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夫之的文质观——以《尚书引义·毕命》为例

文与质的关系问题是中西方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王夫之的著作《尚书引义·毕命》对此有极为深刻的讨论。与一般人讨论文质问题的切入点不同,他是从象、形与文、质的相互关系来展开的,并且是建立在他的以“气”论思想的基础上的,因此他的文学观是与哲学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论王夫之的教育哲学思想

王夫之在其40余年的教育生涯中,不仅兢兢业业地躬身于教育实践,而且把教育活动与对中国古代哲学史和教育思想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从对老子“无为”的世界观到宋明理学中的唯心论都做了大量的批判工作,提出了不少闪烁着真理光芒的教育哲学思想;他以唯物论的本体论、反映论和辩证法思想为指导,不断地探索教育的发展规律,从而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内容十分丰富的、完整的教育哲学思想体系。一、“习与性成,继善成性”的教育作用论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从先秦诸子百家至宋明诸儒学派,都十分注重“人性”问题,并围绕什么是人性、人性是否可变、人…     

从道、气、性三范畴看王夫之对理学的改造

在王夫之的哲学中,气是其理论的核心范畴,然而不是最高范畴,其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从其核心和最高范畴中,可以看出其对传统理学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他把道看成是天道与人道相统一的过程,即把道理解成天与人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过程,体现了他的新的天人合一的理想。他以太极、诚释气,摆脱了传统理学的虚幻,也提升了气的抽象度。他还赋予性范畴以更感性的人道内容。     

论王夫之的战争伦理观——以《读通鉴论》三国史评为例

《读通鉴论》第十卷,主要评论三国史事,其中比较完备地体现了王夫之的战争伦理观。在战争权利上,他以正统的国家意识为准则,强调战争参与和发动的必要性与正义性;在战争行为上,他以传统的人本思想为准则,强调战争过程的道德性和合目的性;在战争主体上,反对国家投降主义,强调"与人争战"的伦理原则以及基本道德固持。这些战争伦理思想在现代仍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王夫之“因《易》以生礼”的源流论

在王夫之看来,易与礼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在讨论易与礼之间关系时,王夫之追溯了周王朝的政治基础,认为"周以礼立国,而道肇于<易>."①也就是说周礼的各种原则,是蕴含在<周易>中的,<易>是礼的源头.在历史上,将<易>与礼联系起来,并不是王夫之的创见,这是先秦时代就有的一种观点.当晋侯派韩宣子去鲁国行聘礼时,韩宣子观<易象>与<春秋>,就曾慨然称许:"周礼尽在鲁矣."②同样,在<易传>中,以礼释易的解释倾向也时有所见.王夫之在<易>与礼之间关系方面的创见,在于他对<易>为礼的源头作了新的论证,并认为以礼释易之所以可能,就在于易与礼之间有着一种普遍理与具体应用的关系.     

论王夫之关于《诗经》中的灵性思维的思想

《诗经》与《圣经》中的诗歌之间具有许多契合点。王夫之的诗学观念与基督教圣经学的诗歌理念比较接近 ,其间存在着可比性。王夫之对《诗经》中的《雅》《颂》部分特别感兴趣 ,也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对《诗经》中灵性思维的深刻认识 ,主要表现在他对《大雅》的思维模式的研究上。王夫之的诗经学研究成果丰硕 ,这得益于他的整个哲学思想体系     

论庄子的自由与逍遥——以王夫之的《庄子解》为中心

在中国道家思想中,自由意味着个体将生命当作无功利的游戏,游就是生命的本质。尽管每个个体的自主性会对他者产生制约,但个体之间是不足以相役,不足以相君的。道家自由的原点就是要合于天钧与道。有己、私智、语言等是自由与逍遥的限制因素。道家要求个体超越于心知之灵;依从各自的条件,各如其分,各凝其神;超越一切功利的关系,以无用用无用,最终与道相合,休乎天钧。     

“了解之同情”——论王夫之的庾信批评

庾信的文学地位极高,但出仕四朝、十帝的行为,使他成为历来争议很大的诗人。明清易代之际,批评家对其人其文做出种种评议,一是完全的肯定,一是从政治功利出发的否定。然而,在此问题上,王夫之显得理智和冷静,原因主要在于船山特殊的经历和内心体验,以及其独特的史学思想和诗学理想。他对庾信抱着“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做出了不循流俗的品评,这在庾信批评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     

以王夫之“情景论”谈杜甫、李白和王维的月趣诗

由于世界观、人生观的不同,“月”在杜甫、李白和王维的诗中所体现的艺术境界就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以王夫之的“情景论”为依据,杜甫、李白和王维月趣诗的意境当分别属于“景中情”、“情中景”和“情景妙合无垠”的审美范畴。     

论孟子的认识论——反映论、可知论——兼论从孟子到王夫之中国古代认识论的唯物传统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认识论,对比西方传统哲学的认识论,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这是因为中国古代哲学是围绕天人关系的讨论而展开的,很早就形成了以“人”为本“天人合一”宇宙观。因此,研究人世现实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以及人世沧桑变迁的兴趣,大于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对自然界研究的兴趣。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伦理道德以及统观、直观的辩证思维十分丰富。与西方对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在认识论则显得不足。     

