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日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差异?

这是一篇通过比较中日传统政治文化，来分析中日政治文化结构性差异的历史学论文。论文从三个角度讨论这些结构性差异及其带来的影响。上篇《皇权与革命》从儒家“汤武革命”的理论说起，以历史上中国不断“改朝换代”与日本所谓“万世一系”,来分析传统中日政治权力合法性来源与政治权力结构上的差异，政治伦理中绝对性与相对性的不同，以及政治变革的路径究竟只能依赖改朝换代的“革命”还是可以依赖“维新”;在中篇《郡县与封建》里，则指出传统中国与日本在国家与地方关系上的差异，秦汉以后大一统的中国国家权力，借助郡县制、由科举提供的官僚制度，如毛细管全面管控地方，但日本尽管也有“公家”与“武家”,古代日本也曾试图建立律令制国家，但地方上却始终有着类似诸侯的强大势力，那么，这种国家结构的差异在中日走向近代过程中，导致了什么样的命运差异；在下篇《王权与神佛》中，则借用两国历史上的宗教资料，讨论传统中国与日本在政教关系上的差异，指出中国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都只能是“方外”,而日本宗教则在历史中形成势力极大的“寺家”,并且对政治影响极大，从这一点继续延伸，文章进一步讨论走向近代过程中，这种有差异的政教关系，...     

谭嗣同《仁学》与中国近代政治思维

古代臣民政治文化如何向近代公民的政治文化转型 ,是中国近代政治思维的难点。谭嗣同的《仁学》试图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蕴 ,建构“废君主 ,倡民主 ,变不平等为平等”的近代公民政治文化 ,故而他在融通中与西、古代与近代的政治文化过程中表现出了双重“误读”。但这种“误读”有历史的合理性 ,它成为连接两种类型政治文化的通道     

清民之际“文学”概念的转换与中国文学史书写——以林传甲、黄人两部《中国文学史》为例

在中国传统语境中,“文学”义指“文章博学”,近代以后成为学术分科的一支,用于指以语言为表达方式的艺术。清民之际,西方“纯文学”史观输入中国,逐渐成为中国文学史建构的理论基础。考析林传甲、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可以对清民之际“文学”概念的转换有更具体的认识。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以传统“文学”概念为理论基点,是非关史体的“讲义”;黄人《中国文学史》汲纳西方“文学”概念的内涵,可说是近代意义文学史的发端。     

太虚对“真如熏习”的阐释及其理论意义

“真如熏习”概念出现于《大乘起信论》,在近代唯识学复兴运动中,围绕这一概念能否成立,支那内学院的欧阳渐、王恩洋与太虚法师之间曾发生激烈的争论。这一争论是中国佛教史上的“性宗”“相宗”之争在近代的延续,彰显了双方对于唯识学与《大乘起信论》如来藏思想的不同立场。太虚的“真如熏习”观体现了圆融开放的佛教观,对我们思考中国佛教的思想特质和佛教中国化的内在逻辑不无启发。     

中国"现代化"观念溯源——《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

以罗荣渠先生为代表的若干学者认为:中国知识界于1930年代阐述的“现代化”概念,是由中西文化讨论中的“西化”概念引申而来,有助于克服“西化”和“中国本位文化”概念的片面性。他们这种观点的重要依据之一便是《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其实,经过1935年的“中国本位文化”与“西化”的论战,确实出现了由“西化”向“现代化”观念转变的现象;但以《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作为这种转变论的重要依据,不仅存在逻辑问题,而且也混淆了历史的时空次序。《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基本上不以中西文化问题作为出发点,而是围绕着中国在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现代化道路之间如何抉择的问题展开。讨论是在唯物史观兴盛的语境下发生的,或具有党派政治背景,可以视作日后中共普及的中国现代化观念的一种思想源头。     

近代中国的"少年论述"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

近代中国"少年"与国家形象发生联系,本质上不再是一个年龄范畴,而是一个历史、政治和文化概念,隐喻一个朝气蓬勃、革新进步的"少年中国".近代中国"少年论述"的兴起,源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更源于近代中国对"少年"的发现与重视.近代有识之士通过文学翻译或创作,将"少年"与新民、新国、民族复兴等意象联系起来,参与近代中国"少年"的精神世界建构和现代民族国家想象.     

