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类型论：以政体性质为依据

划分国家为民主与专制等类型的科学的精确的根据,不是执掌最高权力的人数,而是执掌最高权力的公民人数：民主共和是多数公民或所有公民平等地共同执掌最高权力;寡头共和是少数公民平等地共同执掌最高权力;君主专制是一个公民独掌最高权力;有限君主制是一人为主而与其他公民共同执掌最高权力,是一个公民受到其他公民及其组织限制地执掌最高权力。     

政党制度新探——以西方政党制度为例

比较西方两党制和多党制发现,多党制优于两党制。两党制就是两党轮流(或联合)执政,意味着,政权轮流执掌于多数公民代表和少数公民代表之手,基本符合"多数公民与少数公民共同执掌最高权力"的民主根本原则,因而是好的、应该的和具有正价值的民主政党制度。但是,两党制不是最好的民主政党制度;最好的民主政党制度是多党制。因为多党制是三个以上政党联合(或轮流)执政。这意味着,多党制与两党制有所不同:两党制是多数公民代表与第一少数公民代表轮流执政,第二少数公民以下的所有少数派都没有自己的代表执政;多党制则是多数公民代表与第一少数派以及第二少数派以下的众多少数派代表联合执政,最接近完全符合"多数公民与少数公民共同执掌最高权力"的民主根本原则,因而是最好的、最优良的民主政党制度。     

最好政体与最坏政体——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及其政体观再评

关于政体的分类与评析,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基本内容之一。什么是最好的政体和什么是最坏的政体,也是亚里士多德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长期的流行观点认为,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最好政体是君主制。然而,国际学术界晚近关于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研究对流行的观点提出了不少挑战。其实,既不是君主制也不是贵族制,共和民主政治才是亚里士多德追求的理想政体。亚里士多德之所以把共和民主当作最好的政体,是因为:其一,任何优良政体最终都会发生变异,而在所有的变异政体中,共和政体的变异相对说来危害最小。其次,共和民主政治条件下,最高统治权由公民轮流执掌,这最有利于城邦国家的政治稳定。其三,民主政治的权力基础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掌权有利于城邦的长治久安。最后,广泛的公民参与,有利于公民对城邦承担责任,从而有利于实现城邦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论民主的弊端

民主制真正的弊端只有一个：民主制所固有的多数裁定原则无法避免自相矛盾的、非常不合理的、极其严重的错误。但是,多数裁定乃是无奈的选择,因为非多数裁定（一人独裁和少数裁定）不但与多数裁定一样无法避免自相矛盾的悖论,而且必然导致更加不合理、更加严重的错误,多数裁定是最不坏的原则。更何况,多数裁定虽为民主制所固有,却不是民主制唯一原则。民主制还可以存在避免多数裁定弊端的原则,如补偿和保护少数原则、协商民主原则、三权分立原则和宪政民主原则,等等。因此,民主制分为两种：一种是接受避免多数裁定弊端的原则限制的民主制,可以称之为“宪政民主”,这种民主制虽然固有多数裁定原则却能够避免其弊端,因而堪称白玉无瑕,是“唯一好”的政体;另一种是非宪政民主,这种民主制不能避免多数裁定的弊端,因而堪称白玉微瑕,是“最不坏”的政体。     

论自由与民主

民主只是自由社会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其充分条件。因为一方面,所谓民主,就其本质来说,固然是全体公民掌握最高权力的政治,但是,就其实现来说,却势必是多数公民掌握最高权力的政治。这样,多数公民便可能滥用他们所握有的最高权力,而沦为“多数暴政”。另一方面,即使民主不导致多数对于少数的暴政,却仍然可能导致暴政:一种侵犯每个人的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暴政。因为最高权力就其本性来说与无限权力相通,极易演进为无限权力,因而无论掌握在君主手里,还是掌握在人民手里,都可能成为无限权力而沦为暴政。     

协商机制在预算审议中的引入:财政民主之程序构造

以强调公民自由平等参与促进立法决策合法性的协商民主理论,对于公共预算改革有着重要借鉴价值.作为财政民主的制度根基,公共预算内在要求扩大公民参与,充分实现公民的宪法权利.我国上海市闵行区的人大预算初审听证制度为探讨公民与政府协商沟通机制的构建提供了经验范本,促进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和谐互动.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将协商机制引入预算审议过程,关键是通过法治途径确保预算公开,构建起公民参与财政预算的程序机制,最终实现对财政预算的民主控制.     

