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大声于海上”——论鲁迅文学发生的蒋百里之环与“中国路径”

鲁迅与蒋百里在东京留学界相遇,浙江同乡会及其会刊《浙江潮》为二人提供了思想交流的公共空间。作为超级读者的鲁迅,不仅认可与接受了《浙江潮》,而且成为其重要的译者与作者。“国魂”与“尚武”之说引起鲁迅的共鸣,并由此开启了改造国民性的文学之路。蒋百里触发了鲁迅的第一篇小说译/作《斯巴达之魂》。没有“飞生”,或许不会有“自树”,没有《国魂篇》,或许也不会有《斯巴达之魂》。在鲁迅文学发生的综合机制里,浙江同乡会及其组织者蒋百里是被长期忽视的重要一环。民族主义促进了鲁迅“国民”意识的觉醒,尚武精神也内化为鲁迅的“战士”气质。关于“鲁迅的青年时代”,明治日本与西方文化的影响当然是重要的,但并非是唯一的,“中国影响”与“中国路径”也同样需要认真对待。     

关于蒋智由

拙作《鲁迅与〈浙江潮〉》在本刊一九七七年第四期发表后,发现有些错误。我们又查找了有关资料,特作订正与补充说明,并向读者致歉。主要的谬误,是以蒋方震(百里) 与蒋智由(观云) 误作一人。在写前稿时,我们见到沈瓞民的回忆文中说:“《浙江潮》编辑中有蒋智由其人,主张君主立宪,鲁迅因与之作不调和的斗争,因之蒋就辞编辑的职务了。”(1961年9月23日《文汇报》) 一时不察,就据     

三、四十年代的文氓史济行——对鲁迅、郁达夫等人行骗诬陷的各种劣迹

史济行,浙江宁波人。曾用天行、史岩、王喻等笔名,在《幸福》、《茶话》、《创世》等刊物上发表“作家印象”之类的专栏文章。他还曾编辑汉口出版的《人间世》(后改为《西北风》)和上海出版的《新文学》等刊物。他在三,四十年代文艺界的行骗劣迹,有一些当时就被报刊杂志所揭露。鲁迅曾斥责他为“无耻之尤”。①郁达夫则尖锐地指出,“他见了普罗比普罗还要普罗,见了不普罗,比不普罗还要不普罗”。②然而史济行还有许多欺世盗名的劣迹,其中包括他两次伪造鲁迅早年佚作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至今仍为人鲜知。     

鲁迅与郑振铎

郑振铎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学者,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笔名西谛、郭新源,福建长乐人.他在北京念书期间认识鲁迅.一九二一年一月四日,文学研究会在北京中山公园今雨轩开成立会.郑振铎曾致函周作人,约请鲁迅参加,当时鲁迅因病,未能出席.同年四月,郑振铎到上海编《时事新报·学灯》,一九二三年主编《小说月报》,曾多次邀请鲁迅写稿.后来因讨论问题,合编笺谱,出版书籍,关系越来越密切.一九三五年间,他曾积极支持鲁迅编辑出版瞿     

“一身四面”与“鲁迅革命传统”

鲁迅生前时人编选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鲁迅在广东》《鲁迅论》《转变后的鲁迅》这四本论集,分别塑造了“思想革命鲁迅”“国民革命鲁迅”“革命同路人鲁迅”“共产革命鲁迅”四种形象,反映了大革命时代鲁迅的复杂参与所引发的关于“鲁迅是谁”的不同理解。这个“一身四面”的现象,看起来是鲁迅个人影响力的上升,实则是知识阶级在革命时代的逐渐分化,但鲁迅在此过程中始终坚持其“大革命”哲学,创造了属于自己的“鲁迅革命传统”。     

试论鲁迅早期对政治革命的态度——与魏绍馨同志商榷

近几年来,魏绍馨同志在鲁迅研究领域相继发表了《“学洋务”过程中的思想矛盾——关于鲁迅早期思想的对话之一》《“鲁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新议》《鲁迅小说研究视角的转换》等文,对一些有关鲁迅的问题提出了“新议”,其探索精神令人钦佩。但读过他这几篇论文后,觉得他始终贯穿着这么一个观点:鲁迅早期(本文特指辛亥革命前)是反对、漠视政治革命的。由于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对鲁迅前期功过是非的客观评价,故敢就此发表一点异议,以就教于魏绍馨同志并诸方家。     

鲁迅对瞿秋白“有所保留”吗?