梁启超的尼采认知及其“功利的启蒙”

尼采开始为中国知识分子所知晓源自《新民丛报》。虽然《新民丛报》中梁启超言及尼采的话语不多，但我们可以窥见其尼采观的大略：尼采在欧洲巨大的影响力，尼采是个人主义和强权论者的代表，尼采是议会政治、大众政治的反对者，重视“现在”，重视少数的“强者”、“智者”等。对于尼采的学说，梁启超认为应当排斥。也正因为尼采的“异论”与梁的思想主张相悖，才没有被梁特别关注，仅有的一些介绍文字也局限于尼采思想消极的侧面。尽管如此，尼采们的言论却提醒、刺激了梁对国民素质重要性的关注。随着近代日本创制的日语词汇大量地被梁启超们所使用而进入中国，西洋的思想观念也随着这些概念被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所摄取，这其中也包括尼采。梁启超对尼采的排斥态度是由他持有的欧美式政治制度的倾向、对欧美式近代国家的欣赏和大众政治的立场所规定的。     

文明近代进路的共通性与特异性——从《明夷待访录》“新民本”诉求说开去

明末清初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通过发掘“封建”制的正面价值,批判专制制度,对近代中国政治改革提供了思想资源,这种诉求与西方式近代思想进程有某些相通之处.说明人类的近代进路方向具有共通性,但具体线路则是网状而非单线的.     

解读古代中国的“忧郁感”

文章以范仲淹《岳阳楼记》等中国古代文献为主要对象,讨论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忧”、“愁”和“忧患意识”等概念的文化内含,及其与现代西方文化中相关概念的差异。作者的主要观点是:“忧郁”(melancholy)是西方文化进入现代历史运动中的产物,科学的发展和人与宗教的分裂是忧郁产生的两个基本根源;尽管古代中国有这些情感色彩相近于“忧郁”的概念,但由于中国封建文化的独特背景,它未具有现代性文化内含的“忧郁”观念。     

传记背后的历史——《海归学子演绎化学之路: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史考》读后

摆在眼前的是一部厚重的关于中国近代化学发展史的力作——《海归学子演绎化学之路：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史考》（张培富著,科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以下简称《史考》）。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近代科学体制化的学术研究逐步深入,但从学科发展史视角进行的“中观层面”的系统性研究仍显薄弱。《史考》从“近代留学生”角度开展“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研究就更是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对丰富和推动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研究的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试论钱基博民族主义思想——以《现代中国文学史》为例

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蕴含的民族主义思想,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承接晚清“经世致用”观点而来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独特的“现代中国文学”观与开放的世界民族主义思想;介于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政治民族主义思想。钱基博民族主义思想所表现出的这种多歧性与复杂性,究其原因,在个人层面,是其一代人所受到的传统儒学教育的烙印与近代西学的影响二者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交错缠结;在社会层面,则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与文化转型不同步的时代背景。     

“小己”的诞生:严复对西方“个人”知识概念的译介

“个人”作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文化符号,堪称转型时代的“关键词”。“小己”是严复用以表达近代西方“个人”（individual）概念的独创译词,首见于《群学肄言》,语出司马迁《史记》。严复的译名策略是“以儒释西”,“小己”的诞生体现出其典型的“中西合璧”的“群己观”,他为西方中性的“个人”概念涂上一层儒家伦理色彩,将斯宾塞的社会学思想演绎成赋予儒学价值的“群己观”,追求“群己平衡”。在近代本土化语境下,严复以“小己”为代表的传统文言语汇对译“individual”,努力调和西方“个人”观念与儒家伦理之间的矛盾,是“会通中西”翻译追求的充分反映,帮助西学“个人”概念完成在本土意义上的接引与转换,为推动近代中国学术话语建构与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作出卓越贡献。面对外来语的冲击,严复苦心孤诣创制的“小己”仍有市场,近代报刊中有不少采用“小己”表示“个人”概念的用例,近代早期英华辞典也多收录“小己”一词,“小己”的传播图谱清晰可见,从历史容受视角可证其文化影响力。晚清中国用于翻译“individual”的译名从一开始就呈现了纷繁复杂的景象,如“人”“人人”“个人”“私”“己”“小己”“么匿”,等等,这些译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自然竞争并存。梳理“个人”对译英文“individual”的历史演进轨迹,考察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个人”话语发展演进脉络时,应充分认识到严复“小己”的创译功不可没,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由此可进一步思考近代中国语境下西方“个人”概念的本土化译介,以及中国式个人话语的建构与中国现代个人观念的发生。     

