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电子证据的研究与思考

区块链技术与电子证据的结合是区块链技术的法律化应用又一创新,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认可了区块链电子证据的合法性。区块链电子证据产生的目的是通过区块链技术补足电子证据一些先天性弱点,但不论从电子证据的证据资格认定还是电子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不予采纳的理由,区块链电子证据的优势并不明确。过分的推崇工具的先进性而忽略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无益于法律与技术的相互结合。区块链电子证据存证作为一种法律工具,应当理性回归其工具价值。     

论区块链存证电子数据的优势及司法审查路径

基于电子数据易于篡改或伪造的特性,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判定始终是证据法理论难以突破的瓶颈,导致司法实务对电子数据的采信率极低。区块链技术通过"司法联盟链"的构建,能确保电子数据在产生、收集、保存、传送的各阶段不被篡改或伪造,从而较好地解决其真实性认定问题,并且经区块链存证的电子数据可无障碍地认定为证据原件。现行互联网法院的司法实践,先于立法对通过区块链技术保存的电子数据效力予以广泛认可,值得肯定。未来理论与实务应当致力于在技术层面进一步构建区块链存证电子数据的运行机制,实现区块链技术融入证据法理论之中,并总结司法实务有益经验致力于构建一套适用于区块链存证电子数据的审查认定规则,并配置相关制度解决电子数据在形成之初可能出现的伪造问题,促使该新技术手段彻底解决电子数据的真实性认定难题。     

证据裁判原则下的案件事实认定

案件事实认定是司法证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适用法律进行裁判的前提条件。事实认定规范化和科学化是对案件事实进行准确认定的基础。事实认定者要遵循证据裁判原则的要求,在证据规则指引下对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进行审查判断。在司法证明的基础上,事实认定者运用经验法则进行逻辑推理,通过自由心证形成内心确信,完成案件事实的认定。作为证据裁判原则的例外,司法认知和推定也是案件事实认定的信息来源。     

区块链证据的二元审查模式建构研究

区块链证据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极大提升了电子数据的证明价值。区块链证据包括形成、提取和认证三个阶段，因而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区块链证据在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方面存在风险，仍有审查之必要，而传统电子数据审查规则无法作出有效回应。结合区块链证据上链前后的阶段性特征，可建构二元审查模式来应对证据审查问题，即对上链前电子数据的鉴真、上链后的真实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     

证据中的事实信息

证据不是(案件)事实,但证据与事实存在内在联系,即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根据".但是,证据本身并不就是事实根据,"根据"也并不等于事实.证据之所以能够成为证明案件事实的根据,是基于证据蕴涵着事实信息,通过事实信息能够揭示证据事实,查明案件事实.事实信息就是存在于证据中的那些能够据以做出事实判断的信息.事实信息具有自然属性和法律属性.事实信息既是证据存在的前提,又是证据事实得以发现的根据.控辩双方收集证据并从中识别和收集事实信息的证明活动,法官对于证据和事实信息的认定和运用,是整个刑事诉讼证明活动的主要内容.     

无讼是求:中国古代证据立法与实践的价值分析

中国古代立法与司法实践都选择运用证据作为追求无讼理念的一种方式,具体表现为以证据不足及其他与证据相关的理由不受理某些案件,以及强调案件事实认定在证据方面应当具备一定的要求.维护伦理秩序及减轻讼累是运用证据来追求无讼背后的深层动机.     

我国相似事实证据规则构建研究———以“胡某英案”为视角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有些案件具有相似事实,但是依据我国传统观念来看证据链并不完整,对于此类案件应当如何认定,在我国现有证据理论中存在困难。以"胡某英案"为例,阐释我国引入相似事实证据规则的必要性。对相似事实证据规则价值取向、理论基础和适用标准进行介绍,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应采用的适用标准进行构建,并对该规则的程序保障和数额认定的问题进行尝试性的解决。     

电子证据区块链存证的功能厘清与实践应用

以防篡改而著称的区块链技术不具有为电子证据的载体、数据以及内容提供绝对保真的功能，电子证据区块链存证应用的功能需要进一步厘清。从宏观的政策上、中观的制度上以及电子证据微观的构成要素上观察，区块链技术在电子证据上的应用旨在促进诉讼质效的提升、优化电子证据的审查以及分配电子证据保管过程的风险。因此，电子证据区块链存证的实践需要在厘定的功能视角上展开应用：首先，通过对推定范围的界定实现技术对诉讼质效的提升；其次，通过协同审查的运用推进审查模式的优化；最后，通过对证明责任的细化合理分配电子数据的保管风险。     

