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地使用权顺利流转的"瓶颈"和主要对策刍议

农地使用权的流转有利于城乡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经营.但由于法律法规体系的不完整、中介服务机构的不完善、农地流转市场不发育等种种原因,农地使用权的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制约.为此,迫切需要进行相关体制的创新,从而切实有效地促进农地使用权的依法、自愿、有偿流转.     

辽宁省农地流转障碍因素及破解对策

辽宁省农地流转总体规模偏小、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流转形式多样但以转包、出租为主,流转市场不成熟,大部分地区还不具备规模经营的条件。全省农地流转工作在制度、市场、管理方面遇到阻碍。农地具有农业生产使用和农户社会保障双重功能,农户不愿轻易流转土地;农地集体所有权虚置和所有集体的多样化,影响土地进一步确权,难以形成市场机制;农地流转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不足,流转价格难以评估计量,缺乏市场化交易平台;政策法规不健全,具体操作上缺乏规范性细则;农村基层组织宣传、服务、管理不到位。提出要创新农地流转制度,明晰农地产权,赋予农民真正的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权利,完善农地流转政策法规,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要从市场供给与需求、交易规则、交易价格、市场载体及市场机制各方面发展、培育农地流转市场;要建立完善的农地流转管理和服务机制,加强农地流转前、中、后过程的指导和监督,保证农地流转的公平、公正和规范。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历史演进及思考

推进农村土地流转是国家政策导向,是探索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解决农村土地细碎化问题,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重要途径。将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演进大致分为政策松动、法律开禁、法律规范、政策助推四个阶段,并围绕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强化管理服务职能、丰富农地流转形式、增强农地流转监管等方面对未来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完善进行了思考,以求推进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机制健全,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保障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农户非农就业的代际分工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基于农业生产服务外包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粮食主产区4省12县960户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实证研究农户非农就业的代际分工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差异化影响,并分析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在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行为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整体来看,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出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转入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从代际差异来看,父代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的边际影响大于子代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的边际影响。(2)在考虑生产服务外包的影响以后,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出的促进作用下降,而对农地转入的抑制作用也有所缓解,这说明生产服务外包在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如果不考虑生产服务外包的影响,现有研究高估了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驱动效应。因此,实现农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不能只单纯依靠劳动力市场的引领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市场优势,将小农户卷入农业分工,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趋势、阶段性特征与制约——基于洞庭湖县市的调查分析

推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提升农业经营效益的关键,也是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基于洞庭湖周边4个县(市)的实地研究表明:在政府实行农地流转、加大补贴力度等方式的鼓励下,新型经营主体迅速增加,队伍年轻化趋势明显,职业素质不断提高,收入大幅度提升;务工收入与家庭承载力成为规模决策的主要参考变量,适度规模区间在反复实践中具有自然形成的趋势,家庭农场在适度规模经营中展现出明显优势;适度规模经营面临的瓶颈性制约主要为基础设施不完善,机械化水平不高,土地经营权不稳定,环境和食品安全标准界定不明晰。据此,从助推职业农民成长、创新社会化服务、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和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制等四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农地流转价格过高会威胁到国家粮食安全

影响国家粮食安全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农地流转价格上涨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不容忽视。农地流转价格上涨的主要成因可归纳为:一是企业家的盲目自信;二是农地的垄断性;三是农民对地租的心理价位脱离了市场规律;四是农地流转的协调成本较高;五是一些涉农政策,推动了地租上涨。农地流转价格的不理性上涨必然挫伤农业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加重耕地非粮化和非农化趋势。     

家庭农场发展：问题与策略

促进家庭农场更好更快发展,对于推动中国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家庭农场发展存在经营者整体素质不高、政府服务和引导不完善、土地流转不规范不通畅,以及资金短缺融资难度较大、市场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应加大对农场经营者的教育培训力度,提升经营者的整体素质;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出台扶持政策,强化配套体系,充分发挥政府的服务引导职能;加大政府政策性补贴力度,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规范民间融资,疏通家庭农场融资渠道保障其金融需求;建立健全农地流转长效机制,提高补偿标准,为农民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促进农地流转,保障家庭农场适度规模发展。     

