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诗学的价值

闻一多是现代汉语诗体形式最主要的建设者。他新诗形式的基本思想是打通中西诗学 ,在借鉴西方诗学与中国古代诗学特别是律诗形式的基础上 ,以现代汉语为材料 ,进行多种格律形式的构建以建立现代汉语诗体形式。他还用打通中西诗学的方法对新诗创作作了规范规矩的评论     

许世旭的汉语诗学研究

许世旭先生是当代韩国最负盛名的汉语诗人和汉学家,他的汉语诗学思想是海外汉语新诗研究的典范。许世旭先生的汉语诗学研究,主要来源于他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长期的阅读体验,也来源于他长时间地体验并融入汉语文化生活。许世旭先生构建了成熟的汉语诗学方法论体系,能够跳出中国大陆或台湾学者研究新诗时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当局者迷的局面,具有丰富的诗学内容。但同时,他的汉语诗学思想在具备中国诗歌审美属性的同时,也涌动着半岛文化和高丽民族的文化性格,隐现出挥之不去的民族情愫。     

试论中国新诗的语言表述空间

20世纪初,现代白话取代文言成为新诗写作的媒介。这种取代导致汉语诗歌的语言表述产生了质的变化,从而诞生了整体隐喻化的诗学语言表述结构,愈益突出了诗人表述的主体性,由此而带来了新诗语言表述形态的多样化特征。     

吕进与中国现代诗学的体系建构

吕进是中国当代著名的诗歌理论家。他从理解诗歌作品和诗学精髓出发 ,通过对优秀作品和其他诗学主张的全面打量 ,以诗歌的视点特征、语言方式为核心 ,提出并建构了独特的现代诗学体系 ,即新诗文体学体系。吕进的诗学体系以新诗的内部研究为中心 ,将古今融合、中外交织 ,切近新诗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是对中国诗学所进行的既求实又创新的推进。     

东方智慧下的生命时空和汉语写作——论任洪渊“汉语文化诗学”

学者型的诗人任洪渊诗歌文本的独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东方智慧＂,其对新诗与传统、时空状态及生命写作、汉语个性与文化意蕴、＂诗学＂重建及其历史关怀问题的关注,构成他的＂汉语文化诗学＂理论的主体,这是任洪渊诗歌观念的历史构成,也提升了他的理论高度,扩展了他的写作空间。     

论钟敬文的新诗研究

钟敬文的新诗理论和批评,主张构成诗歌的各种因素要适切、均衡,并在尊重文学史、正确整理古典文学经验的基础上推动新诗的创作;他还进行了一种学科交叉式的诗学实践,以民俗学知识论诗,把口头文学传统与新诗研究结合起来,丰富了中国新诗理论的成果;他采取接近古典诗学的诗话和格言警句文体论诗,形成独特的论诗文体,使他成为新诗学界具有自我风格的诗论家。     

现代诗学研究的生态与动态

自晚清“诗界革命”至今天新世纪诗歌的百年诗学发展,中国现代汉语诗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同时也持久地引起诗学本身以及诗学以外的研究探讨,一百多年的中国新诗创作伴随、见证了新诗研究的经验得失。事实上,在小说、散文、戏剧诸领域,没有任何一种文体内部求新求变的矛盾冲突像新诗这样难以调和、极端多变;没有任何一种文体在百年发展历程中自我否定和推倒崛起的呼声像新诗这样频繁激烈;     

谈谈新诗句法

新诗是用现代汉语进行创作的.它是现代汉语的艺术之花.新诗的句子是运用现代汉语的语法进行结构的.它是现代汉语句法的精粹.所谓新诗句法,是指新诗诗句的组织结构的规则.研究新诗句法,为它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向前发展描绘轨迹;同时为使诗歌爱好者熟练地掌握语言工具,促进新诗形式的日臻完美,这应该是语言工作者的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现代性视阈中的汉语"纯诗"理论

"纯诗"是汉语新诗之审美现代性诉求的重要内容.作为现代诗学的重要范畴,"纯诗"在进入汉语语境以后历经了一个逐步走向成熟的变化过程.早期的"为诗而诗"和穆木天、王独清所倡导的"纯诗",实现了新诗在"文体"上的自觉;梁宗岱和刘西渭对于"纯诗"意蕴的阐发,确立了新诗独立的"审美"意识;而唐湜和袁可嘉对于"纯诗"之内在规律的探索,则进一步显示了新诗在"艺术自律"层面的现代性诉求."纯诗"的诗学取向正是汉语新诗最终实现其现代性转换的根本归宿.     

格律与自由的恰切糅合——试论新月诗歌的语言表述

新月诗歌不仅仅反驳了新诗初期的过于散漫、趋向解构的语言表述，而且在吸收传统和域外诗歌资源的情况下，大胆创造，为新诗确立了“熟悉而又陌生”的格律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厘定了新诗的语言表述。虽然新月诗派在后来趋向现代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从音韵、视觉等具有浓厚传统格律观念的新诗规律化语言理念。但它所确立的对传统汉语诗歌和域外诗歌资源的理性思辩观念却是成就现代主义新诗的关键所在。以往的研究．单从传统汉语诗歌的视角看到新月诗歌的格律化追求，却在整体上忽视了新月诗歌对新诗语言的真正理念和对传统汉语诗歌语言表述的创造性改制。     

