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特殊读音研究的一些基本结论--汉语特殊读音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下）

汉语特殊语音研究可以丰富汉语史和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对语文教育、广播电视播音、古籍整理和出版,特别是对汉语语音规范具有重要参考作用。汉语特殊读音是汉语汉字发展的见证,蕴涵着丰富的语言现象和规律,特殊读音的处理应该在三个前提下进行：一是研究古今语音演变规律;二是调查实际语音情况;三是要根据不同特殊读音形成的情况予以分别处理。     

中国语言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我国研究汉语的历史很悠久,研究成果也很丰富,是祖国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早期出版的语言学史专著有胡朴安的《中国文字学史》和《中国训诂学史》,张世禄著的《中国音韵学史》等。建国后,岑麒祥著有《语言学史概要》,王力著有《中国语言学史》。《中国语文》杂志从1956年开始,先后发表了多篇“中国语言学史话”的文章。国内各种文科学报上,也零星发表了一些评价我国语言学家、语言学著作的文章。这些成果对中国语言学史的进一步研究、讨论,都是有价值的。     

汉语词汇史的对象任务与方法——评王力:《汉语词汇的发展》

语言学中的历史主义与“厚今薄古”是一致的。语言学的任务,归根结蒂,还是研究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因此,对于汉语史的研究,是目前我国语言学的一项迫切的任务。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汉语史著作。客观上它是起了“开荒斩草”的作用:对《汉语史稿》的意义,是应当给予肯定的评价的。但是,正是因为《汉语史稿》具有“开荒”的性质,它就不可能不有些缺点。特别是《汉语史稿》下册,《汉语词汇的发展》的缺欠较为明显。其中有些问题不论是从教材或者是从科学著述角度看都是亟待改进的。在这里,我们仅就《汉语词汇的发展》,提出一些很不成熟的意见,供王力先生参考。     

论19世纪中外文化交往中的汉语教学

明清时代 ,是中外跨文化交际大发展的一个时期。跨文化交际 ,语言问题首当其冲。出于政治、通商和文化交往的需要 ,英法德俄等国 ,都先后开展了汉语教学和研究。 19世纪西方各国的汉语教学与研究 ,其对象是汉语官话口语 ,其方法是此时已相当发达的西方描写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 ,他们编写的汉语教材和词典 ,用西文符号对汉语口语的语音、词汇、语法进行描写 ,比较接近实际 ,又不乏理论创见 ,是汉语史和中国语言学史研究学术价值很高的文献资料“富矿”。近年发现的有关文献所反映的情况 ,对某些重要结论提出了挑战 ,亦可让争论多年的某些问题迎刃而解     

语言学研究的融合

文章就加强外国语言学和汉语语言学的融合,首先从哲学理念上阐述其合理性,如“语言学”在内涵上理应包括两者;语言学研究的融合符合“新时代,大格局”“新文科,大外语”背景下的国家语言策略;从系统功能语言学来看,两者的融合最能实现韩礼德的中国情结和学术理念。在此过程中也存在若干问题有待解决,如中国高校很少设置语言学系;中国高校的外语院系强调文学传统,不太重视语言学的引领作用;国内外有关语言和语言学的国际会议不重视汉语。为此,文章提出若干建议:采用有分有合的“连续统”的辩证哲理;在现有的“文学”和“语言学”下增设分支学科;采用适用语言学的理论评价各种分支学科和研究进展。      

李新魁教授对汉语方言研究的贡献

李新魁教授对汉语方言研究的贡献：一是对广东闽、粤、客方言的描写研究;二是对上述方言与汉语语音史关系的研究;三是对汉语方言史的研究。李教授治方言学有三个方面的经验：一为点面结合,既博且精;二为“死”“活”结合,相互印证;三为动静结合,着眼发展;四为长短结合,换而不舍。     

跨文化的对比语言学浅论

本文介绍了国外结构主义对比语言学的兴起及其四十年的发展历程,指出用结构对比指导外语教学的优长及所存在的问题;从汉语语法学、对外汉语教学、少数民族汉语教学诸领域叙述了中国对比语言学的发展,并强调了《中国对比语言学浅说》一书的理论意义;介绍了“微观、宏观对比”、“中介文化行为”、“多维对比”几种新的理论观点,分析了我国跨文化语言对比向纵深发展的新趋势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是1996年根据国务院学位办最新学科目录建设的新专业。该专业的目的是培养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研究和应用人才。 南京大学中文系素有语言学研究的传统,建国后有方光焘、黄淬伯、洪诚、黄景欣、施文涛等著名语言学者,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语言学人才。进入新时期以来,南京大学语言学研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在原来普通语言学专业的基础上,建立了现代汉语和汉语史专业的硕士点、汉语史专业的博士点。1996年,原现代汉语和汉语史专业合并为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点）,并同时建立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     

汉语史学科建设问题:总体趋势与分支走向

构建具有时代气息的汉语史理论,构建并完善汉语史研究新的中国学派,是广大汉语史研究者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总结汉语史研究的经验和教训,今后汉语史学科的发展,当在自觉利用学科优势的前提下,全力做好六个方面的基础工作:加强汉语和汉字关系的研究;加强文言和白话关系的研究;进一步区分概念和语词;加强汉语形音义的综合研究;加强语音、词汇、语法各分支学科的内部联系以及语音、词汇、语法相互联系的综合研究;加强汉语史各分支学科跟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以及文学、文献等相关学科的合作,互相启发、互相切磋、联合攻关,形成新的学科研究方向、新的交叉学科。在此基础上,汉语史各分支学科即汉语语音史、汉语词汇史、汉语语法史、汉语修辞史、汉字史,当制订各自的研究方案,拓展研究领域,创新研究方法,共同推进汉语史学科的全面发展。     