传统民主的缺陷及其矫正

传统的聚合民主注重公民的政治参与,忽视了公民参与的力度和效度,协商民主更强调通过沟通、对话和辩论等方式,保证公民参与的意志渗透和利益表达;传统民主基于"性善论",推定人民能够在理性的昭示之下作出合理选择,免不了多数人的暴政、事实上的少数决当选和民主的赤字;传统民主的缺陷导致了权利与效用、群体间的包容与排他、公民间的平等保护、群体间的一致性与差异性、集权与分权、政治资源的集中与分散等方面的功能障碍。针对传统民主的缺陷和困境,宪政论者主张:以规范建构锁定民主的基本价值,以权力限制防堵多数人的暴政;协商民主则提出:(1)公共领域的二元互动补充宪政矫正的无能,(2)多元理性的公共协商有利于保护少数人,(3)竞争性话语体系有利于培养和提高公民参政的能力和兴趣。     

亚里士多德分配正义观中的政体

亚里士多德在其分配正义中体现了主张差别对待的几何比例平等原则和“过毋不及”的中庸之道原则。亚里士多德分配正义观中的优良政体是由具有鲜明“中间性格”和崇尚中庸的中产阶级为基础的共和政体。在这种政体中城邦的全体公民都参与议事,议事机构应是城邦的最高权力机关。亚里土多德分配正义观中的政体的局限性在于不但具有当时的浓厚阶级（奴隶主阶级）性,更体现为一种空想主义。由于公共利益或优良生活的模糊性,其造就的只能是一个暴力强制的现实——变态政体。     

公民政治：概念、价值及其特征——基于主体性的界说

从政治主体性的视域来定义,公民政治是具有政治主体资格的公民,在社会政治意义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提升政治主体性来实现公共治理的生活方式与行动过程。公民政治以现实的、普遍的、平等的公民为目的,通过权利保障、权力限制、政治参与,保证和实现人的政治主体性,体现政治为人的正义性,从而使公民政治成为民主民生的权利政治、自主平等的参与政治、理性协商的文明政治、信任合作的责任政治和自由公平的正义政治。     

协商民主：中国宪政建设的重要内容

作为当代西方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协商民主强调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理性对话、辩论、推理和审议等方式来参与公共生活,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从而保证公民自治和真实民主的实现,以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协商民主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事业的重要内容。     

网络协商民主的发展与完善

网络协商是协商民主在新时期的重要实现形式,公民可以通过网络政治参与＂近似地＂实践协商民主的理想。鉴于网络协商民主中参与主体身份的开放、地位的平等、话语权的开放及网络本身的即时性等特征,公民参政的途径得以扩大,参政的热情和能力得以提高,这些都有助于我国的公民参政逐步走向成熟,并最终促进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但是,作为一个新...     

协商民主对预算审议的贡献:理论及实践

作为当代西方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协商民主强调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理性对话、辩论、推理和审议等方式来参与公共生活,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从而保证公民自治和真实民主的实现。协商民主对预算审议有着重要贡献:从理论层面而言,主要表现在以宪法为中心的程序主义对公民参与预算的强调;从实践层面而言,世界各国的参与式预算实践为我国公民参与预算提供了经验范本。借鉴协商民主理论,完善我国预算审议制度,应完善以宪法为中心的法律体系和程序参与机制,落实预算公开制度,充分保障公民宪法权利的实现。     

论协商民主机制在中国环境法治中的应用

环境保护作为公共事务,需要一种公共治理模式,在公共治理中政府、企业与公民社会团体都不是也不应该是唯一的治理主体。环境协商民主机制是建立环境治理主体良性互动网络治理机制的最佳途径,是突破环境法律制度瓶颈的必然选择,是实现环境公共领域良好治理的重要保障。环境协商民主机制在环境法治中能够并应该发挥“造法”功能,为环境法的理念、原则和制度创新提供合法性基础。环境法治需要依赖环境协商民主机制,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程序机制,保障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团体以平等的身份通过民主协商设定各自的行动范围和有效边界,设定各自的权力、权利和义务的内容,实现环境公平正义。环境协商民主在中国还是一个新事物,应受到环境法学界的关注。     