刑事错案中证据短缺现象的实证分析

司法人员认定案件事实依赖证据,若案件中的证据确实、充分,司法人员就容易得出正确的事实认定结论；若案件中证据短缺,事实就会模糊不清,司法人员则较易出现裁判错误。我国刑事诉讼法把证据的“确实、充分”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明标准,要求定案证据的质和量都要达致很高的水平。证据短缺现象在刑事错案中普遍存在,其特点是:短缺往往出现在司法证明的关键环节,言词证据容易出现证据质的短缺,实物证据容易出现证据量的短缺。导致证据短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案件客观条件的因素,也有办案人员的主观因素,研究证据短缺现象对于认识错案发生规律和预防错案皆有裨益。     

法学与历史学事实认定方法的比较

在事实认定或知识获取问题上,历史学和法学都属于证据科学的研究领域,二者拥有共同的研究对象,运用大致相同的证据推理方法,遵循着事实认定的一般规律,并面临着同样的科技挑战。同时,在事实认定的目的、时限与结果等方面,法官和历史学家又存在明显差别。历史学家通过一定理论视角发现历史事实的过程,虽然与审判过程一样都需要证据解释,但证据法学在反对历史事实建构论的前提下,强调在事实前提和判决结论之间一定要有某种确证关系,并用最佳解释推论(IBE)的整体性解释方法取代了对证据的精确概率解释,从而揭示了司法证明的本质及其基本权利保障的价值取向。     

司法区块链的价值目标及其实现路径

司法区块链作为一种新型的信任机制，在推进诉源治理、提升审判效率、实现司法便民、深化司法公开、强化监督管理等方面，已展现出独特的应用价值。司法区块链作为智慧司法的重要环节，必须秉承传统司法的人文底蕴，坚守司法的本质属性，以实现数字正义为建设目标。从应用价值、建设目标、必要性三个维度，可对司法区块链的具体应用场景进行检验，发现其存在的问题与风险。例如，系统安全风险，可能造成新的诉讼负担，在一定程度上“重复建设”“建用脱节”，部分应用场景不利于权利保障，与司法被动中立的属性存在一定冲突，部分应用可为其他信任机制所替代，等。唯有坚持去中心、开放式的架构设计，以人的权利保护为中心，规范限制司法区块链的多维应用，形成司法区块链与其他信任机制之间的良性协同，方可最终实现司法区块链的价值目标。     

论现行刑事证据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证据是证明案件的依据,证据问题是诉讼的核心问题.刑事证据即刑事诉讼证据,是能够据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真实事实.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的实质是运用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证据及其运用是刑事诉讼的中心问题,证据制度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法律制度.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证据的概念和种类、收集和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及证人的资格和保护等问题作了规定,但对证据运用过程中涉及的具体证据规则未确定,在司法实务中容易导致证明责任分配及证明标准界限模糊而不易操作,应在新刑事证据制度方面作进一步的完善.     

司法区块链的价值目标及其实现路径

司法区块链作为一种新型的信任机制，在推进诉源治理、提升审判效率、实现司法便民、深化司法公开、强化监督管理等方面，已展现出独特的应用价值。司法区块链作为智慧司法的重要环节，必须秉承传统司法的人文底蕴，坚守司法的本质属性，以实现数字正义为建设目标。从应用价值、建设目标、必要性三个维度，可对司法区块链的具体应用场景进行检验，发现其存在的问题与风险。例如，系统安全风险，可能造成新的诉讼负担，在一定程度上“重复建设”“建用脱节”，部分应用场景不利于权利保障，与司法被动中立的属性存在一定冲突，部分应用可为其他信任机制所替代，等。唯有坚持去中心、开放式的架构设计，以人的权利保护为中心，规范限制司法区块链的多维应用，形成司法区块链与其他信任机制之间的良性协同，方可最终实现司法区块链的价值目标。     

