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程颢程颐的《诗》学情性观

《诗》学在宋代发生了巨大变革。程颢程颐是宋代《诗》学变革的先驱之一。二程《诗》学情性观是宋代《诗》学变革的重要表现,既反映了宋代《诗》学研究思路重内轻外之理学倾向,又体现了宋代《诗》学以情论诗的文学思想。二程《诗》学情性观是理学与文学思想的交融。     

清代词学中的《诗》学话语

儒家<诗>学是清代词学理论的重要源泉.从最初在形式、内容上的攀附<诗经>,并利用孔子删诗的问题为词辩护,到从理论根基、审美原则、诠释方式三个方面系统吸收<诗>学理论,清代词学理论的构建受到了来自儒家<诗>学话语方方面面的影响.其中动因有词体本身"尊体"的需要,也有词学构建者经学背景的因素.<诗>学话语的渗入,虽说成为主流经学意识影响词学的重要方式,但也客观上提升了词体的地位,丰富了词学理论.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词论的儒家化也从根源上导致了晚清词学的衰落.     

战国反《诗》学思潮与《诗》学危急

战国是《诗》学的危急时代 ,危急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时代对“诗礼”的排挤 ,二是来自诸子中的反《诗》学思潮。“竞利”“趋新”的战国时代使得传统的《诗》学被彻底的边缘化 ,而在战国影响最大的儒、墨、法、道四大学派中 ,除儒家外 ,其余三家或认为《诗》《书》蛊惑人心 ,主张焚毁 ;或认为《诗》是无用的糟粕 ,主张废弃 ;或认为《诗》只是一种知识 ,无补于治道。对《诗》均采取了一种否定态度。这使得《诗》学在战国的发展遭到空前绝后的困境     

论先秦两汉《诗》学礼化的历程

<诗>学礼化是贯穿先秦两汉<诗>学的主线.所谓<诗>学礼化,是指<诗>学家以礼义解说<诗经>,使<诗经>成为礼义的载体.<诗三百>在周公制礼作乐过程中诞生,此后又广泛地运用于西周、春秋时期的各种典礼.春秋战国之际,礼学经历了由重视礼仪到尊崇礼义的重大转变,礼学转型为<诗>学礼化带来机遇,孔子及其弟子后学不遗余力地将礼义灌注到<诗>学之中.汉初今文三家诗初步建立了<诗>学礼化体系,<毛诗>最后完成了<诗经>礼化的工程,创建了植根于中国礼乐文化土壤的诗学理论.研究先秦两汉<诗>学礼化历程,可以从宏观上把握这一时期的<诗>学大趋势,突出中国古代诗学伦理化的民族特色.     

经学视野下西汉《诗》学的审美精神

西汉作为经学意识的深化期和经学的完成期,儒家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要转变,即形成了经学化的思维方式。这决定了西汉《诗》学阐释主体的思想视野,其实就是一种经学视野,即从经学角度对《诗》进行符合礼教及其意识形态的阐释。正是在这一历史与现实交织的经学视野中,西汉《诗》学呈现出自己独特的审美精神。     

董仲舒《诗》学探微

作为汉代重要的经学学者,董仲舒的著述中保留有较丰富的《诗》学内容,对了解汉代《诗》学具有重要价值。其著作中的引《诗》、释《诗》有明显的先秦《诗》学“赋诗断章”特色的遗留,颇具开放性和灵活性,其《诗》学主张也多有可与先秦学者如荀子等相参照之处。前人的研究多将其《诗》学置于汉代三家诗的范围之内,对此有所忽略,应从新的角度详加考察,给予必要的关注。     

《墨子》的《诗》学观

<墨子>引<诗>论<诗>数次,考察其对<诗>、<书>以及对<诗>不同部分的选择,可管窥<墨子>的<诗>学观.将其与其它诸子进行横向比较,可发现<墨子>的<诗>学观的独特性.将其纵向研究,亦可丰富完善先秦的<诗>学系统,尤其是<墨子>在<诗>经典化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作用.     

程颐《春秋》佚说考述

今论程颐<春秋>之学者所用材料向不出<二程集>之范围.考李明复<春秋集义>对程颐<春秋>说的征引极为详尽,多达300余条,绝大多数原文见于<二程集>,但其中有16条原文逸出<二程集>之外,当系程颐的<春秋>佚说.这16条佚说是研究程颐其学的新材料.其中有9条,在<二程集>有类似的说法,甚或文辞亦有相近者,这可能是因为同出程颐一源,而门人弟子各记所闻,所述互有异同.其他7条佚说,在<二程集>中都找不到类似的说法,这对程颐乃至宋代<春秋>学的研究而言,更可谓弥足珍贵,意义尤其重要.     