协商民主的价值分析

推进协商民主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促进政治参与。协商民主有助于保障政治参与权利、提升政治参与质量、拓展政治参与空间、增强政治参与效果。二是培育公民社会。协商民主要求承认公民社会的相对独立性,增强公民社会的理性化和自主性品格,确立公民社会的普遍性法律规则,增强政治国家自身的能力和权威。三是维护政治稳定。协商民主在政府与公民之间搭建桥梁,有效化解政府行为与公民意愿的矛盾,积累社会信任、避免社会动荡。四是监督公共权力。协商民主有助于拓展社会监督的广度和深度,构建“社会制约权力”的监督机制。五是提升政治权威。协商民主有助于政治系统构建认同机制,获取政治合法性、提升政治权威。      

中国语境下协商民主的涵义初探

协商民主在中国发展,必须与我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在儒家思想中,“仁”可以为中国协商民主提供理论依据,以“家”为起点的政治理念可以成为中国协商民主制度的来源,“和谐”思想可以为中国协商民主的价值诉求。把这些传统思想融入我国协商民主的设计中,克服西方协商民主的困境,推动公民之间、公民与国家之间高度信任的形成,从而实现公民...     

论协商民主的政治基础及社会条件——兼论中国协商民主的进路

协商民主可以说是对西方传统民主模式的反思和修正.协商民主的当代复兴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超越既有政治模式的意义及多维价值.政治平等、能力平等和社会自由仅仅是协商民主论者站在西方现实民主的基础上,从公民个体进入协商的视角得出的协商得以有效进行并取得实质性结果的必不可少的前提.而在根本意义上,有效运行的宪政和积极负责的公民社会才是协商民主的政治基础(制度性保障)和社会条件(社会支撑).中西协商民主发展的不同理路决定了中国协商民主的进路只能是:通过社会主义宪政建设和协作型公民社会的培育不断夯实民主基础,为协商民主的发展拓展新领域,创建新形式.     

当代中国协商民主的政治价值和制度化建构

协商民主的实质是为广大公民参与公共政治和社会治理提供广阔渠道和制度平台.在当代中国,发展协商民主,对于沟通多元化政治价值诉求,形成民主政治发展合力,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对于适应社会成员平等性政治价值期待,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对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促进政治生态协调和谐,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对于实现由制度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尤其具有极其广远的政治意义和政治价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关键在于使协商民主制度化.要坚持人民民主、平等对话、多层推进、和而不同、和谐共进等基本原则,着力推进政党协商民主制度化、国家权力机关协商民主制度化、国家行政机关协商民主制度化、社会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大众网络协商民主制度化,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在协商民主制度化建构中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     

美国修宪过程中的协商民主:制度分析与启示

宪法修改是按特定程序对国家根本法的变更,其实质是各种力量为了在最高法层面谋求其利益实现而进行的博弈过程。为了使宪法内容更能体现人民权利扩展、权力服务民众的精神,修宪程序需融入更多的协商民主制度。通过实证分析可知,美国修宪是联邦与州共同参加,由联邦议会主导的过程,其制度安排中存在不少体现平等协商、审慎对话、民众参与等协商民主的内容。美国修宪所体现的协商民主精神为完善我国的修宪程序提供了启示。     

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提升

鉴于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形式,能够有效化解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共识、推动社会和谐,同时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提升离不开协商民主持续发挥作用,从多角度分析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关系及其提升政治合法性的路径。分析认为,协商民主有助于论证政府权力来源正当性;有助于提升政府权力有效运作的政治合法性;有助于通过政治社会化促进公民精神复兴,提升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合法性。     

协商民主视阈下私营企业主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选择

协商民主理论的公民参与的平等性、协商渠道的畅通性、协商原则的公开透明性及协商主体提高能力的自觉性对实现私营企业主有序政治参与颇具价值。在协商民主的视域下,私营企业主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选择主要包括:政府应为私营企业主提供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政府应公开和透明关乎私营企业主切身利益的公共决策;政府应树立私营企业主与其他各阶层的政治权利平等的观念;私营企业主要不断提升自身政治参与的能力与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