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董仲舒的唯心主义美学观

董仲舒是先秦时代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同时又是汉代神学思想的创建者。他为了适应汉武帝刘彻实行“大一统”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需要,而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把孔孟之道和阴阳五行之说融合起来,炮制了一套“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等等的神学目的论思想体系。汉代的封建统治阶级由推崇黄老思想而转变为“独尊儒术”,甚至提倡谶纬神学,就是从董仲舒开始的;他曾被称“为儒者宗”(《汉书·五行志》),足见其影响之大。董仲舒的这种神学唯心主义思想也贯彻在他的美学观中。他把先秦儒家的美学思想完全加以神学化,而成为汉代神学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首创者。这似乎从未引起学者的注意和研究,现在我试从上述两个方面加以评述。     

论汉代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作为一种政治历史秩序论,是汉代公羊学的一种重要学说。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最先从《春秋》“王正月”推论出“大一统”之义;西汉公羊先师董仲舒沿袭《公羊传》的思维路径,宣扬了立元正始和王者独尊的思想;东汉公羊巨子何休则不但对蕴含“大一统”之义的公羊学“五始”说作了系统阐发,而且还别开生面地将公羊学“张三世”说与“异内外”说相结合,从而提出了“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民族一统思想。     

董仲舒的神学逻辑思想

一、董仲舒及其《春秋繁露》 董仲舒,生于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元年),卒于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广川(今河北景县)人;治公羊春秋,是《春秋》公羊学派的大师、两汉“今文经学”的创始人,在汉景帝时曾任“博士”。汉武帝即位后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了他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体系的基本要点,其核心是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同时,提出了“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以实现其     

独尊儒术与汉武帝的思想文化建设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详尽回答了汉武帝所关心的一系列问题,他以敬天为旗帜,以仁义礼乐为内容,以兴学取士为手段,以道德教化为原则,确立了“独尊儒术”思想纲领。汉武帝通过一系思想、文化、宗教和政治措施实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独尊儒术”标志着以儒学为主体的大一统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它结束了自春秋以来学术与政治的分离状态,使儒学由私学转化为官学,学术与政治融为一体。     

董仲舒的宗天政治学及其理论渊源

《汉书·五行志》:“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这一评述是客观的。自从董仲舒征用阴阳家言解说《春秋》,才使《春秋》政治范畴的微言大义兼有了神性哲学的内容,并使这种“宗天神学”(周继旨说)在中世纪思想史上盘踞了正宗合法地位。董仲舒鼓倡“天人感应”的天道观,把自然之“天”与哲理之“天”,神灵之“天”冶为一炉,铸造了一个神学目的论的宇宙图式,使父权、皇权、神权三位一体,为汉武帝及其后的统治阶级的“德治主义”觅取了神学的证件,点染了皇天的圣油,从而完成了古代维新路线之氏族残余的天命观在中世纪得以复活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春秋纬》成书考

《春秋纬》的成书,并无专门考证,论者多依纬书之成书定谳。然《汉书·李寻传》所及“五经六纬”之名称,及《后汉书·张衡传》所言纬书成于“哀平之际”说,尚存诸多悬疑。考证《春秋纬》中所引新“五德终始说”,可以认定《春秋纬》当在汉平帝元始五年（5年）后为之,由刘歆与精通图谶的民间人士合著而成。     

司马迁大一统思想析论

大一统思想是司马迁撰写《史记》所着力宣扬的一种思想。《史记》的编撰从体例到断限都蕴含了大一统之义;《史记》通篇内容对自黄帝以来中国大一统政治进行了颂扬;司马迁夷夏一统和以夏统夷的民族观蕴含了大一统之义;司马迁还希望通过“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来完成学术思想的大统一。     

论董仲舒的人生理论

董仲舒被后人誉为汉代儒者之首。从中国人生理论发展的角度看,董仲舒适应汉以后中国社会政治向大一统方向发展的历史潮流,用当时流行于世的阴阳五行之学阐发儒学,从《春秋》中发掘自己学说体系建立的源泉活水,利用与汉武帝“对策”的方式促使儒学从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家逐渐上升为“独尊”,并使儒家学者设计的人生模式脱颖而出,产生了深远影响。     

浅论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及其影响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超越了《公羊传》统一历法的意义,赋予了国家政权统一和国家意识形态统一的含义,亦即政治上的一统和思想文化上的一统。“大一统”思想观念深深地融入了中国历史和文化,是在民族心理的深层建构起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是华夏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积淀和养成的一种民族心理与感情,是团结、凝聚华夏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生动体现。     

西汉儒学改造对中华传统民族观的影响

［摘要］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成功改造儒学,并将之发展成为非常适合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政治学说,通过官方的大力倡导,实现了先秦儒学从思想学说到社会意识形态的重大转变,整个社会儒学化氛围越来越浓厚。随着儒学在中华大地的广泛传播,儒家倡导和主张的“大一统”民族观日渐成为各族人民共同遵奉和信守的政治理念,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也为中华大地“五方之民”所共同维护。从这个角度而言,西汉时期的儒学改造对中华传统民族观的正式确立和发展意义非凡。     

汉武帝的民族思想和政策

汉武帝是建立，巩固和发展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人物。在实现这一事业的过程中，吸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形成处理民族问题的大一统思想和政策，采取灵活措施，把统一推向高峰。     

