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路径的实践与反思：从就地城镇化到激进城市化

苏南地区正在经历城市化路径转变,即从相对保守的就地城镇走向激进的城市化。通过对苏南A镇城市化路径分析,揭示了两种城市化路径不同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就地城镇化是村社主导的、以村庄规划为手段、以适应工业化和改善生活条件为目标的渐进的城市化;激进城市化则是地方政府主导、以“撤村并居”为手段、以土地指标和城市化率为目标的激进的城市化。政府推动的激进城市化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实现了城乡一体化。但因其与地方经济社会结构不相匹配,从而面临资金、政治社会稳定、社区文化再造的困境。     

就地城镇化理念下的村改居社区治理创新——以浙江省探索经验为例

村改居是中国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出现的特殊现象,其治理方式没有摹本可参考.浙江省的村改居社区治理探索主要从完善社区平台建设、社区设施建设、社区制度建设及社区品质建设四个方面入手,在治理过程中以"民需"为导向,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和社会的协作功能,通过共富和乡愁治理实现共建共享治理手段的落实.浙江的探索经验可以归结为:政府与社会有机协同的治理方式切合了基层治理的中国实际,顶层设计上的有序治理与居民全面致富有机结合夯实了基层治理的基础,强政府、强社会的最优目标突出了中国特色,"田园社区"的提出成为"城进乡不退"就地城镇化方式的新探索.     

中国农村就地城镇化的三维向度:战略意义、意愿分析与路径选择

就地城镇化是不同于异地城镇化为主导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的一种重要模式,是实现城乡一体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在推行农村就地城镇化过程中应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选择,积极探寻影响农民就地城镇化意愿的乡土情结、社会保障、城镇谋生能力、公共设施、居住环境、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因素,需要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障碍,推进制度变革;塑造新型职业农民,解决农民就近就业难题;广泛开辟资金渠道,营造乡村生态宜居环境;优化乡村产业布局,形成特色小镇,才能最终实现农民"人的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就地城镇化的实践与思考——基于湖北省襄阳市4个典型村的调查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提出及其路径探索的不断深入,农村就地城镇化已成为理论和政策研究的热点。文章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农村就地城镇化的内涵,并通过对湖北省4个典型农村的调研,在分析其就地城镇化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若干建议：农村就地城镇化应有序推进;增强农村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农村就业的比较利益;建立合理的农村建设投融资机制;扩大镇级政府行政管理权限,探索建立资源＂贡享对等＂机制。     

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区域效应异质性研究——基于1990—2012年284个城市的经验数据分析

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异步发展困局是城镇化发展中的难题,东部土地城镇化模式能否成功复制到中西部区域,从而有效地带动人口城镇化的发展呢？运用塞尔指数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来分析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度,发现区域内部差异要大于区域间差异,西部区域差异明显要大于东中部区域,西部地区土地城镇化的加速扩张并没有促进人口城镇化的同步增长。并运用1990—2012年284个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经验研究表明：土地城镇化显著拉动了人口城镇化进程,并随着分位数的提高影响系数增大。从区域来看,东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对人口城镇化具有拉动效应,而西部地区并不显著;从城市规模来看,大中城市土地城镇化显著促进了人口城镇化发展,而小城市并不显著。土地城镇化对于人口城镇化的吸纳作用存在空间异质性,西部城镇化发展不能简单复制东部城镇化发展模式,应实行差异化的区域城镇化发展战略,强化大中型城市对于人口的吸纳作用,市场与政府双重合力下的城镇化发展更多地要发挥市场机制,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     

"异地城镇化"后东平湖库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

为了破解东平湖库区域镇化前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差异化策略之谜,本文着重分析了东平湖库区移民城镇化之后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提出了分红运用的损失补偿原则.     

异地城镇化：新时期中国城镇化的主旋律

本文分析和论述了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和转移的新特点及其成因,指出异地城镇化已成为21世纪初期中国城镇化的主旋律,进而提出了深入推进我国异地城镇化发展、提升城市化整体质量的对策建议。     

就地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兼论小城镇战略的当代转向

如何通过产业聚集、人口聚集、资源聚集的据点式发展模式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既是中国多元城镇化发展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首先,城乡社区衔接与村庄内部转型产生的驱动力是豫北就地城镇化动力机制的首要维度,它具体包括现代化基础设施诉求、公共服务均等化诉求、第四轮翻建新房诉求,以及家庭生计模式转型的结构性动力等现实因素。其次,空间换发展的人地挂钩是豫北就地城镇化动力机制的政策驱动力,包括置换指标、市域配置、收益返还等操作机制。再次,豫北就地城镇化推进模式表明,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下的小城镇已突破功能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窠臼,并超越了单纯人口蓄水池的制度安全阀功能,成为依托县域经济就地城镇化的推进模式和实现路径,是建构多元复合型城市化模式和县域城乡一体化道路从而实现有机城市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测定与影响因素研究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衡是我国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运用异速生长模型对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进行实证测定。结果表明：不论从总体上还是分区域亦或是从不同城市规模角度看,我国人口城镇化都明显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在此基础上,从我国现存的外部制度和内在的经济发展方式两个层面分析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衡的原因,最后提出三项建议：一是中央应在统筹全局的基础上对现有制度进行适当调整和改革;二是限制超大城市;合理发展中小城市;三是为了缓解城镇化建设中的资金缺口,应在政府主导下,充分调动民间资金和民营企业参与到城镇化建设中去等。     

