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边境互动:一种博弈视角的分析

中印在边境地区的互动是一个动态博弈过程。表征相同或近似的边境情境实则蕴含着不同的策略均衡,即从"鹰—鸽"纯策略均衡到威慑下的"一报还一报"混合均衡,再回归到准协调机制下的纯策略相关均衡。中印边界博弈的"外溢效应"明显,并抑制了边境紧张或危机的扩散升级。中国和印度在边界认知上的巨大反差、互信赤字、国内政治影响决定了边界纠纷难以在可预期的中近期内妥善解决,武装共处下的和平并伴有可控的、低烈度的局部危机将是中印边境地区的常态。延展到全方位中印关系领域,非合作博弈下的竞争性合作将是双边关系的基本特征。     

中印边界争端反思(上)

编者按 :内维尔 .马克斯韦尔是英国著名学者 ,曾在 195 9年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任《泰晤士报》驻南亚记者 ,目睹了印度对华战争的整个过程。196 7年回国后 ,他进入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 ,研究有关中印边界历史和中印边境冲突等问题 ,并于 1970年出版了在国际上影响巨大的《印度对华战争》一书。此后 ,马克斯韦尔仍不断跟踪和研究中印关系的发展 ,写过一系列有关的论文和文章。《中印边界争端反思》是他的新作 ,发表在印度《经济与政治》周刊 1999年 4月 10- 16日一期 (第 34卷第 15期 )上。作者根据多年来的观察和不断增加的新史料进行分析后…     

威慑视角下的中印边界争端研究

在中印边界争端逐步演化为冲突之前,中国试图通过武力威慑慑止印度,但并未奏效。本文认为,从威慑角度来看,其中的关键是印度情报系统的印度情报局对中国威慑信号产生了错误认知。这种错误认知有两个根源：客观无意识认知偏差和主观有意识认知偏差。这两种认知偏差使情报系统未能正确评估中国释放的威慑信号,未能向尼赫鲁政府提供正确的战略军事判断,导致印度错误地发动了对华战争。由此可见,加强军事交流,增进军事互信,才可以避免军事误解和误判,实现中印边界的和平与稳定。     

印度对中国崛起的认知

在中印共同崛起的大背景下,探究印度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尤为必要。通过皮尤＂全球态度调查＂项目的数据可见印度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呈现＂负面＂态势。究其原因,在个人层面,印度公众对中国的无知与冷漠以及某些媒体记者对中国的歪曲报道直接造成这一结果;在国家层面,中印之间在边界争端、西藏问题、中印巴和中美印这四个关键议题上存在分歧,而这些敏感的议题又通过媒体的肆意渲染而影响印度公众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印度公众对中国崛起的认知源于中印之间存在的＂安全困境＂。     

地理原则能论证“麦克马洪线”的有效性吗？——评析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印度政府对“麦克马洪线”的一个观点

“麦克马洪线”问题是中印边界争端中的重要问题。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对中印关系起到极大的破坏性作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印度政府坚持所谓的地理原则能论证“麦克马洪线”的有效性。本文详细分析了所谓地理原则的内涵，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阐明：所谓的地理原则论不但不能论证“麦克马洪线”的有效性，而且是导致中印边界冲突和战争的直接原因。     

尼赫鲁政府的对华边界政策：分析框架

理解1949～1962年印度尼赫鲁政府的对华边界政策需要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它涵盖三条线索：当时在中印关系中日益凸显的西藏问题、印度国内政治和反对派,以及主要决策者尼赫鲁的认知与心理。上述因素交织在一起,直接催生了尼赫鲁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变化的立场、目标以及追求目标的途径和行为方式。中印争议边界至今仍然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显示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对此既应该从各层面、更需要整体地认识和理解其历史和现实。     

Kennedy Administration and the Sino-Indian Border Conflict in 1962

肯尼迪政府上台后调整美国的南亚政策,在提供大量援助的同时,怂恿尼赫鲁政府在中印边界采取军事冒险政策。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时期,美国认为这场冲突能够改变印度的不结盟政策,能在南亚建立针对中国的“联合防御体系”。尽管美印为对付中国进行合作,但美国的战略目标并没有实现。由于英国的坚持,西方未向印度提供长期军事援助。美国还试图利用这一危机加深中苏分裂,但该方针与其南亚政策目标存在矛盾。肯尼迪政府此后在南亚地区的战略影响有所下降。     

中国和印度与东南亚区域合作的比较与竞合

东南亚既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线路的必经之路,也是印度“印太构想”的重要区域.当中国的“一带一路”与印度的“印太构想”在东南亚地区相遇,两国的利益碰撞和影响力竞争明显增强,但也为中印在与东南亚区域合作过程中走向“竞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印在东南亚区域合作中的竞争与合作,贯穿于中国和印度参与东南亚区域合作的不同理念中.中印与东南亚区域合作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这使得双方的彼此认知出现错位,印度呈现出明显的排他性,中印在域外因素和合作成效方面也出现明显的差异.比较中国和印度与东南亚区域合作在利益诉求、彼此认知、排他性、域外因素、合作成效等方面的不同,有利于厘清中国和印度在东南亚区域合作中的“竞争面”与“合作面”,推动中印两国在与东南亚区域合作的“碰撞与竞争、对接与合作”中探索更具实质性意义的合作,最终实现互利共赢或多赢,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创造有利的条件.     