“文化”概念辨说

近代以来,随着世界各地不断兴起的“文化热”潮流,使得包括不同民族在内的整个人类对于“文化”的概念再不陌生了,人们逐渐感到,“文化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体与民族的界限,成为与人类命运相关的大课题。但是,在此之前,不同的民族对“文化”概念的理解,却很不同。中国汉文字系统关于“文化”概念的理解,就很有独特性。笼统地说,“文化”概念在中国古已有之的观点显然是不够严格的。古汉语中“文化”一词与现今流行的“文化”概念相去甚远,而且“文化”作为一个完整词组出现也是后来的事。首先出现在古汉语里的“文”字,如《尚书·序》曰:“由是文籍生焉”。这里的“文”即指文字。《尚书·大禹谟》为了称颂大禹的功德,也提到了“文”字,其中     

学术信息

近代中国三次社会转型与红学批判范式的转换赵建忠在《文艺研究》2006年第2期撰文指出红学批判范式的转换与近代中国三次社会转型密切相关。第一次社会转型为推翻清王朝以后直至“五四”运动时期,具体到《红楼梦》研究方面,蔡元培持民族主义思想从事红学索隐,“反满”就是当时的“舆论热点”;胡适以《红楼梦》为载体传播他的“科学方法”,而当时的“科学与民主”,也就是“五四”时期的“舆论热点”。蔡元培为索隐派,胡适为考证派。第二次社会转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具体到《红楼梦》研究方面,则是“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因与主流意识…     

《孟子微》与康有为对中西政治思想的调融

康有为调触中西思想,复以之为基础创发其思想理论体系,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开启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历史闸门。《孟子微》就是他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其思想史意义并不次于其《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和《大同书》。正是在这书中,康有为通过重新诠释孟子,将儒家传统的“民本”论转化成为了近代民主政治思想,并将近代西方的平等观念引入中国政治思想范畴。     

中国古代的“科学”

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的讨论首先得搞清楚科学的定义,否则就难免变成鸡同鸭讲。如果就狭义的科学概念而言,很难说中国古代是有科学的,就像爱因斯坦所说:“科学的基础有二,一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一是文艺复兴中发现的通过实验获得因果关系的方法。这是使科学有别于其它系统知识的特性。”而荣格的说法也值得注意,即中国的“科学”和西方的“科学”不同。有人问荣格:“为什么像中国这样一个聪慧的民族,却没有能发展出科学。”荣格回答:“中国的确有一种‘科学’,其标准著作就是《易经》,只不过这种科学的原理就如许许多多的中国其它东…     

唯科学主义的淡化与民众科技意识的强化──近代中国科技文化发展的启示

近代中国科技文化发展中有一个突出特点，即一方面，一些知识分子竭力提倡“科学救国”，以致宣扬“科学万能”，进而迅速走上唯科学主义的顶峰；另一方面则是许多具体科学基础并未真正建立，更未深入广大民众之中，民众科技意识依然极其贫乏。唯科学主义在近代中国几乎与近代科学同时产生，同步发展。早在戊戌时期，当近代科学还刚刚在中国初步产生时，康有为就在《实理公法全书》中“以几何著人类公理。”认为凡符合科学方法尤其符合几何公理的，就是唯一正确的，不管是实用技术的，还是人文心理的；不管是客观世界的，还是主观世界的。这…     

关于"社会政治"的一般理论

“社会政治”是与“政治社会”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政治社会”思想源于亚里士多德 ,是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观 ;而“社会政治”思想始见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后被马克思、恩格斯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阐释 ,指的是无阶级社会或阶级后社会的政治。“社会政治”理论与 1 9世纪实证主义者所主张的政治社会学理论有着根本的区别 ,其方法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的提出和研究 ,对诠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发展政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严复《〈老子〉评语》略析

严复从政治功利主义出发,在评点《老子》时,将老子之“道”与斯宾塞之社会学思想互证,以“无为而治”来比附孟德斯鸠的民主思想,用“为学”与“为道”的统一说明《老子》具有与西方逻辑学相通的科学思想,并将“道”与西方的自由、平等、进化、文明等概念相疏通,这些都具有浓厚的中西会通色彩。这种会通的目的是为了论证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近代以来中国“革命”概念的演变--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中心

纵观中国近现代史，“革命”概念总是一个萦绕不去的话题。在近代以来中央政权更迭的时空背景下，梳理“革命”概念的演进，沿着“革命”到底指涉什么、怎样认识曾经的“革命”、今后又如何看待“革命”这一逻辑理路展开分析。据此说明“革命”概念的“波动”是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精英在设法寻求理想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的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