在中西诗美的相融互渗中萃取诗的灵性——浅论洛夫诗歌对汉语新诗的独特贡献

洛夫在六十余年的汉语新诗创作中,以创造性的语言形式和意象营造,探索着"诗是一种有意义的美"的传达路径。而中西诗学理念的相融互渗,也成就了洛夫独有的诗学观念与独特的诗歌创作方法。因此,在诗情与诗思上,洛夫诗歌表现出了宏阔的宇宙意识与清醒的悲剧精神;在风格上,洛夫诗歌形成了"冷"和"静"的独有特征。     

“创造真和美的文学”：20世纪20年代上海神州文学社散佚诗集论

在早期新诗发生和发展史上，1923年上海新文化书社出版的“神州文学社丛书”三种具有重要的新诗史意义和史料学价值。这些新旧杂糅的诗歌在神州文学社同仁“真情论”新诗观念主导下，一方面秉承着胡适“诗体大解放”的原则，继续在语言形式方面进行自觉的革新；另一方面他们的“真情”诗学观又更生于中国古典诗学的抒情传统，在新诗想象和创作实践上与中国古典诗学传统有着或隐或显的关系。本文拟以“神州文学社丛书”三种散佚诗集为例，从“真情论”诗学观、社会功用诗歌、启蒙目的的诗剧特色三方面来讨论20世纪20年代初新诗创作与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复杂关系。     

新诗旧诗之辨与废名的新诗观念

从"辨明新诗与旧诗的性质"入手,探讨"新诗的前程",是废名《谈新诗》的问题和方法。废名从"诗的感觉"入手,把新诗的源流上溯到晚唐的"温李"乃至六朝,为新诗发展寻找源头活水。废名标举"诗的内容",是希望打破对旧诗形式的迷恋,同时为1930年代现代派诗歌正名。废名以"内容"为本体的诗学观,颠覆了传统诗学的形式本体观。废名的"散文的文字"、"诗的内容"的新诗观念,体现了新诗发展的历史趋势,他和朱自清所见略同,但早于朱自清。     

汉语新诗英译:理解之殇与译者之任

相对于古典汉诗而言,汉语新诗的话语由明朗、抒情的语言和意境转向艰涩、冷静的独白式话语。新诗艰涩的话语体系不仅给母语读者带来困惑,更为其英译者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译者应该挣脱"忠实"的枷锁,适当拉近汉语新诗与英语读者之间的距离,以便汉语新诗能更好地在英语世界得以传播。     

新诗名家与中国古典诗学

20世纪的新诗名家,大都有着深厚的古典诗学背景和诗艺渊源.这些新诗名家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现身说法,坦承自己新诗创作与古典诗学的密切联系;另一种是虽未明确表述过自己对古典诗学的纵向师承,但其新诗创作得力于古典诗学之处仍斑斑可见.关注新诗名家与古典诗学的承传关系,对于打通中国诗歌史、提升新诗创作和理论批评水准、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诗学体系均有补益.     

王国维：中国新诗哲学精神的潜在先驱

新诗的哲学精神不同于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而表现为对超越现世的另一个世界的追问,对宇宙真理的追问。其先驱者是王国维。王国维的诗学思想以严格的哲学思想为基础,认为诗歌与哲学一样,都是真理表现的手段。王国维的诗学思想虽出现在白话新诗产生之前,但它表现的是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广义地讲也应属于“新诗”。新诗的哲学精神一直按王国维指引的方向前进。新诗精神的探讨虽然从“诗界革命”、《摩罗诗力说》等开始了,但王国维的思想提出得最早,是纯粹的哲学立场,更明确、更彻底、更系统。虽然其诗学观念至今少有人注意,但他事实上已构成新诗哲学精神的先驱,一位潜在的先驱。     

论梁启超诗学理论与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

梁启超的诗学理论与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其早期诗学理论主要围绕诗歌创作如何创新,从意境、语句、风格三个方面阐述,在导引新风的同时蕴含着理论危机;其后期诗学理论中对审美主体的关注、对情感表现的倡导、对文言白话的比较和对新诗艺术的阐释等方面,均凸显出他对中国新诗发展中存在问题的思考,对中国诗学理论的现代转型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汉语的异质性与传统诗学话语

"想像一种语言就是想像一种生存方式."作为孤立语的汉语明显地异质于作为屈折语的西语,中西传统诗学话语也明显地异质于西方诗学话语.汉语不注重形式逻辑的语法规范,这表现在其词法的高弹性和其句法的自由性两个方面.汉语重意会、重气韵、重具象等,具有极强的人文化和风格化的色彩.这些特征都必然而当然地吻合于传统诗学话语方式.与西语不同,汉语所展开的精神世界,对语言本身抱着根深蒂固的怀疑,特别表现为对语言的知性功能的警觉.由此,传统诗学话语就为自己开辟出了"次"于知性的感性直观(韵味)和"超"于知性的精神直观(妙悟)两个向度.     

再谈艾青的诗歌散文美理论

艾青的诗歌散文美理论包括语言的口语化、体式的自由化和创作的形象化三层含义。其诗学意义体现在四个方面:对新诗大众化进程的推动、对30年代新诗弊端的矫正、对新诗现代化命题的承担和对主体表现需要的满足。     

“新诗的进步”与“新诗史”的诞生

"新诗的进步"是朱自清诗学体系的核心概念。借助于"新诗的进步"说,朱氏最终突破了胡适现代新诗本体话语的束缚,把现代新诗的合法性建立在了新诗自身的历史存在之上,宣告了"新诗史"的诞生。这个进步的新诗史观和叙述框架,至今仍然支配着我们对中国现代新诗的思考和叙述。朱自清以"新语言"和"新世界"两大标准为尺度,对中国现代新诗史的具体论述和分析,也因此成为了新诗史的经典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