较为有效且成本较低的减排措施。中国过去在节能领域的工作以提高能源效率为主，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碳中和目标对中国的能源需求总量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站在一个广义的角度来理解，碳中和背景下的节能不仅在于提高能源效率，同时也包括产业结构调整、低碳消费和循环经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未来经济仍将继续以中高速增长。由于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仍是“生产型”而非“消费型”,因此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能更快地减少能源消耗，同时促进脱煤和减排，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此外，中国经济增长需要鼓励消费，但其他条件不变，更多的消费却意味着更大的能耗和更多的碳排放。解决这一矛盾需要鼓励清洁低碳消费。预期人均能源消费及居民部门能源消费占比将持续增加的前提下，中国需要倡导低碳消费以倒逼企业低碳清洁生产。循环经济也是解决消费增长与碳排放矛盾的重要方面。中国正处于技术高速进步阶段，产品更新换代频繁，需要尽可能实现再利用、再生产、再循环。所以，在碳中和的背景下，政策制定者需要更广义地看待节能的内涵，并制定和完善具体政策，坚持生产侧和消费侧并重。     

基于完全分解模型的能源消费变动及影响因素分析

在分析Laspeyres指数及其模型不足的基础上,提出更完善、合理的完全分解模型,基于完全分解模型,运用1980~2008年分产业国内生产总值以及能源消费相关统计数据,定量测算并深入分析了能源消费变动及各个影响因素的贡献率、节能量和节能率。研究结果揭示了我国能源消费变动的原因,为进一步研究我国对能源的需求趋势和制定相关的能源政策提供参考。     

江苏省工业能源强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江苏省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阶段。随着工业的发展,能源消费总量逐年增加。在国家节能减排政策激励下,江苏省单位GDP能耗和单位工业增加值一次能耗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首先探讨了降低能源强度的必要性,然后从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进步三方面分析了影响江苏省工业能源强度的因素,最后提出降低能源强度的对策建议。     

我国对外贸易中的碳成本核算及低碳贸易政策研究

利用改进的环境投入产出模型,对1998-2007年我国对外贸易中的碳排放成本进行定量核算。研究表明,我国进出口贸易引起大量的隐含碳排放,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隐含碳排放量大幅度增加,贸易碳成本急剧增加。对2002年和2007年的21个部门的贸易净出口隐含碳分析,可知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化学工业等部门是造成我国隐含碳顺差的主要部门。针对我国贸易碳成本问题,应从能源结构及贸易结构两个层面制定相关节能减排的政策。     

城市居民生活节能减排的政策探讨

［摘要］节能减排是全球面临的重要课题，仅仅依靠能源开发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能源高消耗与环境污染问题。建设低碳城市，引导市民低碳消费、节能减排对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气候安全型城市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近年来，我国制定了一系列与能源消费和环境保护相关的政策法规，同时地方政府也制定了相关的实施细则。当前我国命令控制型能源消费管理政策工具主要针对企业，针对城市居民的相关政策非常少；经济激励性政策工具运用不足，收效甚微；公众参与型政策影响力弱。我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促进城市居民转变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的相关政策和措施。     

碳中和目标下中国能源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发展的主题，能源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彰显大国担当和责任，中国向世界庄严宣布了碳中和的雄心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对中国能源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探索碳中和背景下中国能源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从中国实际国情和碳减排目标出发，通过与其他国家相比较，得出中国在碳中和目标背景下能源高质量发展面临着能源需求总量和CO₂排放量将继续增加、能源结构转型更加困难等挑战；但面临挑战的同时，也会倒逼能源高质量发展，抢占技术制高点，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从碳中和的定义和目标出发，发现实现碳中和目标意味着要降低能源消费总量、化石能源占比和单位化石能源碳排放量，增加森林碳汇和发展CCS（含CCUS）。在此基础上，提出碳中和背景下中国能源高质量发展三大显性途径，即节能提效、优化能源结构和技术创新；以及一大隐性途径，即思想观念创新。对于全球来讲，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去应对，必须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同时，针对性地提出，应加强顶层设计，出台面向2030年和2060年两大节点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中长期国家行动方案》；围绕技术链和产业链，识别出关键核心技术纳入国家科技计划，并加强示范工程建设与推广应用；针对同种类别废物治理的弊端已经越来越明显，未来碳减排与“三废”协同治理将是大势所趋，建议深入探索协同治理机制。     

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出口贸易碳强度的影响

构建出口贸易碳强度指标,将出口贸易增加值与隐含碳置于同一分析框架,研究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出口贸易碳强度的影响。在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与出口贸易碳强度演变趋势进行测算的基础上,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研究不同参与全球价值链指标对中国整体与细分行业出口贸易碳强度的影响及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整体行业主要以后向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更深而服务业位置指数更高;中国整体出口贸易碳强度以2005年为界先上升后下降;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与服务业出口贸易碳强度水平差异明显。除位置指数外,全球价值链前向与后向参与度、前向生产长度和深度GVC指数对中国整体出口贸易碳强度的影响均为正,且深度GVC指数的提高对出口贸易碳强度的促进作用最显著。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后向参与度和前向生产长度的提高对出口贸易碳强度的促进作用减弱;相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位置指数的提高会进一步降低出口贸易碳强度,资本与知识密集型行业深度GVC的提高对出口贸易碳强度的拉动作用减弱。规模效应的调节作用不明显,结构和技术效应均会降低前向参与度与深度GVC对出口贸易碳强度的正向影响。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降低中国出口贸易碳强度的政策建议。     