日印安保体系构建的动力考察

近年来,日印安保体系的构建成为日印安全合作的新常态。本文总结了日印安保体系发展的六大动力,即中国的崛起促使日印积极接近、美国鼓励日印合作更上层楼、印度的崛起促使日本拉拢印度、印度的战略雄心促使印度借力日本、日本在中印边界争端上煽风点火、日印共同"护卫"印太海上安全。这一新常态虽有助于日印实现世界大国的雄心和美国施展"亚太再平衡"战略,但却会重塑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局势,对中国总体国家安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中国应当对印度施行打拉结合的两手策略,一方面夯实并拓宽中印合作,以分化日印安保体系;另一方面力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以牵制印度并增强中国的战略地位。     

专访藏字419部队政委阴法唐 “印度想要打,我们奉陪到底”

正"中印边境两军对峙"事件已经结束,而距离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也已经55年了。此前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陆军参谋长号称"2017年的印度已经和1962年不一样了"。对此外交部的回应则是"没错,2017年的中国也不是1962年的中国了"。毛泽东说过一段话:"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是小学课本上都有的。不能轮到我毛泽     

中不边界问题述论

不丹是目前中国周边14个陆地邻国中唯一没有建交的国家。中不边界是目前中国周边14条边界线中仅剩的两条没有正式划定的边界之一（另一条为中印边界）。由于不丹与印度的特殊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不边界问题,是经常被迫与中印边界问题牵缠在一起的。80年代后,随着中印关系的逐步改善并实现正常化,也随着不丹在对外关系方面逐步推进其＂独立自主＂进程,中不两国政府开始进行直接的双边外交谈判。从1984年开始一直到2010年,中不边界谈判（副部长级）已经进行了十九轮。但是,谈判进程起伏很大,有进展,但是没有重大突破。其中,＂印度因素＂仍然是绕不开的最重要的制约。     

21世纪初的中印关系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发展中国家 ,中国和印度都被国际社会认为具有在新世纪发展成为世界大国的巨大潜力。在亚洲地区 ,中印两国都是举足轻重的力量中心 ,且互为重要邻国。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 ,地区大国的重要性日趋突出。它们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 ,可以形成战略力量的不同组合 ,从而对国际战略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因此 ,今后中印两国关系的发展趋势不仅关系到两国边界局势的稳定和各自经济建设的进程 ,还影响着 2 1世纪整个亚太地区的战略态势以及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一自 1988年 12月印度总理拉·甘地应邀正式访问中国以来…     

大国身份叙事重塑与印度的新“全球南方”外交

俄乌冲突爆发后,开拓“全球南方”新议程成为印度外交的新抓手。莫迪政府之所以会“重新找回全球南方”,不是要回到“动员南方对抗西方”的旧模式,而是为了服务其大国战略转型。在历史化的“全球南方”中,印度作为地缘中心、文明中心的历史地位不仅形塑了其“全球南方”身份,也建构了印度独立以来的不结盟外交传统。但莫迪上台后打破这一传统外交框架,将“领导型大国”“西南大国”和“全球南方领导者”打造为新的身份叙事,加速推进印度大国战略。“全球南方”的作用因此被重新定位。政策取向上,印度的新“全球南方”外交主要表现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强化以印度教文化为基础的软实力外交,倡导改革多边主义,以及联合西方对华进行“全球南方领导者”的地位竞争。尽管现有的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印度,但莫迪政府过分追求大国地位而虚化“全球南方”身份,将“全球南方”工具化,使之服务于自身的短期收益和地缘政治博弈,势必会受到多方制约。当前,需警惕西方利用印度追求大国地位的急切心理,操弄“全球南方”议程,激化中印竞争,加剧“全球南方”陷入集团政治困境的风险。     

印度莫迪政府的右翼历史观与中印边界战争新叙事的特点及影响

莫迪政府执政后推动对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新叙事并表现出比历届印度政府更有野心的历史改写企图,旨在服务于印度国族再造议程。莫迪政府推进中印边界战争新叙事,从历史观上系统呈现了隐瞒和掩盖历史事实、篡改和歪曲历史、美化历史等三个主要特点,在传播手段上具备重视国际层面的虚假信息传播等特点,不仅借助与国外力量的合作来混淆国际舆论,还利用印方主导的传播虚假信息国际网络打造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国内国际叙事体系,中印边界战争新叙事成为该网络重要的传播内容之一,形成了相关虚假信息叙事的国际和国内舆论合流与反哺。莫迪政府推出的边界战争新叙事深刻地影响了印度内政,扩大了右翼历史观在印度的影响,并引发外界对印度军队政治化的担忧。新叙事还产生了深层次的外交影响,在政府主导、社会舆论鼓吹等联合作用下,莫迪政府在较短时间内就为对华方向的冲突和对抗政策准备了基础舆论环境。新叙事操弄对抗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不仅导致莫迪政府对华政策日益僵化,还配合右翼意识形态冲击印度对外经济政策,影响更大范围的印度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     

