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印太”愿景的演变、特点及制约因素

印度对“印太”概念的讨论和实践经历了初步接受、积极融入、回调构建和主动塑造等四个阶段的变化,以发展更贴合印度利益的“印太”愿景。当前莫迪政府对外政策的本质特征在于强调印度已成为世界大国,外交重点是与其他大国之间外交互动以及保持大国竞争的平衡等三个方面,其外交实践具备强调与中国战略竞争、加强印美战略合作、推动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化和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等四个主要特点。莫迪政府在发展和实践“印太”愿景方面的举措颇多并取得一定成果,不过莫迪政府外交政策仍受到国内国际因素的制约。国内因素方面,国民志愿服务团等代表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制约印度改善国内投资和经商环境;印度自身实力不足,制造业经过多年发展却呈现萎缩态势,这些因素限制了印度参与“印太”地缘合作的成效。国际因素方面,拜登政府持续的“美国优先”实践和“印太”复杂地缘政治态势限制了印度的策略选择,使得印度在总体战略向美国靠拢的情况下,与美国的关系发展仍然存在竞争与合作的两面性。当前印度是区域内主要国家中唯一同时参与多个有竞争关系的重要多边平台,中印之间发展理性务实合作将帮助域内国家在塑造地区秩序的进程中形成更大的合力。     

重新审视日本“印太战略”：国内政治视角下的考察

全球主要国家的“印太战略”已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当前,学界对于日本“印太战略”的研究基本聚焦于国际体系层面,从国内政治层面分析其形成及演进机理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认为,日本“印太战略”是由国际体系压力经日本领导人战略认知、国内政府力量的传导后形成、调整的。文章以2012年末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至2020年9月卸任作为研究区间,将日本“印太战略”的形成与嬗变作为两大阶段进行了剖析。本文提出,安倍晋三对国际局势的认知在较大程度决定了日本“印太战略”的内涵与走向,而安倍第二次执政以后首相官邸及首相本人决策能力的强化为安倍贯彻自我认知、对“印太战略”的构建与调整奠定了客观基础。日本国内政治为观察“后安倍时代”日本“印太战略”及对外政策走向提供了较独特的视角。     

离岸制衡与支点选择：美国拜登政府的对印政策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其“印太战略”基本遵循离岸制衡的逻辑,根本目标是制衡所谓的“潜在霸权”中国,选择和鼓动印度作为“支点国家”承担责任以制衡中国的影响力,维持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拜登政府对印政策的主要特点表现为：优化资源配置,以“民主价值”诱导印度护持美国霸权;推卸战略责任,缓和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及扶持印度制衡中国;维持地区均势,利用印度构建遏制中国的同盟体系。拜登政府对印政策与决策者对印认知和印裔政治集团参与、利用印度构建外部均衡的需求以及延缓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等因素相关。拜登政府的离岸制衡战略将进一步危害中印关系,加深对南亚国家内政外交的干预,使地区安全环境复杂化,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印度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离岸制衡战略下的美印关系存在着战略分歧、两难困境和“集体行动困境”等问题,这是美印双方无法忽视的隐患。     

印度从辛格政府到莫迪政府的军购行为变化及其原因探析

军购是关乎主权国家军力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要议题,直接影响国防安全和国家间关系的亲疏远近。作为南亚强国,印度始终将海外军购作为提升自身军事实力及实现政治大国梦想的重要路径。从2004年辛格主政到2019年莫迪第一任期结束的十五年间,印度在经济实力上升、安全威胁增加、领导人实现政治大国意愿更为强烈的背景下,海外军购却呈明显下降趋势。本文分析十五年来印度国防战略、国内政治和国际环境三个维度的变化发现,印度军工产业的发展理念、军购数量及内容和来源国、执政党理念和领导人执政风格等是造成莫迪政府减少海外军购的主要原因。这些因素综合构建了印度国防自主化发展的态势、官僚机构的腐败和军工复合体集团的利益纠结。此间,国际形势经历了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以及从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到特朗普“印太战略”的变化。伴随中美战略竞争加剧,莫迪政府拓展印度政治影响力的初衷与美国政府试图借助印度制衡中国崛起的图谋相呼应,印度将军购作为其重要外交工具选择的趋势日益明显。     

