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信仰对村落社会生活的影响——基于一个滇中苗村基督教信仰生活的人类学研究

基督教信仰嵌入滇中苗族村落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与苗族传统道德观念相融合,强化了当地村民向善的心性和内敛的行为规范;提升了村落公共生活的品质,增强了信教村民的归属感、凝聚力和公共道德感;促进了社会交往的变革,形成了一种不带有血缘、地缘关系的新关系网络。滇中苗族村落基督教信仰成为了当地村落社会生活的重要整合力量。     

“汪公菩萨”信仰空间扩张的人类学考察

从产生并发展于台湾民间社会的"祭祀圈"与"信仰圈"概念出发,以20世纪80年代民间信仰恢复以后的高湖村"汪公信仰"田野资料为基础,将信仰空间从"祭祀圈"到"信仰圈"扩张过程与"汪公信仰"发展历程相关联,通过对汪公出会仪式过程的描述以及对祭祀对象"汪公"从"私家神"到"村落神"再到"区域神"信仰空间格局扩大的研究,阐发地方性神灵在乡村社会发展中所建构的积极意义,为助推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一些思考。     

信仰是一种权力关系的建构——中国社会“信仰关系”的人类学分析

从杨庆堃的"制度宗教"、"扩散宗教",到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教体系"等研究论著,皆说明宗教研究在中国总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至于宗教"信仰"在中国的问题可能更有争议。中国宗教是信仰的权力建构,是一种以神人之伦为基础的权力关系的建构。信仰对于中国人而言,常常是指以神人—人际交往关系为基础,涉及天下、国家、道德、民间社会的重要概念。中国宗教及其信仰具有一种独特的整体性,但其"信仰—关系"乃以神人交往、人伦要求为基础,伴随着家族、伦理、国家及其权力关系而逐步建构起来。因此,中国宗教中的神人交往及其信仰,常常呈现出一种个人信仰与家族、伦理、国家、权力之间重叠与互动的整体关系,进而使信仰关系与各种社会权力纠结为一体。     

藏族信仰文化的历史变迁与藏区社会进步

藏族的信仰文化随着藏区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近几十年来，藏传佛教的政治作用，寺院经济结构以及群众的信仰观念、程度和信仰方式等均发生明显变化，而这种信仰文化的历史变迁充分反映出藏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的进步。     

社会交换理论框架下的村落信仰与秩序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受到某种或明或暗的、能够带来奖励和报酬的交换意识的支配。民间信仰亦是如此,具有朴素的人神交换观念和鲜明的世俗性。这种主客体间相互交换的观念是构成我国传统熟人村落社会庇护秩序的基础要素之一。因此,通过对公民责任和公民品德的积极实施来改变村民消极的公民权利意识,消解交换观念下的庇护关系原则,培养村民公共规则下的利益诉求与获取方式,是改变传统村落治理秩序的重要途径之一。     

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对鄂西南一个移民村落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以鄂西南朱砂屯村为个案,从考察村民的家族迁徙传说、历史记忆入手,探讨了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关联,发现在当下族群的符号特征对于维持和凝聚族群具有重要意义.     

下沉与应对:村落政治运作的真实图像——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述评

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研究为透视国家权力何以下沉乡村社会提供了一个解释平台,乡村社会的文化网络资源成为国家政权建设时期权力下沉的重要通道,但对国家政权为何要借用乡村文化网络资源的说明则显单薄,村落在应对国家权力扩张中的状态与举措又缺乏足够交代,从而使其研究难以呈现村落政治运作的真实图像。     

政治权力与交往权力——哈贝马斯对于民主国家中的权力结构的思考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法治国家的问题是政治权力变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子系统,它自我编程、自我服务,法治国家的合法律性和正当性发生了分裂。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使狭义上的政治权力受到交往权力的制约。这种政治权力应该由交往权力转化而来,并受到交往权力的制约。这种交往权力不仅包含制度化的交往权力,而且还包含生活世界中的公共交往。在现代社会,这种交往将改变政治权力的结构:狭义政治权力的缩小和交往权力的扩大。     

空间政治与权力结构——鲁迅小说中的“本家”问题

本文尝试从“本家”问题入手,讨论鲁迅小说中所内蕴的中国社会权力关系问题。作为家族、宗族制度的体现,“本家”不仅仅指涉小说叙事中具体的人物关系,鲁迅还有意识地将之引入对空间政治的塑造与表达,从中揭示新式知识分子在面对乡村权力结构时所遭遇的紧张张力。     

信仰关系与地方行政权力的互动——以广东南镇基督教与民间信仰关系为例

不同类型信仰间的互动与其关系构成,是一个区域规则、资源网络运作的结果,其中行政权力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关系变量。本文采用一个微观的视角,把信仰关系问题纳入到区域社会经济文化互动网络,通过田野调查,对该地区十五年前的一次民间信仰与基督教冲突事件进行梳理,分析在事件的起因、发展和解决过程中,行政权力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及其与地方信仰关系构成之间存在的关联与影响。文章认为,行政权力直接介入调配信仰关系固然效率很高,然而要建构一个良性的地方信仰关系,坚持法治,提供一个公正、平等的信仰间互动、实践的公共空间,或许更为可取。     