印度莫迪政府的右翼历史观与中印边界战争新叙事的特点及影响北大核心CSSCI

莫迪政府执政后推动对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新叙事并表现出比历届印度政府更有野心的历史改写企图,旨在服务于印度国族再造议程。莫迪政府推进中印边界战争新叙事,从历史观上系统呈现了隐瞒和掩盖历史事实、篡改和歪曲历史、美化历史等三个主要特点,在传播手段上具备重视国际层面的虚假信息传播等特点,不仅借助与国外力量的合作来混淆国际舆论,还利用印方主导的传播虚假信息国际网络打造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国内国际叙事体系,中印边界战争新叙事成为该网络重要的传播内容之一,形成了相关虚假信息叙事的国际和国内舆论合流与反哺。莫迪政府推出的边界战争新叙事深刻地影响了印度内政,扩大了右翼历史观在印度的影响,并引发外界对印度军队政治化的担忧。新叙事还产生了深层次的外交影响,在政府主导、社会舆论鼓吹等联合作用下,莫迪政府在较短时间内就为对华方向的冲突和对抗政策准备了基础舆论环境。新叙事操弄对抗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不仅导致莫迪政府对华政策日益僵化,还配合右翼意识形态冲击印度对外经济政策,影响更大范围的印度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     

试论1948年中印设领交涉

1948年5月,印度向中国国民政府提出在疏附建立领馆的要求,虽然国民政府认识到印度的设馆目的并不单纯,但仍然决定同意对方在疏附建馆。作为一种对等行动,国民政府亦提出在印度的葛伦堡设立中国领事馆,并经中国驻印大使罗家伦向印度提出。虽经罗家伦与印度外交部长梅农多次交涉,印度方面始终未予以明确支持,而是借故推脱、阻延。罗家伦坚持印度须同意中国在葛伦堡设领的原则后,中国方能同意印度在疏附设领,但国民政府外交部最终向印方作出妥协。中印设领交涉凸显出印度独立后国家主权意识空前膨胀,刻意继承英帝国侵略所得的边界及利益。     

中印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与效应比较

近年来,在人们将视线更多地关注于中国和印度在吸引外资方面的竞争与潜力之时,两国其实已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悄然起步,不仅增长迅猛,而且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竞争优势。本文从投资规模、投资主体、投资行业、投资区位、投资方式和投资绩效与收益方面对中印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进行了比较,然后在实证分析中印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经济效应差异的基础上,提出了借鉴印度经验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国南亚学会1999年度学术会议在杭州召开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２日至４日，中国南亚学会在杭州举行了“南亚地区国际关系”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北京大学亚非所、中联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对外友好联络会、北京外国问题研究会、上海社科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复旦大学、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云南省社科院等单位的５０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学者对中印关系以及美俄等大国与印度的关系、印巴关系、印度的核政策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学者们认为，中印之间存在着边界领土争端、缺乏互信等问题，但中印双方立足…     

印度对中印跨境河流水关系的认知及战略选择

近年来,印度对中印在跨境河流水关系中的不平衡问题非常重视.其中,水文信息不对称以及收益不平衡是印度对水关系不平衡的两个主要认知.基于中印边境的互动历史,印度在对水关系的认知形成中往往会夸大中国的敌意与威胁.据此,印度试图通过建立制度框架、将中印水争议国际化以及竞争性开发跨境河流水资源的战略思维,平衡中国在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水关系中的优势地位.然而受水外交两面性特征和内政的掣肘,印度平衡战略的影响有限,而且更强化了其对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战略安全收益的重视,并使未来中印双方基于水资源共同利益进行合作的难度加大.     

超越洞朗对峙:中印关系的“重启”及前景

2018年4月,中印两国领导人在武汉举行了首次非正式会晤,在一系列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中印关系实现了自2017年6月洞朗对峙以来的"峰回路转",这标志着两国关系走上了"重启"进程。然而,这一"重启"的前景仍然具有诸多不确定性和脆弱性,特别是印度积极调整对华政策的内在原因,到底是战术性的还是战略性的,仍然有待进一步观察。日益不确定的国际新环境,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给中印两国的战略合作提供了新动力和新契机。中印要借此时机,挖掘两国深层的战略合作基础,以实现这一"重启"进程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