城乡统筹视阈下现行农地使用制度的效应分析

农地使用制度改革是我国城乡统筹的重要内容之一,农地产权结构的变化、农地使用权的流转、农地使用制度的创新和逐步完善等,对农村人口城市化、经济组织和经营模式创新、城乡体制一体化产生了一定的正效应。现行农地使用制度中存在的农地使用权流转体系不健全、失地农民收益评估补偿机制不完善、农地保障功能过强等缺陷,对农地资源合理配置、农民城市化能力、农村人口城市化迁移产生了负效应。城乡统筹视阈下,笔者对现行农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建议有三点:一是完善农地使用权流转体系,推进农地流转市场化进程;二是规范农地征管制度,改革征地补偿办法;三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维护农民农地使用权益。     

农地经营权强度能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规信贷数量吗？——基于法律-事实-感知维度

伴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地经营权的重要性愈加凸显。由于有较多的转入农地,农地经营权直接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正规信贷数量。产权性质的歧义和权能结构的模糊,使得农地经营权强度对正规信贷数量的影响,关系是复杂的,路径是模糊的。从法律、事实和感知3个维度,理论分析农地经营权的强度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正规信贷数量的关系。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分析农地经营权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规信贷数量的组态路径。结果表明：尽管尚未完善,但法律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已显示出对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规信贷数量的显著作用;由于配套改革的不完善等问题,农地经营权强度的事实维度和感知维度对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规信贷数量仅发挥了一定的辅助作用。由此认为要强化农地经营权,不仅要进一步推进农地经营权的法律改革,还要强化农地经营权的事实维度即保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转入农地的实际权利,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地经营权强度的安全感知。     

论我国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

笔者从我国土地流转的历史和现状出发,提出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使用权权责不清是土地流转诸问题中的核心问题,并从当前农地使用权流转的现状入手,分析出现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一是完善以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为财产权的农村土地制度;二是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三是建立和规范土地流转市场;四是完善土地流转市场中介;五是搞好配套改革和社会化服务;六是完善现有政策法规,加快制定《农村土地使用权法》。     

"权能分离"语境下农地承包经营权集合信托流转的反思与重构－基于安徽省农地承包经营权集合信托流转实践的分析

农地承包经营权集合信托流转作为我国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的制度创新, 在实践中, 还存在着诸如产权主体模糊、信托财产界定不清、多重委托人主体结构和监管缺失等问题, 特别是地方政府信用的介入, 行政干预的加强, 不仅阻碍了原生性的农地经营主体的发展, 而且存在涉嫌挤压农民利益的问题, 带来农村社会治理的不确定性风险。因此, 应完善农地承包经营权集合信托流转的相关立法, 为构建产权清晰、流转有序、监管适度的农地集合信托流转制度提供法律保障, 这对我国农地经营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地流转制度创新的逻辑与步骤

农地规模经营需克服土地细碎化,这以农地流转制度创新为前提。自发土地流转难以克服土地细碎化,“行政干预市场”又损害了弱势农民自主交易权利,这启示制度创新需在满足保障农户自主交易前提下供给低成本整合细碎化土地产权的机制。皖中宣州县经验表明可行的制度创新步骤是：首先建立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使用权“三权分离”新制度,重构土地集体所有制;其次建立自下而上的农地流转组织和规范体系,形成“农户主体、村社中介”的农地流转新模式。我国完全可以利用集体所有制优势,创新农地流转制度,克服东亚小农国家共同面临的土地细碎化问题。     

