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本与开新:本体性阐释与中国古代文论当代性意义生成问题

中国古代文论当代性意义和价值的生成、其作为地方性知识上升为普适性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对古代经典的重新"阐释",这种"阐释"不再仅仅只是一种方法,而是西方现代哲学解释学所强调的"本体性的阐释",古代文论的当代性意义只能在这种"本体阐释"中生成.西方现代解释学有关经典阐释的基本观念,超越了传统的解释学理论,实现了由方法到本体的重大转向.这种阐释之本体化转型,较好地回应了经典阐释活动中诠释个体与经典文本、主观与客观、传统与现代乃至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等诸要素之间的矛盾等问题,对于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深化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我们可以把这种本体化阐释,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进一步发展并不断实现其当代性价值的基本路径.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

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阐释,应以中国古代文论为根本,但并不意味着对现代文论的否定.应正确对待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的关系.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十分必要.应掌握对古代文论现代阐释的原则和古今互补、中外互释的方法.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诗意特征探微

中国古代文论的意义生成方式决定了话语言说方式,诗意的不可言说性也就是意义的不可言说性,但意义的不可言说必须要用语言来表达,于是立象与示意、隐藏与显秀、迂回与进入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独特规则。在近百年西方文论话语霸占中国文学理论市场和中国文论失语的处境下,研究古代文论话语的诗意特征对我们建立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论学术活动评述

20世纪 8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论学术活动围绕着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现实意义、现代转换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些问题也是 80年代以来古代文论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对民族特色与现实意义的探讨 ,表明古代文论研究界自觉地将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联系起来。对古代文论研究方法的探讨是对传统研究方法的一个突破 ,体现了古代文论界方法观的成熟。对古代文论现代转换问题的探讨 ,将对古代文论价值的评判、对古代文论研究的反思置于了整个 2 0世纪文艺理论对现代性的追求的历史背景之下     

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说的回顾与反思

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说的确切含义在其流传过程中曾经发生过很大变化,其较为固定的意思是对中国古代文论遗产的"重新阐释"和"重新建构"。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重要的不是将其作为一种需要转换的对象,而是立足现实,将其作为一种可以借鉴的对象。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实现传统文论之现代价值的同时,真正找到适合我国文艺现状的、具有独创性的文艺观念和理论体系。     

中国古代文论历史语境还原刍议

多年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存在着两大误区,即漠视古文论独特的存在方式,失察古文论迥然相异的宗旨。而只有走出误区,还原古文论历史语境,才能开掘其现代价值,使其真正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创造的智慧源泉。中国古代文论的思想内核是"道"。"道"能够洗礼当今文人的人性和品格,能够使古代文论智慧参与现代社会的文化建构。     

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研究十年

近十年来"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课题主要围绕三个问题讨论:一、为什么要提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二、何谓"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三、怎样实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随着这三个基本问题的探讨和深入,中国古代文论和当代文论的研究都进行到了一个新的理论深度,并将继续向广度、深度拓展。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一场现代性焦虑

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问题已经讨论了十余年,这场学术讨论的出现实际上是遍布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现代性焦虑的结果.在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问题上,其现代性焦虑表现为:在追随西方现代理论话语以进入思想现代性殿堂与保持本土化的文化身份之间、在革故鼎新以张扬现代性的新异原则与辨析古代文论的历史原貌之间、在重构古代文论元话语以强化其阐释有效性与维持古代文论的典雅文化地位之间、在划定古代文论学科属性以赋予其现代知识类型与尊重古代文论的前学科性意义形态之间,我们难于抉择又急于抉择.我们越是接近现代性.我们就越发清晰地感受到现代性在文化功能上的两面性,所以当现代性在中国展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对它的既渴望又恐惧的心态便日益明显,这就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论题之所以提出的文化心理原因.     

发现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价值——西方汉学家重论中国古代小说独特结构的启示

上世纪70年代以来,浦安迪等一批西方汉学家,打破了此前数十年中外学者共同的“以西律中”思维模式和“中国长篇小说缺乏结构”的“定论”,从中国的《易》学文化、古文章法、小说评点等古典文论中汲取理论资源,揭示中国小说“结构”的独特方式及其文化意蕴,为中国长篇小说的“结构”正名.这一学术“新潮”证明了中国文论家探讨多年的命题:“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也启示我们,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系统,不能限于从理论到理论、用现代话语阐释古代文论的转换方式,更需要发现中国古代文论独特的文化蕴涵、共通的“文心”,并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更紧密地相结合.     

原始思维与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表达模式——兼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

一个民族文论的话语表达模式是深耕于一个民族的思维模式。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表达模式即是深耕于中华民族的原始思维。“原始思维”作为古人重要的思维方式,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表达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使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表达方式由品评“人”与“物”向品评“艺”过渡。“艺”的评价术语与标准都是从对“人”与“物”的评价中移用而来。特有的思维方式只能运用于特定的时代与特定的文化环境中,不可移用于其他的文化语言环境中,所以,有必要探讨现代文论界的理论热点:中国文论失语的原因及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问题。     