周建人同志在百忙中写了大量回忆鲁迅的文章,对于我们阅读鲁迅作品和研究鲁迅生平创作,都有极大帮助和启迪,无疑是十分珍贵的文学史料。但其中有个别观点似乎欠妥。如《鲁迅回忆录》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10月出版)中有关鲁迅与瞿秋白的关系的论述即为一例。现就此问题略抒己见。《鲁迅回忆录》在谈到鲁迅与瞿秋白关系时写道:“鲁迅认为那些口头上说得漂亮、实际上并不实行的空头理论家是‘毫不足靠’的。他对……瞿秋白看法就是一个例子。……后来鲁迅在编《海上述林》时,只收瞿秋白的翻译,而不选他的文章,这就证明马克思主义者鲁迅对瞿秋白是有所保留的。”这里,周建人同志认为,鲁迅觉得瞿秋白“毫不足靠”,对瞿秋白“有所保留”,主要     

叶紫逝世日期考

叶紫是我国“左联”时期著名的革命作家,是鲁迅热心培植和器重的贫苦的青年作家。鲁迅曾以奴隶社的名义自费出版了他的短篇集《丰收》(《奴隶丛书》之一),并写了《叶紫作〈丰收〉序》,予以亲切的肯定和热情的推荐。但是,关于叶紫逝世的日期,迄今还没有一个公开的正确说法。《叶紫创作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 内《作者小传》说叶紫于“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逝世”;一九六二年八月出版的《丰收》中的《前言》,     

互文视域下的鲁迅小说《在酒楼上》与《水浒传》林冲故事

鲁迅小说《在酒楼上》与《水浒传》述写林冲故事的相关章节构成互文性关联,这一互文关系不仅建立在文本表层的环境描写和叙事结构上,也根植于文本深层吕纬甫、“我”、林冲以及鲁迅四人的内在联系上。通过《在酒楼上》隐藏的《水浒传》文本,一方面可以看到鲁迅个人伤痛的抒发,另一方面也能探寻到鲁迅对革命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水浒“游勇”的命运影射了革命知识分子的命运,《在酒楼上》的真正主人公“我”最终走上了继续抗争的道路,体现出鲁迅永远革命的斗志。     

逼视鲁迅心灵的真实奥秘——《心灵的探寻》浅析

钱理群《心灵的探寻》(上海文艺出版社“文艺探索书系”之一,1988年7月出版)以丰饶充沛的激情,纵横开阖的气度和触发幽微的笔力,切入鲁迅这个丰富而又复杂的内在世界,通过鲁迅心灵的方方面面的透视,揭示出鲁迅之所以为鲁迅的独特品格,包括他的平平常常和他的奇光异彩,使鲁迅这个真实的有机生命体,裸露出他全部的幽微与阔大,矛盾与痛苦,进取与彷徨,使人感受到鲁迅心脉的颤动,灵魂的搏斗,给予现代人们以多方面的启迪。作者超越了以前鲁迅研究的“政治革命”模式和“思想革命”模式阶段,从文化心理角度去剖析鲁迅的精神世界,拓展了鲁     