我国工业能源强度变动的影响因素分解分析——基于LMDI分解法

本文首先重新定义了能源强度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将终端能源消费定为考察对象,采用LMDI分解方法,将工业整体能源强度变动分解为能源消费结构调整、行业调整、部门调整和技术变动四部分。研究表明,技术变动是影响我国工业能源强度最主要的因素,行业结构和部门结构变动次之,而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对工业行业能源强度变化的影响并不明显。因此,政府通过制定相应的产业发展政策,出台措施鼓励工业企业提高技术水平,有助于推动我国工业节能事业的发展。     

传统工业园区实现“双碳”目标路径研究

为实现党中央、国务院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时所作出的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计划，传统工业园区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内实现工业部门精准脱碳研究的关键靶点。梳理江苏最大的化工园区——南京江北新材料科技园的碳排放量、排放强度以及排放来源，利用Tapio脱钩模型探究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脱钩关系，然后利用LMDI法分解园区碳排放驱动因素，进而建立多情景仿真模型探索园区碳减排的潜力和实现双碳目标的路径。研究表明，园区目前能源消费过度依赖于化石能源，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负脱钩状态，产值结构持续推动园区碳排放升高，而能源强度则是促进园区减排的主导因素。仿真结果显示，未来通过能源结构调整、技术革新、产业结构优化和CCUS技术协同应用有助于园区率先实现双碳目标。通过定量分析验证了南京江北新材料科技园可以早日实现双碳目标，同时为园区提出建设性的政策意见，进而能够为其他传统工业园区日后的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提供实际参考。     

中国区域碳减排责任分摊研究——基于共同环境责任视角

区域间碳减排责任分摊,是制定节能减排政策的一大关键难题。为合理确定各区域碳减排责任,基于投入产出方法对中国区域间产品贸易隐含碳排放进行测算,进而按照共同环境责任原则确定各区域碳减排责任比重。在此基础上,将中国2020年减排目标逐年进行区域分摊。研究发现:中国碳排放存在由资源富裕区域向沿海发达地区转移、由沿海向中部区域转移的基本特征;2006—2020年中国累计应减少碳排放量随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而增加;中部地区分摊的减排任务最重,京津区域减排任务最轻。为实现总体减排目标,国家应对中部、西北等区域进行财政补贴,鼓励其调整产业和贸易结构,淘汰落后产能,降低碳排放强度;同时,应激励东部沿海区域对能源富裕区域进行资金、技术和人才支持。     

中国对外贸易中隐含碳的度量及影响因素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我国对外贸易中隐含碳的度量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取得了诸多成果,研究表明,不管是整体对外贸易还是双边贸易角度,我国基本上都是碳排放的净出口方,出口贸易是我国碳排放量迅速上升的重要因素,但能源消费结构等因素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中国应在全球气候变化中承担相应的责任,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减少经济增长过程中碳排放量。同时,学界应从拓展研究视角、更新研究方法等方面进一步深化与拓展现有研究。     

我国企业节能减排的微观机制分析

本文从节能减排的微观层面阐释企业生产“节能产品”（即采取节能减排方式生产的产品）和“耗能产品”（即采取高能耗、高污染方式生产的产品）做出的理性选择行为,运用霍特林模型对该问题进行理论分析。从政府、企业与个人三方的角度给出节能减排的政策建议。     

异质性技术创新对碳强度的影响——基于全球专利数据

基于全球专利数据库（PATSTAT）,采用高价值专利统计方法,测算各国在汽车、燃料、照明和能源生产四大领域内清洁技术和污染技术的创新水平;再利用1996-2011年全球15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分析不同类别技术创新对碳强度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在汽车、燃料、照明和能源生产4个领域内,中国清洁技术和污染技术的创新指标皆呈现出上升趋势,且前者提升速度更快。不同类别技术创新对碳强度的影响存在差异,即清洁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污染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且碳强度变化对后者的敏感性更高。为了避免清洁技术创新的碳强度抑制效果被污染技术创新所抵消,有必要将经济资源更多地配置于清洁技术研发活动中,并逐步消除对污染技术创新的政策支持。     

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理论建模与机制检验

“双碳”目标背景下，数字化与绿色化协调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首先，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框架，拓展了夏皮罗(Shapiro, 2018)提出的企业污染减排模型，区分了数字化影响制造业企业碳减排强度的技术进步效应和绿色创新效应，并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设。其次，以2011—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基准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证实了数字化生产率提升和绿色创新两条机制的存在性。再次，异质性研究发现，区域层面东、中部地区数字化抑制了企业碳排放强度的提升，但在西部地区该抑制作用并不明显；行业层面数字化对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减排的影响更深；进一步，绿色创新机制在东部地区、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群都显著存在，但生产率提升机制在分组回归中并未表现出来。研究结论为精准评估数字化的减排效应、统筹制定差异化的数字赋能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政策提供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