詹锳先生的学术品格

詹锳先生有强烈的民族文化自信，同时具有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世界眼光。将爱国主义贯穿到研究中，立足中华民族的文学传统，重视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代价值。全面继承人类文化遗产，深入分析研究对象及其产生环境，客观冷静，持之有据。打通文史哲，融汇中西方，宏观研究以扎实严谨的微观研究为基础，具有海纳百川的学术胸怀、敢于开拓创新和不断超越的学术理想。詹锳先生的学术品格对今天的古代文学研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白话文论在文学理论教学实践中的价值

相对于用文言文书写的传统文学理论,古代白话文论因其语言的通俗性而更便于人们的理解与应用。然而,文学理论界长期以来对包含了古代白话文论在内的传统文论的批评功能持否定态度,且纳入到高校文学理论的教学中,使得中国传统文论失去了应有的现实价值。本文以古代白话文论的梳理、学术界对古代白话文论的认识,以及古代白话文论在教学中的意义为线索,深入分析以古代白话文论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在文学批评中的当下意义,并由此揭示古代白话文论于文学理论教学的价值。     

“理论热”后理论的呼唤——现当代西方文论中国接受之再反思

现当代西方文论在我国的传播与接受经历了冷热交替的过程。我国学界曾经的理论热一方面标示着对理论和方法创新的渴望与追寻,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对西方文论的过度崇拜和理论运用的失范以及运用者自身的理论匮乏。文本阐释与文学研究中运用某种理论和观念,体现了阐释主体对研究对象的审美与人文的价值判断,符合文学评论之规律和规范,与西方文论之主观预设不是一回事,文学之跨学科研究也不等于“场外征用”。要理性对待现当代西方文论,不能因为其有某些缺陷而无视其对我国文学研究曾有的作用和依然存在的借鉴价值;不能因为理论热之弊而忽视理论之重要性,忽视理论引领对文学研究之必要性,忽视理论引领对文学研究之必要性,忽视我们责无旁贷的理论原创与理论建设的历史责任。理论热后呼唤的是融合了古今中外之优良理论传统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新文学理论,以及有理论深度和学术理性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     

古典批评文体的现代复活——以三位京派批评家为例

该文以三位京派批评家(李长之、沈从文和李健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实绩为例,探讨中国古代文论的批评文体能否以及如何"活"在现代,"活"在当下。李长之标举"传记体批评",沈从文选择"印象式批评",李健吾践行"随笔式批评",表面上是模拟式地学习现代西方的文学批评方法,实质上是创造性地承续古代中国的文学批评文体,他们的"西就"之路实为"东归"之途。三位批评家在中与西、古与今之间的游走,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论的出路和走向有着重要启示意义和典范价值。     

桐城派文论与《文心雕龙》的暗合——徐复观《文心雕龙》研究扩展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章学巨擘,桐城派是近代文章学大宗,作为一位心系中国文学命脉的现代新儒家,徐复观与两者都颇有渊源,并对桐城派文论和《文心雕龙》之关系做了深入研究,认为它们有许多暗合之处。特别是在文体论和文气论两个方面,桐城派文论对《文心雕龙》都有继承和超越。通过对桐城派和《文心雕龙》关系的细致考察和疏通条贯,徐复观希望展现古今文学发展的轨迹,沟通中西文学理论,为建立中国现代文体论作奠基尝试。     

近代报刊的发展与诗话的产生初探

近代报刊的发展和诗话的发展,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它受西方文明影响产生而迅速本土化,并成为近代社会文明发展的巨大动力。随着报刊事业的发展,诗话的创作和刊载刊也日益发展,而国粹主义和鸳鸯蝴蝶派的产生与流行更是刺激了其走向繁荣;作为特殊的文学形式,其作用亦得以显现。近代报刊诗话的发展和繁荣在古代文学向近代文明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缓冲作用,并成为旧文学在近代社会的最后一次"文艺复兴"。     

从中国古代文论的学科初创反思其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只有目录学的意义,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科门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产生得益于西方科学思想和20世纪初期的“整理国故”运动,它是中西文化濡涵的结果,因此,学科必须坚持中西两个维度。中国古代文论衍生于中国大文化的土壤,郭绍虞等学科奠基者从繁浩的经、史、文中梳理文论的脉络,而尔后的大学学科建制使得这门学科研究日益封闭于纯文学领域。要想实现转换,我们有必要恢复“大文论”的传统,从文史哲的整体中进行研究,还原学科的真实面目,避免古代文论与传统文化的脱节。中国古代文论体现了民族的思维方式,在治学方法上,郭绍虞等人“各照隅隙”的治学方法在当代仍然值得借鉴。     

困惑与启示同在的古代范畴研究

对古代范畴的阐释与研究,历来是学界的一个难题,也是研究古代理论批评的关键。文章回顾了近现代传统理论研究的得失,从困惑中得到启示:深感必须考察和了解华夏民族情感、心理、思维方式和语言媒介的特异性。认为从古人的范畴学意识和相应规范入手,讨论其生成机制、特点形成和演进历程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它对于了解传统文学观念、艺术追求、理论思维的演进和独特价值大有助益。同时,它也有助于先进的理论整合和文化建设。     

从"失语症"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再思考

在学界普遍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文论"失语症"讳莫如深的时候,国内一些睿智的学者开始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清理和转换,这项工作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但是我们认为仅靠中国古代文论的清理和转换是无法实现中国实现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建的.还有一个必要的环节就是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文章对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前提条件、理论实质和深层动因作了深入的分析,并期望通过倡导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来实现以我们民族文化与文论为主的文论话语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