论王夫之易学论域中批驳佛、老的十个角度

传统社会中的醇儒往往一方面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一方面力辟佛老。王夫之的卓异之处在于,他对佛老皆有详细研究,所以能够深入佛老两家的思想体系之中而批驳之。在王夫之易学类著作中,留存有大量的批驳佛老的议论。这些议论一方面体现了王夫之的宇宙本体论和人生哲学;另一方面凸显了儒学视野下佛老空无思想之荒谬。所以集中呈现王夫之易著中批驳佛老的角度、方法和内容,无论对于王夫之儒学思想体系研究而言,还是对于其佛老思想的研究而言,都将有所裨益。     

走下圣坛的平民回归——论王夫之的大丈夫理想人格

王夫之在批判地继承传统“圣人”主流理想人格的基础上提出了内涵丰富的大丈夫理想人格。这一理想人格在理论基础、价值现念、理想归宿三方面形成了对传统理想人格的解构,使其实现了平民回归。并促进了儒家理想人格和近代理想人格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启迪意义。     

圣化杜诗的解构及其影响——论王夫之评杜

杜甫在生前死后的一段时间内名声并不大,中唐以后名声渐高,其人被尊为"诗圣",其诗或赞为"诗史",或誉为"集大成",这就是杜诗的圣化;与此同时,有一些学者和文人对杜诗开始有了一些批评,明末清初的王夫之通过选诗和评诗对杜诗加以剖析,刀刀见血,堂堂屹立的被圣化的杜诗似乎呈摇摇欲坠之态,给人们看杜诗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招致许多非议;遗憾的是,王夫之评杜的影响仍被低估.     

事理相丽为实至仁--论王夫之的苦乐观

王夫之是宋明理学的总结者,也是集大成者,他对“孔颜之乐”也进行过比较详细的论述。本文正是通过阐述王夫之“乐”的思想,特别是他在《读四书大全说》一本中有关“孔颜之乐”的思想,进而归结出他的苦乐观。     

从雷蒙·道森论“儒家的教导在现代的敌人”谈起——论王夫之与中国哲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英国当代汉学家雷蒙·道森列举了某些西方学者看不起中国哲学的三条理由:一是认为中国哲学没有发展出现代性因素,二是认为中国哲学中缺乏那些只有西方哲学才有的问题,三是认为中国哲学没有认识论。他认为这些理由虽然最初是由某些不了解中国哲学的西方学者所提出,但却被某些现当代的中国学者所接受并加以论证和宣扬,从而又更为强有力地影响了西方学界的中国哲学观。本文试图依据海内外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新成果,特别是船山哲学研究的新进展,来廓清道森所列举的那些"影响许多人对中国的看法的陈腐误解"。     

裕情与舒气——论王夫之对《诗经》的诠释

王夫之对于《诗经》的解释属于经学和理学的范畴。船山认为,《诗经》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对社会的赞美或讽刺,而且还在于其所表现的诗人情志。船山通过对诗人情志的考察,分析人的性情结构,提出了"循性定情"的修养学说。但是情要落在气上讲,船山更进一步提出调气、舒气等功夫来贞定人性、使情达到发而皆中节的和乐状态,以实现学者自我的修养和社会的美俗、善治。     

中国哲学与史学——兼论王夫之《读通鉴论》的历史哲学

中国哲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最集中地表现在:历史著作的撰写中必然有哲学思想贯彻其中,历史不是对已经发生的事件的机械摹写,而是通过史学家的重新构思,使史书彰显某种道理,传达某种价值观念.价值与知识并重,史料的采撷、记录、评断与价值的彰显结合,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哲学对历史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它为史家提供评价历史人物、事件所必需的立场、观点、价值取向.哲学是历史的灵魂,决定史著的思想高度、艺术高度,而这两者是"成一家之言"的关键.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是史评中最富哲学思想的著作,它的特点是:其一,不言正统;其二,因理事而论得失.王夫之在"通""鉴""论"几方面的发挥,都是在哲学的指引下做出的.     

王夫之对君子理想人格的多重期许——以《读通鉴论》唐前史评为例

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在对历史人物的品评中,体现着他对君子理想人格的多重期许。笔者将船山先生对君子人格的期许,概括为修身、处世以及救世匡时三个主要方面。船山先生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来,难免有历史的和自身的种种局限,但是他那种对知识分子经世致用的现实期许,对现实社会深沉的关怀、忧虑与同情,以及独立的具有批判性的理性思考精神,理应代代传承。当今知识分子,也应传承古人"为人弘道"的精神传统,把个人的学术追求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深切地关怀社会现实,为人民立德立言,肩负起为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的使命。     

王夫之思想现代价值之发现与确定——兼论谭嗣同、梁启超民元之前王船山研究之意义

王夫之思想现代价值发现的前提条件是其著作的大量出版和其思想的大力提倡,在这一方面曾国藩居功甚伟,但真正揭示王夫之思想现代价值的是谭嗣同和梁启超,谭、梁船山研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他们揭櫫了王夫之思想中有所谓科学、民主思想,而在于他们将王夫之思想与中国人的救国、强国理想紧紧相连的示范,因而使王夫之思想研究总是与中国近现代的变革紧密相联,从而使船山研究与时俱进,具有了新的时代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