村集体中介服务能否促进农地高效流转与农民增收的双赢？

挖掘村集体在农地流转市场中的中介服务潜能对促进农地资源优化配置和实现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从村集体中介服务职能视角出发,构建村集体中介服务对农地流转市场和收入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12省（自治区）931份流转户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从农地流转数量看,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对流转规模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该影响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表现为仅促进了转入规模的扩大;（2）从农地流转质量看,对于流转双方,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均有效促进了流转期限的增加和书面契约的实现,即村集体中介服务职能的发挥能够有效引导农地实现规范化、长期化流转;（3）从增收效应看,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有效促进了流转双方的收入提升,且对转入户收入的促进效果更为明显。因此,在未来的农地流转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应进一步强化村集体的中介服务职能、让村集体做好农地流转的“裁判员”,从而实现农地高效流转和农民增收的双赢。     

乡村振兴战略下基于信用信息服务平台的农业融资体系构建

破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的问题,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建立农业融资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应充分发挥资产评估、信用评级、融资增信、融资担保、中介服务等的作用,降低银企双方信息成本,夯实农村金融信用基础,纾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过程中信用信息不完善或缺失的困境,拓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渠道,引导金融资源和金融政策...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农地经营权流转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地经营权流转与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然过程。土地规模化经营已然成为中国农业未来的发展趋势。但由于受农民工自身传统的土地经营理念、不健全的农地经营权流转机制、滞后的社会保障体系等因素的制约,当前农民工家庭的土地仍然是“留”多“流”少,这对我国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效率的提高带来了消极影响。因此,应通过健全流转机制,规范土地经营权流转行为;完善保障体系,保障农民工基本土地权益;规制政府行为,维护土地经营权流转的价格体系等,实现我国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梁平县农户农地流转问题研究

以重庆市梁平县为研究区域,从农地流转形式、流转主体、流转效益、流转协议、流转期限等角度讨论了农地流转的现状与特点,从农户家庭基本状况、农户家庭经济情况、粮食安全与社会保障状况等方面探讨了影响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制约因素,针对问卷调研的计量分析结论,构建了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宣传和落实流转政策、健全农地流转市场等推进梁平县农地流转的对策建议.     

国际视角下我国政府推动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选择

农村土地的有序流转关系到中国农业、农民、农村的发展,是中国政府近年来面临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由于土地产权不明晰、流转程序不规范、流转市场不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缺失、农民权益得不到保障,中国农地流转的总体水平偏低,农户分散化经营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农地撂荒现象依旧存在。国外经验表明,土地流转离不开明确的土地产权、成熟的中介机构、农户权益的保护和完善的财税金融服务。针对当前中国农地流转中存在的瓶颈问题,我国政府可借鉴国外经验,通过法律清晰界定土地产权和严格保护耕地,培育专业的中介机构,规范土地流转程序,保护农地流转中的农民权益,采取强有力的财税金融扶持政策等措施来引导农地流转有序进行,从而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     

农地规模与农业生产效率的关系分析——基于湖南省400农户的调查

基于湖南省20个县（区）400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DEA分析方法,测算不同农地经营规模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结果表明：农地规模和农地生产效率并不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据此,提出土地制度改革中不应过分强调土地流转的制度供给因素,而应大力刺激土地流转市场上的农业主体的“有效需求”,重视土地流转后的农业组织制度和经营模式,以及由此引致的对新型专业农民的培养和农业科学技术的创新等需求,提高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以实现农业现代化与产业化的发展目标。     

农村土地流转有供惜给与有需慎求的博弈困境

开展农村土地流转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农户、新型经营主体和政府三大主体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在现行土地制度下进行持续的决策博弈,陷入流出方有供惜给和新型经营主体有需慎求的困境。通过对三类主体的博弈轨迹研究,认为农村土地流转的纳什均衡是"规范流出,规范流入,干预不共谋",政府可从深化生产要素体制改革和规范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秩序着手,拓宽非农就业渠道,加强对共谋违规行为的监管,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制度体系,引导市场主体走出博弈困境。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背景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研究

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近年来我国逐渐形成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农业企业为主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传统小农经营相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经营规模、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也在土地流转、资金融通、服务体系和后继人才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要从完善新型农民培育体系、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加大农村金融扶持、改革城乡二元管理制度等方面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