对“汉语危机”论的反思

在20世纪首尾出现的两次“汉语危机”,实质上是中国文化危机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表征。“汉语危机”论在语言学上并不成立,它是人文社会学科中“语言学转向”影响下的一个托词,反映的是旧语言所承载的旧意识形态之颓败,真正的危机则在于汉语的本真言说能力的逐步丧失。     

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194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属于当代史的范畴,学术界分别使用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当代中国史、当代中国研究、中国现代史等概念.笔者认为,称为中国当代史比较恰当.当代历史是不断延伸的,为了避免当代史研究的时政性缺陷,可以考虑以2001年入世以前为相对稳定的学术范围.综合各种意见,当代史分为1949～1956年、1956～1966年、1966～1976年、1976～1989年、1989～2001年5个阶段是合理的.当代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应该注意用现代化的标准看待当代历史进程,正确处理学术研究与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决议的关系,正确处理领袖人物的评价问题,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正确对待外来学术成果.应该坚持以真实为原则,以事实为基础,以材料为根据的根本学术方法.     

清史编纂体裁体例之我见

纂修清史 ,应在《清史稿》原有基础上 ,改善体例、核实史实、摈弃正统史观、扩大历史内容 ,编成一部以纪、志、表、传为主要体裁 ,“总体上胜过并在许多方面大大超过《清史稿》 ,能够象征性地与二十四史相衔接”的《清史》。它应是二十四史之续编 ,而非撇开原有基础 ,放弃传统史体 ,另立新章之史书。其文体 ,宜用简易文言。字数宜控制在二千万字上下。     

"三大板块":现代中国文学史的重构

文学的运动形态、理论形态和创作形态应似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三大板块”;在文学史的结构网络中文学运动形态可视为“史线”、理论形态视为“史魂”,而文学创作形态则是“史体”。     

张德瀛著《文学史》:一部值得关注的早期中国文学史

张德瀛的《文学史》,是广东籍学人撰写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著作,是在《钦定大学堂章程》、《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等法规的政治导向下编著而成的教科书,具有鲜明的官方正统教育特点,同时也在最大限度内表达了作者自己对于文学和文学史的基本看法,反映了早期中国文学史书写中的一般认知结构和理论水平,应该放到中国文学史学研究的层面来加以认识和重估。     

论作为历史思想的《尚书》“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亦是一种历史思想。它最早渊源于《尚书》,与"殷鉴"思想、"先王"观念紧密相连,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了《尚书》历史功用思想,予后世以深远影响。     

知识性的哲学史与存在性的哲学史--兼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当前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应限于对我们研究"中国哲学"之方式的反思,而不应看作是对中国传统思想本身的一种判定.哲学本是一种历史性的学问,从某种意义上讲,哲学就是哲学史.中国传统哲学所关注的历史,一是知识性的历史(事);一是通过经典的诠释开显当下生命存在的意义,即"存在性的历史"(道).史通大道,道、事一体,这是中国传统哲学之能够与时俱新,引领现实,保持原创性生机的基本原则.现代的中国哲学研究,偏向于脱离"存在性的史"之基础,退居学院化的知识性一极.突出传统思想的历史文化内涵,强调教化对于义理、"存在性的史"对于"知识性的史"的奠基作用,应是当前中国哲学研究所予以重视的问题.     

白寿彝通史编纂实践及其理论体系初探

白寿彝作为20世纪中国史学领域里极有影响力的学者,带领国内众多著名史学家,经历20个年头,编写成体裁新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把自己的学术事业推向了辉煌的顶峰。其通史编纂理论体系的内容由历史观、国史分期、民族观、中国的疆域、历史文献、历史文学、编纂体例、体裁、中国史与世界史等构成。研究大通史的编纂理论体系对深刻领会白寿彝的学术思想、认识白寿彝的学术贡献都是非常必要的。白寿彝有关中国通史的编纂理论奠定了新世纪通史编纂与学术研究的理论基础。     

改造旧史与编纂新史: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之学术旨趣

金毓黻撰写的《中国史学史》,可以视为中国史学史学科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此书甫一出版,各种褒贬之词纷至沓来,影响及于今日。赞誉者将其称为"第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史学史的著述",批评者指责此书不明"史学之义",甚至还有学人据此质疑史学史的学科价值。回溯金毓黻的学术脉络,他以记注与撰述来区分史料、史著,认定中国旧史皆为撰写新通史的材料。这种学术理念与当时整理国故运动一脉相承,决定了《中国史学史》的写法、取材及其旨趣。整理旧史,以考据学的方法考辨史籍、估量其史料价值与史体演变,以为编撰新史的借鉴。金毓黻所撰《中国史学史》、《宋辽金史》,实践着他改造旧史、编纂新史的探索。考察金毓黻撰写《中国史学史》的来龙去脉及其学术反响,可以彰显民国学术发展的多元路径,为突破分科治学的局限提供参考。     

“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与历史学多学科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概述

为了推动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与历史学多学科研究的深入发展,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于2007年9月20日至24日在承德联合主办了"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与历史学多学科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就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理论、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历史上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成就、历史学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等诸多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中国文学史的历史性与文学性

这篇学术对话主要涉及3个方面的问题:1.深入讨论了中国文学史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历史性与文学性的关系;"2.结合西方世界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最新进展,特别是"中国文学史"著作的书写情况(如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授维克托.梅尔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哈佛大学宇文所安教授和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共同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介绍了西方世界的最新成果和研究信息;3.关于西方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学者们的治学心态、学术观念与内在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