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黄淮地区蚕桑丝织业的发展

唐代前期黄淮地区属于国家的经济重心,也是全国的丝织业重心。中唐以后,黄淮平原的丝织业发展虽然受到战争的冲击,但仍然保持了传统并能够继续向前发展。蚕桑丝织业遍布所有的州县,贡绢州的比例也高于其他地区;丝织品的质量精纯,位居全国首位,生产的数量丰厚,仍为政府丝织品的主要供应地。     

民国时期甘肃河西地区的水利建设

民国时期甘肃河西地区的水利建设主要集中在抗战时期，主要资金来源是国家银行的贷款。河西水利建设成就巨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国民政府坚持抗战提供了积极的支持。但国民政府执行一切以军事为中心的政策。河西水利建设又有很大的局限性。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河西水利的建设计划、建设经过和最终所起到的作用，对西部大开发的水利工程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唐五代词作者队伍的定量分析

据曾昭岷等编《全唐五代词·正编》统计,唐五代词人词作共计91人、凡1961首,其中具名词人凡80人,无名氏10人,敦煌词作者姑以1人计。有籍贯可考的词人共60人,主要分布于北方七省和南方七省,北方籍占37人,南方籍占23人,占籍北方的词人多于南方,与宋词作者多为南方籍形成鲜明对照。北方籍词人集中于陕西、河南、甘肃、河北、山西五省,南方籍词人则以四川、江苏、浙江三省为多。在80位具名词人中,唐代和五代各占40人,总体上呈现出一个较为均衡的创作阵容。唐代词人以中、晚唐为多,五代词人多集中于西蜀和南唐两域。在排名前30位的大家、名家中,唐代占10人,五代占20人,五代明显多于唐代。     

《王西厢》以前历代对崔张故事的接受

中国传统叙事文学发源于唐传奇,而《莺莺传》是唐传奇的杰出代表。他的流传与后代对它的接受为《西厢记》的成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自从《莺莺传》出现后,崔张故事在唐代和唐代以后都得到了广泛的接受,但不同时期接受的态度也不同。唐代在统治阶级内部,以一种"猎艳"的心态赏玩崔张的情事;而宋代上至文人士大夫下至市民阶层都以"情"为关注点,为莺莺的遭遇而遗憾。     

《唐六典》成书问题初探

<唐六典>根据唐玄宗的意旨编撰而成,对唐代及后世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该书详细地记载了唐代前期的设官分职以及唐以前职官制度的沿革,对于研究古代职官制度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基于<唐六典>成书问题,重点分析<唐六典>成书时间、书成于何人之手及成书历时较长之缘由这三个方面,认为<唐六典>书成于唐开元二十七年,由李林甫进御给唐玄宗.     

《审美的游离》序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五十多年中 ,文史界对唐代史、文特别是唐诗的研究 ,可谓盛极一时。其论著之多 ,成就之大 ,都远非其他时代所可比。只是在唐诗研究中 ,主要集中在盛唐 ;以大历、元和为中心的中唐五六十年 ,诗人和诗作在数量上虽超过盛唐 ,而研究方面 ,除个别作者外 ,却比较近于冷落。其原因 ,一般认为不在量而在质 ,也就是说在艺术品质上 ,中唐不能与盛唐相比。但是从另一角度 ,也即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来看 ,中唐却完全不容忽视。随着中唐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变迁 ,诗歌从内容到形式 ,都起了不小的变化 ,而且在艺术的追求上颇有异彩纷呈之…     

唐代中央司法官员的地域来源及其变迁——以刑部尚书为视角

唐代刑部尚书的籍贯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超过八成来自河南、关内、河北、河东四道,其它地域分布极少,而各道所属州县之间分布也颇悬殊;四道所出人数比例在前、中、后三期呈现非常明显的连续递减态势,刑部尚书的地域分布呈现出由相对集中向相对分散变化的趋势;唐代后期,出自江南、淮南等道的刑部尚书明显增多,而他们都是由北方南迁后落籍当地的.刑部尚书的上述地域分布特点归因于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特殊的经济政治环境.     