略论西汉时《公羊传》与《左氏传》地位浮沉的原因

《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孔子以之为国史教材,后世遂奉之为儒家经典,称《春秋经》。《春秋》之旨,在“据鲁亲周”,通过一定的“书法”原则,表示其尊崇周室宗主地位的大一统观念,并起着正定名分、褒贬是非的作用。但《春秋》指博而文约,后学者为了论“本事”、明“旨趣”而为之作“传”。流传到今天的有《公羊     

谈司马迁《报任安书》

一、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态度与李陵之祸 信中说的在李陵之祸前,作者是“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这不是作者的故作甚辞,而是真实的有史可据的。 司马迁初仕为郎中,入仕后不久就得到了汉武帝的尝识。据《汉书、东方朔传》武帝曾认为司马迁是属于“公孙丞相、倪大夫、董仲舒、司马相如”等同一等的人物,“皆辩知门     

德润四海——董仲舒“大一统”思想与汉武帝“西南夷”经略

汉武帝时期,经学思想与政治由各自发展而汇入同一时代脉搏.作为这一时期的"儒者宗",董仲舒努力改造儒学,使之成为实用于社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其"大一统"学说适应了汉武帝"德润四海"的需求,从而完成了儒学由上到下的过渡.但是由于汉匈战争,董仲舒的思想对匈奴并没有机会施展.由于有唐蒙凿路和张骞考察所奠定的基础,汉武帝决心对西南夷进行开拓与经营.因西南夷地理位置特殊,且在"四夷"中军事实力最弱,不会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当汉王朝把军队集中于北部边郡,便不可能对西南夷采取像对匈奴一样的武力攻伐.对西南夷的经略实为汉王朝推广董仲舒"大一统"的思想提供了空间.这一儒学思想的实施集中体现在西南夷的开拓道路、置吏及移民方面.汉朝经略西南夷成为董仲舒思想在对待夷夏问题上的第一次成功实践.西南夷的开拓奠定了儒学的正宗地位.董仲舒"大一统"思想成为此后各代王朝的主导思想,对当今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齐经学精神与21世纪国学研究

孔子删定六经,至汉初只传《诗》、《书》、《易》、《礼》、《春秋》五经。汉初传五经之可考者如下：《诗》：齐人辕固生、鲁人申培、燕人韩婴（见《史记·儒林列传》、《汉书·艺文志》）。申培《诗》传自齐人浮丘伯（见《汉书·楚元王传》）,是三家中两家是齐学。三家...     

《公羊传》何以首立学官

《春秋》在汉代有三种传授本,世谓之“三传”。其中相传为公羊寿所撰之“传”称为“公羊传”。《公羊传》在西汉时首先立于学官。《汉书·百官公卿表》:“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五经为《诗》、《书》、《易》、《礼》和《春秋》,其中,《春秋》唯《公羊传》而已。《公羊春秋》不仅作为五经之一立于学官,而且地位特别显赫,武帝“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     

董仲舒“三策”与大一统政治文化

董仲舒“三策”与大一统政治文化刘汉东大一统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更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在思想理论体系中有着重大影响和巨大作用的这一观念．虽然早就已经产生，到董仲舒时已经“发育”成熟，不过，董仲舒作为大一统观念的奠定者．...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以礼经世述考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通过注解《春秋繁露》本义 ,企图扶正过去被维新变法扭曲的《公羊》学说。他质疑康有为认定的《春秋》口说的可信性 ,申明《春秋》非改制之书 ,认为董仲舒和何休的《公羊》学说并非如康有为所言“绝无迥异”并辩别出了二者之异。苏舆在《春秋繁露义证》中通过“存天理”“灭人欲”来阐明《春秋》济世之用 ,又审定当时的政治环境 ,分辨华夷关系 ,驳斥西方平等观念 ,这反映出苏舆的《公羊》学说与湖湘学派有着深厚的渊源 ,加上他以礼印证《春秋》经世大义 ,凸显出他治经的个人特色。     

董仲舒的哲学与汉武帝封建大一统的关系

董仲舒的哲学与汉武帝封建大一统的关系问题,历史上已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只要稍加分析,便十分清楚。然而,在“四人帮”霸占史坛的日子里,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撅,历史成了他们篡党夺权的如意棒,随意歪曲,任我臧否,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他们出于篡党夺权的政治需要,捏造了一部以儒法斗争为主线的历史,并以此出发,硬是把汉武帝说成“是个大法家”,是“反儒的”,把董仲舒说成是个“屁儒”,妄图从根本上否定汉武帝与董仲舒的真实关系,从而否定董仲舒的哲学与汉武帝封建大一统的联系。这是货真价实的历史唯心主义。     

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

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包括大一统的“首足”观、设立“属国之官以主匈奴”以及“三表”、“五饵”等内容。“三表”、“五饵”的战略构想,既是在与匈奴单于进行一场民心和民众的争夺战,也是在与中行说打一场舆论战。传统的“大一统”观念和先秦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的思想,都对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产生过深刻影响。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德”是贯穿在民族关系思想体系中的主线;其二,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其三,民族关系思想与政治思想的统一;其四,理论体系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其五,思想认识和方案设计的狭隘性。班固在《汉书》中对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评价很低,认为没有多大价值。其实,贾谊的思想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第一,高扬大一统的旗帜,强调华夷一体,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第二,蔑视匈奴,设立消灭匈奴的时间表,有利于改变汉朝君臣的低落情绪和惧怕匈奴的社会心态以及坚定汉朝君臣的自信心;第三,提倡用先进的文化和文明改变匈奴的思想代表着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