历史与法律之间：两类既往事实及其认定模式

历史研究与司法审判作为两种不同的人类活动,在对既往事实的认定方式上存在共性与差异。二者基于对认知既往事实的共同需求,都有意或无意的在各自领域进行着"证据-推论"的理性推理。但同时历史学者和司法实践者在事实认定过程中受到不同的身份、时间、事实范围、证明规则等因素制约,对既往事实的认定模式和具体操作过程有较大区别。对两类既往事实进行界定,可在司法事实认定的现有模式之上,提出改进的"证据-推论"事实认定推理模式,使其不但适用于按照严格法定规则进行事实认定的司法程序,也同样适用于基本进行自然推理的历史研究。通过对历史研究与司法审判的事实认定模式进行比较研究,能够了解并综合二者的优点,从而优化各自的事实认定方法,促进双方学术发展。     

"证据事实并非证据"释义

如同事实是人们对事物存在状况的客观认定一样,证据事实也不是证据本身,而是依据证据进行分析以判明案件事实的要求事实,其表现形式以命题判断出现,不是事物本身;而证据则仅仅是证据事实的物质载体。     

论刑民交叉案件中的证据互认

在刑民交叉案件中,证据资源的有限性使得构建证据互认规则尤为重要。《民诉法解释》第93条赋予生效判决中事实认定在民事诉讼中无差别的免证效力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新证据规定》第10条的修正仍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因此需进一步对具体的证据互认规则进行构建。竞合或牵连法律事实和证据使用规范的高度重合构成了证据交互使用的前提。构建证据互认规则应以尊重各自诉讼规律和价值,进一步区分定案证据和非定案证据,并对不符合证据三性的非法证据一体排除的基本原则为指引。在具体的规则构建上,对于一般的证据,应根据实物类证据与言词类证据不同特性确立不同的互认规定;对于判决主文和事实认定的互认,因两种诉讼证据采信标准不同,不同的诉讼应有不同的结论。刑事自诉案件应区别于民事诉讼对证据严格审查,同时,民事自认在刑事诉讼中应有限制地予以承认。     

多退赃案件的证据学分析——威格莫尔证明图示在陈培根受贿案中的应用

前广东省恩平市副市长陈培根受贿案一审判决书显示,被告人家属退赃数额多于检察院指控的以及法院裁判认定的受贿数额。从证据学的角度看,"退多判少"问题的出现,是因为认定受贿数额的司法证明活动存在证据短缺的特点,从而导致了事实认定的模糊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司法证明不受规范性和科学性的制约。威格莫尔证明图示有助于理清案件现有证据及待证事实之间的关系、展示证明思维的合理性、反思证明过程的规律。     

电子证据概念与审查认定规则的构建研究

电子证据在中国被确立为一种独立证据类型,具有在范畴以及审查认定标准与规则等方面加以特殊研究的必要性。电子证据就其范畴而言,应定义为“以电子形式存储或传输的、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数据或信息”,包含“数据、电子、证据”三个要素;就其独立性及其范围而言,区别于书证和物证,但是与证明案件事实的视听资料证据存在交叉,现有立法将交叉部分纳入到电子证据的规制框架之下,这意味着其取证、保存、出示、审查及认定都将适用电子证据的相关规定。电子证据在物理形式与采集技术上的独特性,导致对传统证据相关规则的极大挑战,在真实性审查和认定规则特殊构建方面要求尤为突出。目前国际上对于电子证据真实性审查的规则呈现出两种发展态势：形式审查的门槛在不断降低;这种降低依赖于证据调查活动规范程度的不断提升,即实质审查层面真实性的提升。中国可以借鉴国际经验,确立和完善关于电子证据实质审查和形式审查两个方面的规则。     

论领土争端中的证据分析——以白礁案中1953年通信为例

1953年通信是白礁案的关键证据材料之一.参与诉讼的各方对该通信进行了深入地证据分析,由此可见证据分析不是简单地罗列证据材料,而是要从材料中获取相关的认识或信息,这些认识和信息才是证据.在此基础上,按照一定的逻辑和经验法则将这些证据构建成严密的证据推理链,才能认定事实.我国目前有关领土边界问题的相关研究在这层意义上还存在缺陷.     

论民事诉讼事实认定的双重性--兼与认识论、价值论商榷

一般认为,事实认定过程是一种认识过程,司法审判人员通过司法过程查明案件事实,并在此基础上适用法律,解决当事人的纠纷.实际上,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诸多缺失,如缺乏证人特权规则、没有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二审审理的范围弹性较大、判决的既判力不强等都囿于这种认识.实际上,事实认定过程不仅是一个认识过程,同时还包含一系列的价值评价和价值活动,是认识与价值评价的统一.革除民事诉讼法中的工具主义因素,实现民事诉讼法的民主与科学,应当首先改变对事实认定过程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