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莫迪政府的右翼历史观与中印边界战争新叙事的特点及影响

莫迪政府执政后推动对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新叙事并表现出比历届印度政府更有野心的历史改写企图,旨在服务于印度国族再造议程。莫迪政府推进中印边界战争新叙事,从历史观上系统呈现了隐瞒和掩盖历史事实、篡改和歪曲历史、美化历史等三个主要特点,在传播手段上具备重视国际层面的虚假信息传播等特点,不仅借助与国外力量的合作来混淆国际舆论,还利用印方主导的传播虚假信息国际网络打造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国内国际叙事体系,中印边界战争新叙事成为该网络重要的传播内容之一,形成了相关虚假信息叙事的国际和国内舆论合流与反哺。莫迪政府推出的边界战争新叙事深刻地影响了印度内政,扩大了右翼历史观在印度的影响,并引发外界对印度军队政治化的担忧。新叙事还产生了深层次的外交影响,在政府主导、社会舆论鼓吹等联合作用下,莫迪政府在较短时间内就为对华方向的冲突和对抗政策准备了基础舆论环境。新叙事操弄对抗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不仅导致莫迪政府对华政策日益僵化,还配合右翼意识形态冲击印度对外经济政策,影响更大范围的印度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     

印度莫迪政府的右翼历史观与中印边界战争新叙事的特点及影响北大核心CSSCI

莫迪政府执政后推动对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新叙事并表现出比历届印度政府更有野心的历史改写企图,旨在服务于印度国族再造议程。莫迪政府推进中印边界战争新叙事,从历史观上系统呈现了隐瞒和掩盖历史事实、篡改和歪曲历史、美化历史等三个主要特点,在传播手段上具备重视国际层面的虚假信息传播等特点,不仅借助与国外力量的合作来混淆国际舆论,还利用印方主导的传播虚假信息国际网络打造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国内国际叙事体系,中印边界战争新叙事成为该网络重要的传播内容之一,形成了相关虚假信息叙事的国际和国内舆论合流与反哺。莫迪政府推出的边界战争新叙事深刻地影响了印度内政,扩大了右翼历史观在印度的影响,并引发外界对印度军队政治化的担忧。新叙事还产生了深层次的外交影响,在政府主导、社会舆论鼓吹等联合作用下,莫迪政府在较短时间内就为对华方向的冲突和对抗政策准备了基础舆论环境。新叙事操弄对抗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不仅导致莫迪政府对华政策日益僵化,还配合右翼意识形态冲击印度对外经济政策,影响更大范围的印度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     

印度“印太”愿景的演变、特点及制约因素

印度对“印太”概念的讨论和实践经历了初步接受、积极融入、回调构建和主动塑造等四个阶段的变化,以发展更贴合印度利益的“印太”愿景。当前莫迪政府对外政策的本质特征在于强调印度已成为世界大国,外交重点是与其他大国之间外交互动以及保持大国竞争的平衡等三个方面,其外交实践具备强调与中国战略竞争、加强印美战略合作、推动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化和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等四个主要特点。莫迪政府在发展和实践“印太”愿景方面的举措颇多并取得一定成果,不过莫迪政府外交政策仍受到国内国际因素的制约。国内因素方面,国民志愿服务团等代表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制约印度改善国内投资和经商环境;印度自身实力不足,制造业经过多年发展却呈现萎缩态势,这些因素限制了印度参与“印太”地缘合作的成效。国际因素方面,拜登政府持续的“美国优先”实践和“印太”复杂地缘政治态势限制了印度的策略选择,使得印度在总体战略向美国靠拢的情况下,与美国的关系发展仍然存在竞争与合作的两面性。当前印度是区域内主要国家中唯一同时参与多个有竞争关系的重要多边平台,中印之间发展理性务实合作将帮助域内国家在塑造地区秩序的进程中形成更大的合力。     