唐代前期凉州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考论

汉唐时期,凉州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成为西北战略要地和都会,凉州成为我国西北仅次于长安的最大城市,前凉、后凉、南凉、北凉以及唐初的大凉都曾在此建都,以后历为州、郡府治.唐代前期,唐政府对河西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治理,使凉州作为西北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凉州一度成为东西经济文化交流、国际交通的枢纽,是唐政府经略西域的后方总部,并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     

从出土文书看唐代西州的屯田

西州作为唐代前期经营西域的重心,唐政府曾在此进行过广泛的屯田,上自军州,下至镇戍与烽铺,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在巩固边防、扩大农业生产和促进经济文化交流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吐鲁番出土文书充分证明了这一史实。     

元初南北辞赋创作之比较

元初南北赋家面对宋金律赋弊端,都以复古振衰救弊,在入元之初就已大力创作古赋,远早于元仁宗恢复科举变律赋为古赋。不过他们的宗尚同中有异:两者都有骚体赋,南方赋家数量多、篇幅短,范围广泛,甚至说理、文化赋也用骚体;北方赋家仍用骚体抒情,但却从字词、句式、感情、手法等多方面拟骚。两者都宗汉,但北方赋家乘元初雄浑之气,大多数题材都讲究层层铺排,夸饰渲染,有铺张扬厉的汉大赋之风;南方赋家则只在铺叙家乡风物的地理赋中宗尚散体大赋。两者都有宋文赋,北方赋家多拟苏轼之赋;南方赋家多宗议论说理的宋朝古赋,有大量"击壤体"的理学赋。此外,两者一北一南,北之沉雄,南之清婉,风格各异。     

仇兆鳌与浙东学派之关系

《杜诗详注》的作者仇兆鳌,是浙东学派的另类重要成员,他虽然没有在重经重史的方向上走出自己的路,表面上看来亦游离于浙东学术之外,而实际上的思想根底和学术归依依然是浙东学派。他以浙东学术为依托,为浙东学术在别集研究方面建树了功勋     

北宋麟、府、丰三州归治河东路原因探讨

北宋至道三年(997年),朝廷为加强对敌方的控制,将麟、府、丰三州归治河东路.这一措施的旅行,主要是由于此地区特殊的军事战略地位、丰富的战马资源以及朝廷采取犬牙交错的治理原则的结果.     

“所＋动＋者”结构分析补正

古代汉语中“所 动 者”格式等同于“所 动”格式而与“动 者”格式对立。该格式中的“所”字的作用在于指代,语法意义较“实”;而“者”字的语法意义已经虚化,是个形式代词,它只起着语法结构上的完形作用。     

西汉河东郡地域风习探究

汉时河东郡毗邻京师,为京畿司隶校尉,政治地位弥足重要,农业经济居于全国前列,然史书评价这一时段的河东地域风习或民风时,皆以"纤俭习事"、"有深思之虑"或"有先王遗教"进行概括,这大都是根据自然环境的影响来进行的简单评估和因袭前人的说法,而此时河东更多表现的是尚武尚法的民风趋向,并由此显示出儒教不兴的文化状况,这些主要与战国以来在此地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有关.     

“浙派”探源

文章借助寓目的第一手文献材料,对"浙派"这一概念的指代对象和历史变迁做了较系统梳理和挖掘,探究作为诗歌流派的"浙派"与文化史上众多"浙派"指代对象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为深入研究浙派诗人群体提供支持。     

论"着"的语法化

语法化是人类语言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一现象使汉语在漫长的发展变化中产生了一批举足轻重的虚词,"着"就是其中的一个.它由一表"附着"义的动词虚化为两个语言成份:一是表示持续态的动态助词,即表进行的体标记;二是表示祈使的语气词.     

论董仲舒对先秦仁学的继承和改造--孔、孟、董论"仁"比较

董仲舒在继承孔、孟仁学基本精神的基础上,以天人感应学说对其进行了改造,构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仁学体系.董仲舒的仁学固然有其封建性的糟粕,但对当时社会的稳定和以后民族文化的传承、学术思想的发展,均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为当前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汉语方言中表被动的"着"论略

表被动的“着”主要分布在川、滇、黔等地区。西南官话为主要分布地区。“着”还没有完全虚化为表被动的功能词。它还承戢着动词、助词等功能。此外，“着”与其它标记词共存互补，语叉上的分工是它们共存的主要原因。对被动标记词“着”的选择受到了结构、语义和表达上的限制。     

钱惟善与《浙江潮赋》及段家桥

钱惟善参加乡试所考赋名有两说,明人说是<浙江潮赋>,清人说是<罗刹江赋>,应以明人所说为准.钱惟善<竹枝词>中有段家桥之名,被人讥为"创见",而元时断桥确有段家桥这一别名.     

哲夫及其生态文学

哲夫是著名的生态文学作家,他力图揭示生态环境中存在的问题,企图引发全社会的关注。在近40年的创作历程中,他的创作实现了从"生态小说"到"生态报告"的转变;在创作中,他主要采用了虚构与写实两种方式来表达他的生态理念,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理生态问题的方法。哲夫认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除了要揭示,更重要的是要人们增强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警觉性以及提升相关道德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