游走在信仰与权力之间——武则天借佛教称帝的历史源流

武则天是我国历代君王中独一无二的女皇帝。武则天自幼就受母亲信仰的影响,25岁时出家认真学习佛法数年,后来利用佛教理论助自己顺利登上帝位,并且援引佛教加强统治。同时,在武则天的大力推崇下,佛教广为盛行,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可见,武则天的一生都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     

中国传统等级观念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及对策

传统等级观念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意识的一个重要部分,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它是在经济、政治、思想、法律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对于我国当代政治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尤其对于公民政治参与方面意义重大。引导传统等级观念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实现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相协调,利用新媒体使公民的主体性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不断深化,同时还要重视非政府组织在公民参与国际事务中发挥的力量对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程度的深入有重要作用。通过这些方式,逐步摆脱传统等级观念的束缚,保护公民权利,推动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     

论藏传佛教信仰对藏族社会心理与行为的影响

藏传佛教以其内容广泛的信仰、知识与价值体系和历史上形成的政教合一等体制,影响了藏族传统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并逐渐内化为藏族社会心理与行为模式的一部分。在当代藏族社会转型过程中,藏传佛教对藏族社会心理的影响依旧十分强大,并进而影响着藏区的社会稳定与发展问题。     

西藏乡村政治结构中的家庭、村落与基层政权组织——以拉萨市娘热乡为中心的考察

文文从西藏拉萨市郊区一个乡村社区中乡村政权组织运行机制,国家政策引导下的家庭、乡村基层组织职能的演变,以及村落认同等方面,从一个微观的角度探讨了西藏农村社会组织的组成方式,进而说明了西藏乡村政治结构下和家庭、村落、国家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多元社会的政治对话与权力合法性

在现代多元社会,不同政治派别、群体持有不同的广包学说,共存于一个社会,其稳定性的基础是建立在公共理性上的超越具体善观念的重叠共识。阿克曼认为,达成共识的必要方式是政治对话,通过对话求同存异,以证成权力的合法性,解决共同生存的问题。对话的根本要求是超越各方所信奉的道德真理和价值的中立性,因而需要避免直觉主义和内心独白式的思维方式,还要防止预设一种所有人都认为是最重要的价值来压倒对手的"优胜策略",和要求把不同观点转换成一个经过特别处理的评估框架的"转换策略"。约束对话的原则是合理性、一致性和中立性,通过以理服人和逻辑自洽来说明自己在分配资源上的正当性。对话的中立性并不意味着无是非观的道德相对主义,而是体现了正当对善的优先性,而各方共同持有的正当性观念才是对话得以开展的根本保障。中立的政治对话的原则不仅适用于国家和社群内部,也适用于国际社会。     

试论明初对藏族地区的政治与经济政策

本文论述了明代初期对藏族地区的政治与经济政策。笔者认为,该政策是以战略利益为前提,以“分而治之”为目的,同时加之军事之威慑,政治之笼络,经济之牵制。传统与现实紧密结合,多种手段交错使用,故尔成就卓然     

公共预算中的政治:对权力与民主的审视

公共预算作为一种国家活动,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预算过程中的各种冲突实质上就是政治冲突。权力作为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是影响公共预算资源分配的关键变量。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权力被广泛地运用。预算过程分配着决策权力,预算是权力的体现,预算过程中做出的资源配置实际上反映了政治权力的分配、运用与控制。预算是配置资源的公共权力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配,是一个制衡结构,本身就是一个民主政治程序。当前中国公共预算的民主性明显不足,为了达到政治民主化这个目的,就必须进行预算改革,推进预算民主。实行预算民主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促进权力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同时也有助于增进国家政权的合法性。     

身体政治与性别权力解构——女大学生整形美容的身体社会学审视

女大学生整形美容是在男权社会文化结构中进行的对自己身体有意或无意的实践,它在很大程度上维护着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身体标准定位,不利于女性在公平公正的文化环境中主动支配自己身体权利意识的形成。现代社会理性的发展却无意间助推不平等的男女性别权力结构生成。作为对男权社会的反抗,重塑女性话语结构,实现性别权力结构的优化是保证性别平等的有效途径。     

多元与和谐：中国民间信仰的基本形态——一个村落民间信仰的实证调查

无论从宗教哲学的角度,还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学术界对中国各类宗教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然而,在中国民间宗教信仰是以一种怎样的形态存在,却很少人作过正面的研究和解答。通过对一个福建山村社区长期的、深入的调查研究,以大量的事实证明,多元共存与和谐共生是当前中国民间信仰的最基本的生存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