“印太北约化”背景下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态势及印度的参与限度

拜登执政后美国更加重视打造“印太”多边联盟,倚重盟友的力量对中国实施遏制。美国一方面以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机制为依托,构建“印太版北约”,另一方面利用其在北约联盟中的特殊地位,推动北约国家追随其“印太战略”,不断介入“印太”事务。美国以两大联盟为其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工具,加速“印太北约化”。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机制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层面不断增强对中国的压制态势,恶化了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作为四国合作机制中地缘位置极为重要的一方,印度对“印太战略”和四国合作的立场从“谨慎附和”转为“主动作为”。本文认为,基于外交传统、战略文化及国家实力等诸多因素,印度对四国合作的参与是有“限度”的。美日印澳四国合作不会发展成为北约一样的硬制衡联盟,印度在四国合作中对中国的制衡战略将以软制衡和有限硬制衡为主要手段。研判印度参与四国合作的限度,将有利于中国准确评估四国合作的影响,应对当前四国合作对中国形成的围堵和压制。     

印度和法国战略伙伴关系的新动向、动因与前景分析

2018年以来,印度和法国战略伙伴关系出现了一些新动向,两国延续并深化了在军事、经贸等领域上的长期合作,而且双边战略合作进一步扩展到太空、新能源、反恐、网络安全、印度洋区域治理等新领域。法国为了推进“印太战略”和维护海外领土的安全需要加强与印度的合作,印度则希望通过加强与法国的合作保障自己在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利益并加强自身与欧盟的关系。此外,印度和法国在美国“印太战略”、中国崛起、国际秩序格局的深刻变化等问题上有着相同的战略认知。因此,印法双边关系的深化符合两国的战略利益,这也为未来两国继续深化双边甚至多边合作奠定了基础。但是印度和法国在战略重心、对华战略认知上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印度当前的外交战略与军事战略将对印法双边关系的深化形成一定的制约。     

国际变局下日本智库对印度形象的建构

日本智库对印度的关注与21世纪以来日印关系的升温呈一致趋势。日本智库对印度形象的建构虽然看似客观，但实际上是通过各种表征符号的选择和黏合来为日本政府提供在国际变局下有望与印度建立的“共有观念”的支点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三个层面。首先，基于日本自身对国际秩序变化和自身角色的认知，发掘表达两国在国际秩序观念层面共同之处的符号，如对多极世界的追求、对中国的他者化、中美战略竞争的平衡器等。其次是对日印关系历史中象征友好的符号进行再发掘和确认、对当今印度的战略重要性进行再发现的过程。再次，在印太区域秩序互动中，日本与印度通过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区域经济合作框架、日印在亚非合作等符号展开有意义的互动，赋予这些符号不同的含义。总体上，日本建构了一个既是“主要合作伙伴”或者“准盟友”又是意义改写者和“特殊对待对象”的印度形象。     

“印太”视角下澳大利亚南海政策的调整

自“印太”概念于2013年正式进入澳大利亚官方文件之后,澳在印太区域的战略逐渐形成。这反映出澳大利亚对地缘环境变化的重新认知,战略“西翼”分量的加重,契合了其中等强国的外交传统,也展现出澳希望降低同盟转型的风险。在具体推进中,澳加强了与以美国为中心的“志同道合者”的合作,努力维持同大国之间关系的动态平衡,并确保海上东盟与南太岛国的“两翼齐飞”。在印太区域,澳注重与美、日、印等“印太”核心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协调与安全合作,强化了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小多边合作,对华言语强硬但行动克制。展望未来,澳大利亚在印太区域的战略推进和南海政策的调整还面临着同盟依赖困境、战略错位冲击和身份定位制约等挑战,战略实施的不确定性将增大。     

对冲与制衡:日本“印太战略”的地缘政治逻辑与制约因素

日本“印太战略”是依据日本在当前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地缘政治现实制定的,目的是对冲和制衡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的扩展,以维护当前有利于日本的国际秩序,进而实现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日本“印太战略”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主要依托“四国安全对话机制”,以构建地区同盟架构的方式,逐步实现日本的地缘战略。这既是当前东亚地缘政治的现实,也是日本作为海洋型国家的战略选择。但是,由于合作国家的战略偏好和地缘利益的差异以及中国周边外交的成功实施,特别是国际格局演变的趋势,从不同的层面制约日本“印太战略”的实施。日本“印太战略”是一项综合性战略,是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针对性措施,对中国地区利益的影响较为广泛,中国应从战略上予以重视。     

