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视野中的帝国史——评约翰·达尔文的《后帖木儿时代:全球帝国的兴与衰》

约翰·达尔文的近作《后帖木儿时代:全球帝国的兴与衰》充分体现了全球史的视野与研究手法。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不仅重视帝国的互动碰撞甚于帝国内部体制分析,而且努力去"欧洲中心论"。为此,他探索了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导致今日所知的全球化的全球联结的发展;欧洲及后来的西方在这一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欧亚大陆其他国家和文化面对欧洲扩张时所表现出的弹性。帖木儿之后,帝国的历史成了一个全球史。达尔文运用全球史视野来研究帝国历史,得出了四个基本结论:帝国一直是大多数有记载历史的政治组织的"默认模式",是"常态;"拒绝了把所谓"地理大发现时代"作为欧洲与欧亚大陆其他地方之间关系变化的决定性时刻;当这种变化开始发生时,其原因不应该仅仅从经济领域去寻找,而是应该从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相互作用中去探求;欧洲崛起的全部后果直到19世纪中叶才感受到,而且欧洲的主导从来就不完全。     

“支那”一词与帝国意识——评郑毅《吉田茂的帝国意识与对华政策研究》

正不久前,笔者看到了北华大学郑毅教授的新作《吉田茂的帝国意识与对华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8月版),在书末处有这样一段表述与引文:"吉田茂在时任首相期间和退出政坛以后,仍习惯性地、频繁地使用‘支那’一词来称谓中国,以表露其帝国意识中根深蒂固的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     

中国边疆史研究中的一部力作——评《中国古代治理东北边疆思想研究》

《中国古代治理东北边疆思想研究》一书准确概括了中国古代治理东北边疆的思想体系．提出“华夷一统”、“华夷之辨”、“羁縻而治”思想是中国古代治理东北边疆思想的核心;该书学术视野广阔,内容详赡弘富,在探讨三种治边思想的问题上,以史为鉴,注重现实问题的思考,是一部当代中国边疆史研究中具有前沿性的力作。     

中国边疆研究中的“边疆性”问题再探——以李安宅的“边疆性”概念拓展研究为例

李安宅先生早年提出的"边疆性"问题,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在当今的边疆研究中是可以进行拓展研究的。李安宅的"边疆性"概念,历史地看是有其自身学理依据的,不仅在于其在社会学上的指向,也在于其横跨了多种学科研究的底蕴。面对边疆研究中的"边疆性"问题,有学者从战略和国家治理的角度进行了诠释,认为边疆性是清朝中国的一种统治状态下的战略,这种研究思路进而又扩大到对中亚国家的边疆问题分析上,但都未对"边疆性"下过定义。文章通过解析已有研究成果,尝试对"边疆性"概念下了定义,试图对具有普遍性边疆性质给予内涵到外延的厘定。     

慕容鲜卑社会农耕、游牧经济转型实态与边疆特征——以公元3—4世纪的辽西地区为中心

在迁居大棘城之前,慕容鲜卑的社会经济以游牧经济为主,与东汉时期差别不大,在迁居大棘城之后则开始迅速进入农业社会。在农业经济上,慕容鲜卑最初学习西晋占田法,使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在慕容皝统治后期,又改占田为屯田,基本满足了急速扩张的人口需求。在这一过程中,游牧生产弱化了经济功能,强化了政治与军事功能,从以输出生产工具为主要目的,变为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社会经济链条之一部。慕容鲜卑这一社会经济转型过程具备混合性、边缘性、跟随性等边疆特征,在历史上具有典型性。     

建构中国国民素质学的一部创新性力作——评单培勇著《中国国民素质学论纲》

河南师范大学国民素质研究室单培勇先生,十几年来,致力于创建国民素质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工作,在先后出版《当代中国国民素质概论》、《国民素     

游牧文化——一种文化资本的确立与生产

作为文化资本的游牧文化既包括核心的游牧文化,更包括衍生出来的相关部分。在资本统领一切的今天,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随处可见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对游牧文化的再生产、传播与使用。     

《帝国》视域中当代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

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一书中透视了当代资本主义由传统帝国主义向帝国的范式转换以及随之而来的、在社会历史运作层面帝国的合法性建构这一问题。哈特和奈格里蒸馏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历史过程,帝国的发生、延展表现为资本的狡计,似乎帝国的合法性在对以正义、自由等主体价值得到了现实确认,历史运作层面的光辉增加了工人现实解放的认知复杂性。     

20世纪40年代中国边疆研究的方法与理论——以《边政公论》为中心

《边政公论》系20世纪40年代中国边疆研究的代表刊物,刊发了大量关于边疆研究方面的论著。一些学者通过借鉴西方的学科理论,并结合中国边疆社会实际,展开了对中国边疆研究方法与理论的探讨。这些边疆研究方法与理论的讨论,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时代色彩,以及当时边疆认识、民族观念方面的局限性,但均是基于当时的客观事实的认真考察。诸多见解在今天看来仍不过时,这对于今天构建当代中国边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全球化与帝国空间建构——解读《橘子回归线》中的空间非正义

以美国日裔作家山下凯伦的《橘子回归线》为文本范例,借鉴已有和新兴的空间理论并结合帝国全球主义跨国移动等后殖民主义论述,对文本中基于民族/国家的边界控制、种族/阶级的都市空间区隔而建构的非正义空间进行解读,剖析了文本中美国统摄全球政治和经济脉络下的南北不平衡以及帝国内部基于种族/阶级区隔而致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的空间再现,揭示了美帝国权力意志所主导的全球化实质上与帝国权力形成共谋,令帝国特权以及空间结构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深入发展的真相,从而质疑与挑战了全球化所标榜的进步与共同繁荣的神话.     