大国身份叙事重塑与印度的新“全球南方”外交

俄乌冲突爆发后,开拓“全球南方”新议程成为印度外交的新抓手。莫迪政府之所以会“重新找回全球南方”,不是要回到“动员南方对抗西方”的旧模式,而是为了服务其大国战略转型。在历史化的“全球南方”中,印度作为地缘中心、文明中心的历史地位不仅形塑了其“全球南方”身份,也建构了印度独立以来的不结盟外交传统。但莫迪上台后打破这一传统外交框架,将“领导型大国”“西南大国”和“全球南方领导者”打造为新的身份叙事,加速推进印度大国战略。“全球南方”的作用因此被重新定位。政策取向上,印度的新“全球南方”外交主要表现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强化以印度教文化为基础的软实力外交,倡导改革多边主义,以及联合西方对华进行“全球南方领导者”的地位竞争。尽管现有的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印度,但莫迪政府过分追求大国地位而虚化“全球南方”身份,将“全球南方”工具化,使之服务于自身的短期收益和地缘政治博弈,势必会受到多方制约。当前,需警惕西方利用印度追求大国地位的急切心理,操弄“全球南方”议程,激化中印竞争,加剧“全球南方”陷入集团政治困境的风险。     

印度从辛格政府到莫迪政府的军购行为变化及其原因探析

军购是关乎主权国家军力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要议题,直接影响国防安全和国家间关系的亲疏远近。作为南亚强国,印度始终将海外军购作为提升自身军事实力及实现政治大国梦想的重要路径。从2004年辛格主政到2019年莫迪第一任期结束的十五年间,印度在经济实力上升、安全威胁增加、领导人实现政治大国意愿更为强烈的背景下,海外军购却呈明显下降趋势。本文分析十五年来印度国防战略、国内政治和国际环境三个维度的变化发现,印度军工产业的发展理念、军购数量及内容和来源国、执政党理念和领导人执政风格等是造成莫迪政府减少海外军购的主要原因。这些因素综合构建了印度国防自主化发展的态势、官僚机构的腐败和军工复合体集团的利益纠结。此间,国际形势经历了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以及从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到特朗普“印太战略”的变化。伴随中美战略竞争加剧,莫迪政府拓展印度政治影响力的初衷与美国政府试图借助印度制衡中国崛起的图谋相呼应,印度将军购作为其重要外交工具选择的趋势日益明显。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调整及引发的复合安全困境问题研究

拜登政府在总结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失败经验后所推动的对华政策,并不是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简单继承,也不是来自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既有学术理论的现实实践延伸,而是美国结合当下全球性网络生产体系、区域安全架构和现实盟友关系等要素变化,重新进行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重组。特朗普政府开启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范式转折,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某些历史惯性,但其对华政策中的模块化策略更加注重政策组合以及盟友调动,同时运用矩阵式和网络化的处理方式。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推动实施,不仅会主动推动和扩大中美竞争的空间,同时也会在不同的维度上引发全球国家与地区间的复合安全困境。     

角色适配与莫迪政府“多向结盟”外交的行为逻辑

自莫迪担任总理以来，印度明确以“领导大国”的角色定位推行“多向结盟”的外交实践：一方面作为新兴大国倡导“改革的多边主义”，另一方面作为“民主大国”与美西方国家开展价值观外交。莫迪政府的“多向结盟”外交体现了印度在外交中呈现的多重角色及行为取向。本文构建了基于角色适配的分析框架，即国家的内部角色定位与国际角色规范之间的相符程度，将决定国家外交行为的具体取向和策略。通过对印度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和“四方安全对话”中的角色适配进行案例分析，发现现阶段印度与所扮演的角色都具有一定的适配性，能在多个机制中保持有限度的参与，寻求合作的同时又持有犹疑的立场。因此，莫迪政府“多向结盟”外交的实质是通过扮演不同的角色穿梭于不同力量之间，采取平衡和灵活的参与策略来实现印度大国崛起的最终目标。     

北约对华政策调整走势及其影响

北约在世纪之交开启对华交往,在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大幅调整对华政策。北约调整对华政策的根源在于:1)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变化;2)北约将亚太安全视为全球安全使命的一部分;3)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约决策机制失衡;4)北约延续并扩大冷战思维;5)在新冠肺炎疫情后;北约对华敌意增加。北约对华政策调整不利于国际政治、经济与安全结构建构,不利于亚太区域安全与稳定。中国要准确、系统、完整地认识北约对华政策调整,趋利避害,坚持合作共赢和对外开放,坚定维护国际多边主义,以实际行动打破北约的围堵与打压。     