杨凌示范区就地城镇化的路径探索

我国目前已将城镇化发展作为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这是基于我国基本国情作出的重大决策。推进就地城镇化是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战略支点。作为国家唯一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杨凌示范区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提出了就地发展城镇化的路径,通过农业就地产业化转变农村产业结构,通过农村就地社区化转变农村社会结构,通过农民就地职业化转变农村就业结构,三化驱动形成了杨凌示范区三农融合发展的就地城镇化模式。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乡一体新社区建设的新单位化现象——基于浙江省嘉兴市的实践分析

以土地流转弱化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偏好、以住房改造隔离农民与村落的空间联系、以行政化社区组织的搭建瓦解乡村熟人社会及以城市社区服务标准催生新社区居民的“城市意识”是浙江省嘉兴市城乡一体新社区建设的主要方式和实践过程.在新社区建设过程中,产生了诸如社区庇护主义的出现和发展、社区法团主义的产生和扩大、社区父爱情结的再生与扩张等现象,这些现象的出现说明单位社会在中国大陆并没有完全终结,相反,它正以特殊的形态发挥着作用.正视这个现实是开展好新社区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建设的前提之一.     

城郊失地农民就地城镇化状态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辽宁省兴城两个实行就地城镇化模式的失地城郊村的问卷访谈数据为依托,从失地前后生计变化、市民身份认知、主观幸福感变化、城镇化意愿四个方面细致考察了城郊失地农民的就地城镇化状态,并运用Logistic回归方法从个体特征视角分析了失地农民城镇化状态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城郊失地农民的生计及主观幸福感状态良好,倾向认为“当市民好”、“不愿意放弃农村户口”及“不希望”宅基地动迁;补偿满意度、乡土/城市情结、有无“一技之长”、村集体福利状况等对城镇化状态有显著影响。针对分析结果,从尊重农民意愿、城郊村城镇化定位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城郊农民就地城镇化的政策建议。     

就地城镇化下村落复兴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研究

村落是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留下的珍贵遗产,我国迁移式城镇化模式导致了大量村落的衰落,就地城镇化模式为村落复兴提供了新的思路。那么,就地城镇化过程中村落复兴该如何理解？在就地城镇化下又该如何评估村落复兴程度？为此,本文运用生态学原理解读了村落衰退的原因与过程,分析村落复兴的重要影响因素,探讨村落复兴与就地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并从经济、社会和文化三方面切入,提出就地城镇化下村落复兴评价指标体系,旨在为村落复兴程度提供一个测度依据。     

青海省乡村旅游业与就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文章以青海省为研究对象,构建其乡村旅游业与就地城镇化指标体系,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青海省2010—2021年乡村旅游与就地城镇化的综合评价指数、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变趋势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2010—2021年青海省乡村旅游业与就地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12年间青海省乡村旅游和就地城镇化都在发展;2010—2021年青海省乡村旅游业与就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12年间青海省二者耦合协调越来越好,空间上逐步形成以西宁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为中心的多元化发展空间格局;青海省乡村旅游业与就地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影响因素包括旅游市场发展、城镇建设、生态环境等。     

新型城镇化建设下农民工市民化困境分析

我国城镇化发展的现实特征表现为发展速度快、质量差,2011年的实质城镇化率只有35％.新型城镇化的根本任务是通过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强化城市群承载能力、均衡发展城镇化、强化社会管理以及实行多元化发展模式.因此,农民工市民化必须摆脱城镇化发展困境、农民工市民化不合理制度集障碍以及市民化资本和资金障碍等现存发展困境.     

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矛盾及破解思路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任务,同时也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和推动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途径,但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存在几对矛盾,分别是政策制度改革落后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速度的矛盾,农业转移人口自身条件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的矛盾,城市接纳环境落后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的矛盾。必须从政策、体制和机制等多方面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矛盾,促使农业转移人口完全市民化。     

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矛盾及破解思路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任务,同时也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和推动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途径,但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存在几对矛盾,分别是政策制度改革落后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速度的矛盾,农业转移人口自身条件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的矛盾,城市接纳环境落后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的矛盾。必须从政策、体制和机制等多方面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矛盾,促使农业转移人口完全市民化。     

农民市民化成本和收益的博弈分析——以广西新型城镇化建设为例

农民市民化进程对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农民市民化成本和收益制约着农民市民化进程。从市民化成本和收益分担三方主体的博弈矩阵分析结果来看,政府、企业和个人多元共同分担和分享农民市民化成本和收益是占优策略均衡。因而,科学确定三者合理的分担比例是为良策。这既要考虑到分担主体自身的分担能力,又要保障分担主体的收益,同时还需拓宽市民化资金来源渠道,改革阻碍市民化进程的制度,降低市民化潜在成本。各地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发挥区位优势或产业优势,积极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     

湖南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中村"治理的对策研究

随着湖南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城中村"现象越来越多,"城中村"的改造建设是对群众利益的一次大的调整,势必造成各种矛盾和冲突.针对"城中村"出现的问题提出如下治理对策建议:建立和健全"城中村"改造工作的协调机制,加强协调和沟通各相关部门和城区、施工单位间关系,采取以市场化为导向、改变城乡二元化、因地制宜设计方案、硬件软件两手抓、治理改造依法依规,妥善处理好湖南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中村"问题,推进湖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