统治世界的逻辑——读明克勒的《帝国》一书

明克勒认为：帝国的统治所涉及的是合法性问题,帝国理论应该研究行为主体是否具有合法性。对帝国统治合法性的理解,决不能仅仅限于对经济动因、利益追求、外交政策取向与领导人的野心这些因素的分析。还应考虑帝国行使统治权所需要的和平、使命、文明和繁荣等因素。这是明克勒的帝国理论与其他学者的帝国理论不同之处。     

近代以来海外中国东北边疆研究的主流脉络与基本矛盾——以“民族国家”语境下的相关研究为中心

近代以来海外中国东北边疆研究的主流话语脉络有三:其一为"民族国家"语境下的20世纪初期日本"满洲"研究,表现为非正义性与非理性;其二为由拉铁摩尔"农牧对立"观引发的"征服王朝"研究及其在战后日本学界的发展,其核心观念是将辽、金、元、清等王朝视为独立于中国史之外的游牧政权史;其三为"内亚史"与"新清史"研究,其特征是以"内亚"视角观察中国东北边疆,认为边疆影响中国。此三类研究,其本质特征都是以近代西方"民族国家"话语解释中国古代东北边疆,甚至直接割裂了中国与东北边疆的关系。从根本上看,这些海外中国东北边疆研究面临着两个基本矛盾:"民族国家"话语的普适性危机与西方"边疆"观念在中国的不确性。     

世界历史的“主辅线”和中国历史的“双边疆”——中国边疆的体用观、层级论及其近代转型

体用观念、家国形势、亲子关系是中国疆域形势观的典型表达方式,建立在生产方式制约论之上的世界历史民族红金主辅线研究范式是拉铁摩尔双边疆范式的理论基础。在游牧小循环与中国大循环的体用关照之下,外边疆的近代转型可以分为领地回收型、关下划界型、边外土司型、租地游牧型、瓯脱自弃型等。     

《边疆服务》与服务边疆——基督教边疆服务运动的历史记录

为有效推进边疆服务运动的开展,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创办了《边疆服务》期刊。该刊以引起国人重视边疆、关心边胞为宗旨,主要刊载边部同工对边民的认识、对工作的研究性文章;选登边疆问题研究专家、在边地领导边民实际服务官员的文章,介绍他们对边政、边民生计、边地医疗卫生等边疆问题的研究成果。刊物还介绍“边疆服务模范人物”事迹,选登政府有关边疆工作反应及对时局的意见。该刊是边疆服务部在抗战时期活动的重要历史记录,是认识中华基督教会本色化运动的珍贵文献。     

流动的商业帝国——《白鲸》的“反超验和谐”书写

航海、捕鲸是美国独立以降的重要文学议题,与美国边疆拓殖的国家观念共为唇齿。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白鲸》更是其中的经典,是作者早年远航太平洋的文学想象,字里行间充盈着对大洋的沉思冥想。尽管梅尔维尔曾对西方殖民者的卑劣行径大加挞伐,但其小说也不免带有鲜明的殖民色彩,而梅尔维尔本人也没法洗脱为美国商业扩张和建构太平洋帝国鸣锣开道的嫌疑。《白鲸》以打造商业帝国为题中之义,顺应了美利坚民族展拓疆界的时代诉求,颠覆了超验先哲所倡导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三层稳态,梅尔维尔实际上充当了美国殖民者资本扩张、收编太平洋的帝国喉舌。     

从地方史研究向边疆史研究方向发展——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研究丛书》有感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新近出版《学术研究丛书》五册及《吉林通史》三卷。本人逐篇研读,略有心得,谨将所思所想梳理于此,以求教于同仁。 鸦片战争以降,国人对东北地区历史产生浓厚兴趣,缘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沙俄侵华,并强占我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领土。从那时起,直到解放战争结束,人们是将中国东北地区作为“边疆”看待、将东北历史作为“边疆史”进行研究的。     

中国边疆治理的文化“内驱力”建设研究——以西南边疆为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培养和发挥农民的内生动力,作出了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的重要论述。扶志与扶智发展路径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团队在云南和广西边境调研的结果表明,西南边疆文化建设的内驱力来源于当地文化传统、现代文化、戍边文化和党建文化。在实践中,各地发挥自己的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主要以民族文化+旅游模式、边文化模式、党建+模式推进扶贫工作中的基层文化实践与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内驱力建设。以民族文化+旅游模式、边文化模式、党建+模式为主的文化内驱力建设路径,将为中国边疆治理提供文化兴边、强边、固边的智识服务。     

近代边疆问题中的“国际因素”:以民国时期的新疆为中心的考察——兼评《民国时期的英国与中国新疆》

近代边疆危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在中国蔓延,这既是中国内部窳败、政治失序所致,也是工业革命后西方列强主导下的国际政治秩序演变所致。近代中国边疆问题的复杂化与国际格局的演变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因果关系,既是帝国主义列强全面入侵中国的重要表现,也是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之结果。列强这一他者的侵略,一方面使边疆危机日趋严重,一方面也刺激了国人的民族觉醒,国人的主权意识不断增强。地缘政治是列强在中国边疆地区博弈时考量的重要因素,民族与宗教问题则成为列强利用其以干预中国边疆问题时的重要方式。对这些千年未有之变局下的复杂面相,应有深层次的梳理、分析与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