特朗普政府对东盟政策走向

美国对东盟政策是影响东亚区域一体化与合作进程的重要变量,对其政策走向的研究,是保持东亚一体化良好局面,维护周边稳定合作大局的一项重要研究议程。奥巴马时期,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驱动下,美国加强了与东盟关系,试图以东盟多边机制为着力点,主导东亚区域一体化与合作进程,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然而,这一政策未达到预期效果。特朗普上任后,美国新政府对东盟政策出现变数,在参与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区域进程方面,特朗普政府的兴趣可能会减弱。但从美学界讨论、官方文件、政策实践方面来看,美国不大可能改变已有的亚太战略目标,在调整实现目标的手段和途径方面,余地也比较有限。这意味,美国参与东盟区域合作议程的总体趋势不会改变。     

地方政府竞争效应的约束机制分析

作为理性的行为主体,地方政府在竞争中是根据制度环境给予它的行为空间以及制度激励或约束来选择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竞争策略和竞争行为的,但中国地方政府竞争约束机制的弱化及缺乏助长了地方政府竞争中的重复建设、地方保护主义、恶性税收和规制竞争等竞争失效行为,并导致或加剧了地方治理失效.     

试析中欧网络对话合作的现状与未来

中欧网络对话合作是中欧关系的组成部分,对全球网络空间的安全、发展和治理有着重要意义。双方在网络领域业已开展了多领域、跨议题的对话合作,并取得了丰硕的对话成果,与此同时,战略定位有待进一步提升、信任缺失和机制设计不足等问题也逐步显现。从更深层次原因看,其中不仅有传统地缘政治的影响,更反映出双方在网络空间的战略认知、网络政策的决策体系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未来中欧在网络领域的对话合作要克服客观存在的差异,建立互信,取得务实成果,就需要双方进一步确定网络合作的战略定位,完善机制设计,注重议程设置,以塑造一种建设性、面向未来的中欧对话合作图景,展现中欧网络对话合作在网络空间大国关系和全球治理中的示范、引领作用。     

安倍第二次执政后自民党政治家对华战略认知分析

自2012年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后,中日关系旋即陷入持续恶化的困境。以安倍晋三为首的自民党政治家,秉持消极的对华战略认知,在制定及执行对华政策上更多地展现出强硬的鹰派色彩。基于对中国崛起的警觉和防范,自民党政治家认为中国"试图依靠力量来改变现状的行动,是对国际秩序的挑战",因此亟待通过强化日美同盟体制和构筑"反华包围网"予以应对。然而,日本推行充满敌意的对华政策非但未取得预期成效,反而招致自身在亚太地区陷入孤立。面对这一窘境,安倍内阁遂逐步转变此前的消极对华认知,转而开始推行温和的对华政策,中日关系也随之呈现缓和与改善的迹象。     

后疫情时期亚洲地区全球价值链的重塑与中日经济合作的前景

正步入后疫情时期,全球价值链重塑的进程会进一步加快。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亚洲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必然会相应地做出调整。同时,这一调整过程会因拜登政府的亚洲政策与对华政策而更加复杂化。未来一个时期(5—10年),亚洲地区的全球价值链有可能演变为两个平行但又相互联系的区域价值链。中日两国是亚洲地区全球价值链的主要参与者,双边经济合作的格局可能会发生较大的改变。     

大国博弈、次区域权力竞争与中南半岛次区域合作——以泰国、越南为案例

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大国竞争的区域化及中国推进区域合作的需求等现实问题折射出深入研究区域的必要性。本文以泰国、越南竞争为主线,勾勒了中南半岛地区有别于域外大国竞争的次区域合作竞争景象,阐释了泰国、越南在次区域合作维度竞争的机制和表征。次区域强国的自身定位与国内发展利益差异是推动泰、越两国次区域合作竞争的核心变量,而大国博弈的加剧进一步强化了两国在机制层面的竞争关系。文章以三河流域机制与柬老越三角、湄公河委员会以及沙耶武里大坝为案例,验证了提出的竞争框架。泰国、越南的竞争反映了域内国家在次区域合作维度的角色差异,折射出次区域合作层次互动的复杂性。     