“印太”视域下的日法海洋安全合作刍议

在中美博弈趋于常态化、乌克兰危机延宕不休的背景下，拜登政府加速推进本国“印太战略”的同时，力图融合美国的欧亚两大同盟体系，推动欧洲与“印太”两大地缘板块的联动，以在“印太”地区构建全方位遏华机制。在此背景下，日法作为美国这两大同盟体系的代表性盟国，双边关系不断强化，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日法将海洋安全合作作为协同推进“印太战略”的重要路径与依托，两国在海洋安全机制构建与对接、印太合作项目的制定与实施、印太海上共同训练与军演等方面的合作均取得了明显进展。日法深化合作折射了两国多重战略考量：彼此拥有的印太地缘优势是促使日法合作的现实基础；在印太各次区域安全机制方面互相“准入”、通过海洋安全合作为彼此“印太战略”提供支撑是日法合作的战略动因；应对中国海上力量崛起、维护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自由主义”印太地区秩序则为两国合作的长远目标。尽管面临一些制约因素，日法海洋安全合作仍将对亚太乃至印太安全局势产生不可忽视的外溢影响，中国需对此给予应有的重视。     

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印数字合作的诉求与矛盾

《美国印太战略》报告提出要构建开放、互联、繁荣、健强和安全的印太,其中数字合作成为新版印太战略报告的亮点,印度作为印太战略的支点国家和重要抓手成为美国优先合作的对象。由于美国与印度存在显著的数字鸿沟,美印两国在数据本地化、数字发展自主权和网络安全及治理等议题上存在诸多分歧,美国团结印度提升自身印太地区数字发展影响力的尝试也没有得到印度的积极响应。美印数字合作的本质仍是相互利用,加之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存在不确定性,美印数字合作的未来可能矛盾重重。鉴于此,中国应认识到美印在合作目标和利益上的分歧,抓住美印数字合作的矛盾,扩大中印数字合作的战略空间,在数字人才培养、数字投资和发展中国家数字发展等议题上与印度积极开展对话与合作,推动两国乃至整个地区数字合作朝着更加开放、包容的方向发展,更好推动构建网络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     

浙江制造业产业竞争力提升:环境变迁与路径选择

浙江是制造业大省,总体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规模偏大,产业层次与产品附加值偏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国际市场环境变化,浙江制造业及其产品市场竞争力有所弱化,产品赢利能力和水平逐渐下降,浙江面临如何加快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提升制造业产业竞争力的问题.“十二五”时期浙江制造业要通过过剩产能转移,压缩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规模,提升制造业产业层次;通过技术创新与产品创新,提高制造业产业发展水平;通过市场化产业整合,提高制造业产业集中度.既要保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传统竞争优势,又要提升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竞争能力,更要增强制造业的产业整体竞争力.使浙江制造业在经济环境变迁与产业转型升级中推陈出新,更上一层楼.     

“印太”背景下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新动向及对南海安全的影响

自澳大利亚、美国和日本相继提出“印太”战略构想后,从西太平洋至印度洋的广大区域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近年来,美国为扩大其在“印太”地区的战略范围,不断拉拢日印澳进行安全对话,促使“四边机制”逐渐形成。美日印澳通过升级“QUAD+”、扩大军事演习规模、增加高性能武器数量等方式推动“四边安全对话”的长效机制建设。究其原因,这不仅是美国欲在“印太”地区构建由其领导的战略体系,还有四国共同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美日印澳在“印太”范围内强化战略组合的新态势对南海的地缘安全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但加剧了国际行为体在南海的地缘竞争,而且还助推了南海问题的升温,导致南海及周边环境趋向复杂,不利于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作为南海主权国,应保持积极的防范心理,制定相应的对策来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     

从印太地区到印太体系:演进中的战略格局

印太地区的出现是由于印度洋与太平洋两个区域之间联系的加强,而其核心则是中国和印度的快速发展。印太地区的形成为印太体系的建构提供了现实基础。但是,印太体系的建构面临着两种战略路径选择:基于印太地区公共问题的治理体系与基于遏制中国地区影响力的同盟体系。从目前来看,由于澳大利亚和印度的战略考量与美国和日本不完全一致,印太体系仍然具有可塑性。但是,朝着同盟体系的方向发展是印太地区战略格局演进的主导趋势。这主要是因为中美关系的定位发生了变化,以及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变化。     