清代《诗经》考据学派《诗》学宗旨论析

考据学派是清代《诗经》学的中坚力量,他们奉行"由小学以得《诗》旨"和"求古与求是"的《诗》学宗旨,在《诗经》语言文字的考释、名物典制的考证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其中部分学者能以文本之意为最高阐释原则,从而为《诗经》由经学阐释走向文学阐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诗缉》的成书时间及其“以诗解《诗》”

作为宋代《诗经》学研究集大成之作之一的《诗缉》,始刻于淳祐戊申(公元1248年),成书于淳祐末与宝祐初(公元1251年之后),历时达四年以上。《诗缉》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的以诗解《诗》。具体表现在它能以诗人作诗与读诗之法来解读《诗经》;同时,它还能引用作为文学作品层面上的文学之诗来解读《诗经》。也正是因为《诗缉》的这一特色,为明清时期《诗经》学研究的转向揭开了序幕。     

《诗经》学与“诗本义”

本文认为，发轫于汉代的《诗经》学，并不是把《诗经》作为文学作品来研究，而是把它作为经学来研究，由此奠定了封建社会两千多年《诗经》研究的基础，后来的研究都逃不出它划定的大框框。传统《诗经》学的致命弊端，就是完全脱离《诗经》的文学性，因此而导致明显的“误读”。这是由中国经学的性质所决定的，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某些特点。我们既要立足于遗产的清理，同时，也要在“诗本义”的解读和破译方面，作出新的贡献。     

袁仁《毛诗或问》之《诗》学价值探赜

明袁仁《毛诗或问》未被收入《四库全书》,目前国内仅见清道光晁氏本,少有学者问津。然其作为流传至今的《诗》学小传,受明代佛道大兴、文人好尚“市隐”及袁氏家学影响,在解诗主张、字词阐释和解诗路径上,都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朱熹《诗集传》大有不同,颇具独特之处。其力推复兴汉学,并于此基础上补苴罅漏,对诸多字词再提新义,进而申释《序》旨;以“悟”为法,尤重解喻,通过生动浅近的形象阐释,串起字词句篇上下之义,引申出诗外之“意”“味”。这种守正创新、不囿成法的风格,不仅在明中叶《诗》学研究中具有代表性意义,而且对于现今《诗》学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论《咏怀诗》的抒情化倾向

阮籍对情感极为重视。他将《咏怀诗》作为他复杂感情的载体。阮籍但求抒发情怀,无论是指斥世人,还是高歌遁世,都是情郁结于中,喷薄而出。这使《咏怀诗》对五言诗的情感范围有所拓展。这一组诗中的情感不仅浓烈、执著、厚重,而且寄托“遥深”。与此相适应,《咏怀诗》的结构模式、语言风格、修辞手法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从而在阮籍手中完全改变了五言诗的民歌性质。     

《潜夫论》引《诗》考

《潜夫论》引《诗》具有形式多样、依据说理需要灵活用《诗》和以《雅》、《颂》为主的突出特征,体现出王符继承先秦时期"以《诗》为教"传统的《诗》学思想;但他又不囿于故说,而是根据论述需要对各家所说融合而用,甚至突破四家《诗》说,纯据诗句文本涵义进行论述。     

汉代诗学理论的《诗》学母体

汉代诗学理论是从《诗》学理论母体中脱胎成长起来的。《诗》学理论强调诗的功用性,纳情于礼乐、志性之中,主温柔敦厚、平和中正之美;而汉代诗学在外部功用失落,褪化之下,主体情感不断得以突张,最终迎来了主情文学的到来。      

论《韩诗外传》的《诗》学性质及特点

关于《韩诗外传》与《诗》学的关系,东汉班固、南宋陈振孙、明代王世贞均认为与解《诗》无关,特别是王世贞“大抵引《诗》以证事,而非引事以明《诗》”之语,影响很大.清代汪中更提出此书为“《荀卿子》之别子”,对当代研究者亦有一定影响.但笔者经过仔细考察,并从经学史的视角加以观照,认为《韩诗外传》是一部说《诗》之作,且带有比较显著的今文经学通经致用的特点.此书注重阐释微言大义,力图起到积极的政治作用,同时也便于启发、教育学《诗》的经生,满足他们修身、议论的需要.     

《诗三百》的经典化及其影响

我国上古时代至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作品,经过孔子及汉代儒家学者的整理、传授和阐释,实现的经典化,相当程度的失去了其原真风貌;由秦汉儒家诗学理论确立的中国诗学传统,对个性化的抒情予以遮蔽乃至否弃,对中国诗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     

郑玄《诗》学的基本框架及其价值取向

郑玄《诗》学理论的基本框架有四个方面:一是以《毛诗》为核心的政治理论体系,二是以小学为钤键的语言解释系统,三是以礼注《诗》的内涵拓展路径,四是以“兴喻”为枢纽的意义转换机制。政治理论是主导,语言解释是手段,内涵拓展是方向,意义转换是目的。其意义在于对于儒学思想与中国文化的充实和丰富,以及其建构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对于中国社会价值秩序的稳定和对于中国社会长期协调的保持。其中无疑也夯实了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根基,使文学理论具有无限发展的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