莫迪执政后印度央地关系发展趋势探析——基于制度空间的分析视角

莫迪率领的印度人民党以压倒性优势赢得2014年和2019年大选，一举改变了印度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联邦中央由多政党联合执政的局面。莫迪政府正式开启联邦集权进程，扭转了近20年来印度央地分权的趋势。当前印度国内呈现出快速的集权态势，深刻影响并持续改变着印度政治发展形态。系统认识并解释印度人民党执政以来的集权实践以及当前的集权态势对印度联邦制的影响是本文关注的核心内容。本文尝试建立制度空间的解释框架，聚焦印度央地的行政、立法、财税三个维度，提出印度人民党政府积极运用包括扩充现有制度解释、创立新制度、改变制度环境等强硬手段，实现其自身操作空间的不断扩大，进而压缩联邦单元自主权限，使得央地互动下省邦自治属性减弱，促使权力进一步向中央靠拢。莫迪政府以快速集权为目的的制度改革将进一步助推国内民粹情绪，裹挟少数群体的利益与诉求，持续冲击其国内秩序的同时对外政策也将变得更具冒险性。     

中国智库的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研究——对中美菲越四国智库的比较

什么样的运行机制能提升中国智库的国际议程设置能力?本文以南海争端为个案,在国际比较视野下,分析了近6年来中美菲越四国智库如何设置南海议程。研究发现,中国智库已经发出有力的"中国声音",但与政府的互动落后于其他三国,"旋转门"专家人数少、级别低。举办的国际会议数量大,但在会议策划,以及与国际媒体的互动上有待加强。中国智库研究成果丰富,但有国际影响力的专家数量仍显不足。本文提出,中国智库需要创新国际议程设置机制,在专业领域打造一批明星专家,不仅要设置中国议程,也要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知识产品,要完善议程设置机制,通过会议和活动、研究报告、著作、论文、媒体发布等多元方式提升国际影响力。     

莫迪的正反面

正5年前,"莫迪旋风"让选民看到了"新印度"的可能;5年后,"强人"莫迪的个人光芒渐渐难以盖过硬币的反面。纳伦德拉·莫迪在印度"无处不在"。从街头兜售的报刊、马路伫立的公告牌,到各家各户的电视荧幕、每个人手中的智能手机,这位第15任印度总理总是会出现。救世主2014年5月,莫迪率领印度人民党取得超过一半人民院议席,创造了30年来成功组建单一政党多数政府的政治     

东南亚安全合作机制碎片化问题研究

目前,东南亚地区呈现出多种安全合作机制共存之局面,一方面各种安全机制越来越朝着多样化、板块化以及专业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安全机制间的边界又越来越模糊,并呈现出交叠、竞争的趋势,形成了"安全合作机制碎片化"现象。该现象主要表现为机制多元化、机制复杂化和机制间的无序—竞争化,而权力失衡、利益分化以及认同削减是造成东南亚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碎片化的主要原因。同时,碎片化降低了地区安全合作制度化水平,加剧了安全合作机制的复杂性,削弱了东盟在地区安全治理中的主导性,从而对东南亚地区安全治理造成了严峻的挑战。故此,中国应通过成为东南亚安全治理架构的"议程设置国",并积极推进亚信会议进程以促进地区现存安全合作机制间的协调,努力提高东南亚安全治理的制度化水平;支持以东盟为核心的综合安全合作机制,特别是积极参与并支持"东盟中心"的区域间主义动议与行动,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以确保东盟在东南亚地区安全治理中的主导地位。     

市场角色主体关系及我国转型市场的角色主体转化

市场角色主体关系主要体现为政府角色、企业角色和消费者角色之间的结构关系。在我国转型市场时期,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作为市场角色主体,其角色主体结构关系倾向于政府角色——企业角色的结构取向,而成熟市场则是以消费者角色主体为核心取向的结构关系。在我国转型市场角色主体转化过程中,要依据市场自身规律,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进行市场定位,政府要通过克制过急心理来调整其决策行为,企业要通过营销竞争来提升其竞争理念,消费者要通过品牌选择行为的成熟来促进市场发育,来完成市场角色关系的和谐有序转化。     

中国华文出版界增强海外竞争力研究

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在此大背景下,国内华文出版界国际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其海外市场份额的逐步扩大,这就需要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的华文出版界之间密切合作,通过进一步完善内部的合作与交流机制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其中,所出版的华文作品的原创力是在提升海外竞争力过程中要认真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也已经引起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来推动问题的妥善解决。同时,为了提升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国内的华文出版界还应该特别注意提高自身的业务工作水平,并要做好针对海外读者的宣传和销售工作。此外,为了自身海外实力的提升,国内的华文出版界也必须高度重视与政府外交部门的合作,以此来扩大在海外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