印度战略文化及其变迁机制

自20世纪90年代战略文化成为备受关注的议题以来,从战略文化视角解释印度外交战略的研究不胜枚举.学术界对印度战略文化的研究普遍受到文化“稳定性”、“持久性”等基本特征的限制,主要从静止的视角围绕其起源、属性与形态等方面展开论述.本文试图从动态视角理解印度战略文化,构建战略文化生成与变迁理论框架.通过对战略文化的类型划分发现,印度在冷战时期形成了防御为主、进攻为辅的协调型战略文化,冷战后形成了强进攻性偏好的冲突型战略文化.作为印度战略文化变迁的首要条件,环境认知推动了印度国内政治程序的修正,从而影响了战略文化变迁.具体而言,国际体系环境的变化重塑了印度决策精英对国家安全的判断,并内化成新的观念体系.全新观念体系驱使决策精英行为偏好改变,且通过国内政治程序的修正上升为特定取向的国家战略偏好,最终生成全新的战略文化.     

卢布暴跌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影响

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持续走低、美国经济强劲复苏以及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引发了卢布兑美元汇率的暴跌。卢布暴跌通过经常项目变动机制、资本项目变动机制等传导机制,引起俄罗斯经济出现进出口贸易大幅减少、通货膨胀以及资本外逃等问题;通过贸易溢出效应、产业联动效应以及金融溢出效应等国际传导机制,引起中亚、欧洲新兴经济体等出现货币竞相贬值,对外贸易受到冲击、经济增速下滑;此外,给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国家经济合作以及"丝路经济带"建设带来新的挑战。在新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中国应该抓住中俄新的战略机遇期,利用中俄制造业的互补性,积极推进双方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体系中的有效合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实施奠定良好的基础。     

产业集聚研究综述

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发展多呈“U”的趋势,运用产业集聚理论研究一国或一地区经济增长在国际上已经比较成熟。国内一些学者对产业集聚现象进行系统实证分析,对中国制造业集中与市场结构的关系做具体实证研究,还有的学者对集群创新系统要素、结构和连接模式等进行研究。     

安全规范传播视角下美日同盟的演进

二战结束后，美国与日本签订了《旧金山和约》与《美日安保条约》，构建起“旧金山体制”，美日同盟关系由此确立。“旧金山体制”凸显了冷战思维，日本以不对等的身份参与了美国亚太地区的安全规范构建。冷战后期，美日同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其同盟性质更加显著，日本的自主性不断增强。苏联解体后，美日同盟的最大挑战不复存在，但恐怖主义威胁、朝鲜核问题、中国军力增长等成为美日同盟面临的新挑战。安倍二次上台后，先后提出“自由与繁荣的印太”与“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概念，日本逐步形成自己的“印太构想”。与此同时，美国也从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转向更为广泛的“印太战略”。在此背景下，美日同盟进一步强化，日本正在逐步摆脱战后的种种束缚，深化同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关系，由此形成了美国主导下的印太地区多边体系，其针对中国的意图更为明确。     

印度国际政治思想刍议

印度的外交政策不仅基于国家利益,同时也坚定地基于一种哲学指导。独立以来印度的国际政治思想既体现出了印度战略文化的深厚底蕴,又反映了当今国际政治现实的重大影响。可以说,在印度战略文化包装下的基本对外态度和信条,其核心就是“曼荼罗”地缘政治思想、考底利耶现实主义传统、“印度第一”的国家利益观和多中心国际体系构想。为此,均势加搭车成为印度追求世界一流大国地位的基本战略选择,同时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印度只是国际体系中的一个“有限的挑战者”。     

七大愿景

1装备制造业 产品、技术、品牌挺进世界级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装备制造业基地要有世界级的产业,世界级的企业,世界级的产品,世界级的技术,世界级的品牌,国际一流的发展环境,产品在国际市场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和较高的市场占有率.特别是区域产业总量和核心大企业集团单体经济总量在国际市场要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拥有若干个国际装备制造业市场上不可或缺并影响供需平衡的产业.对照这一标准,辽宁装备制造业的总体规模还比较小,年销售收入突破百亿,特别五百亿的企业少,在国内在国际上还不具有足以影响行业和产业发展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