夫妇作家 比翼齐飞——王礼锡与陆晶清生平和创作道路述略

王礼锡与陆晶清是爱国诗人.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陆晶清开始创作新诗,1922年她考取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科,当时鲁迅给她们讲中国小说史.她与鲁迅课外联系较多,经常向鲁迅请教,也得到鲁迅的关心.1926年陆晶清还和石评梅编过《世界日报》,发表了很多文学作品.陆晶清敬仰孙中山,孙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一直鼓舞着她奋斗.陆晶清在主编《河北国民日报》副刊时认识了王礼锡.王礼锡于1930年赴日本东京,陆晶清1931年赴日本与王礼锡在日本结婚.婚后三个月回上海.她协助王礼锡编辑《中国社会史论战》,她与王礼锡一起,与丁玲、冯雪峰、郑伯奇、戈公振、陈望道等发起组织中国著作家抗日会.她的《唐代女诗人》的出版,填补了我国女性文学研究的空白.后又出版了诗集《低诉》和散文集《素笺》、《流浪集》.王礼锡出版有诗集《市声草》、《今日中国》,他曾见过世界著名作家高尔基、巴比塞.陆晶清现已是86岁的老人了,是“五四”时期女作家,在大陆上硕果仅存的,只有冰心和她二人了.     

青木正儿论鲁迅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对鲁迅作过高度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毛主席同时还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国民党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中,“共产主义者的鲁迅,……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近代留日学生的革命性——对《浙江潮》编辑群的历史考察

《浙江潮》编辑群是近代中国历史上非常活跃的一个群体。他们在短暂的一年办刊时间里,以期刊为阵地,发表了大量倾向革命的文章,是近代留日学生文本革命的典型。《浙江潮》编辑群的形成具有复杂的历史共性与个性特点,他们的思想在倾向革命的同时,仍有青年人所特有的稚嫩和时代的弱根性。以《浙江潮》编辑群为代表的近代留日学生所掀起的文本革命,具有科学性和国际视野的特点,地域特色鲜明。不仅对辛亥革命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同时对其后的思想解放和革命思潮,均有积极的示范效应。     

读茅盾的抗战杂文

茅盾不仅是著名的的小说家,杰出的散文家,而且是革命战斗杂文大军中的一员主将,在杂文创作上也是硕果累累。早在20年代初,他就为《文学旬刊》“写了许多杂文”,1925年又在《文学周报》和《小说月报》上发表过不少“文学评论和杂文”。后来,有人把他和鲁迅先生并列称誉为《申报·自由谈》的两大台柱。抗战时期茅盾来到重庆,用他的笔为神圣的抗战鼓与呼,在写小说和剧作《清明前后》的同时,还积极从事杂文创作,获得丰收,于1945年出版了杂文集《时间的纪录》。     

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正确继承鲁迅的革命实践精神

研究鲁迅先生的思想发展道路问题,实质上就是研究鲁迅先生究竟是怎样地认识和掌握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问题。人们之所以能够比较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和比较自觉地掌握客观规律,总是需要经过一个反复的不断实践的过程的,鲁迅先生自然也不能例外。事实上,鲁迅先生整个思想发展过程中,是一时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或离开过革命的社会实践的;他在发展过程中的每一具体步骤的各种思想、言论,无不深深地打上了阶级斗争的烙印,具有十分鲜明的实践性质。鲁迅先生整个思想发展同样证明:认识来源于实践。可是,近几年来在关于研究鲁迅先生的“思想演化”——即探讨他如何认识客观真理的具体过程问题时,有人却认为鲁迅先生是通过抽象的“对思辨世界的勇敢的探寻”和“痛苦的自省自讼的过程……才能逐渐认识真理和人民”的,这就是一种完全和实践的过程相对立的所谓《心灵的历程》。在这里,我们和《心灵的历程》作者存在着原则的分歧:我们认为鲁迅先生的认识的基础在于实践,这种实践是具体的社会实践,其主要内容是他积极参加了改造社会的阶级斗争;《心灵的历程》作者却把鲁迅先生个人的意志活动、精神活动看作实践,其主要内容则是“他那自省自讼精神的寻路者的心灵世界”发生“变化”而已。从这样的一种实践观出发,《心灵的历程》全书通过“上篇”对《狂人日记》的分析,证明这篇作品是鲁迅先生“在民主启蒙运动中,当他谛视人的心灵深处,他就愈是感到时代力量的强大和战斗的鼓舞”的产物,而“狂人形象的精深、博大的意义”则在于“从狂人的生活实践和思想探索的程途中,他的性格合乎规律地发展起来”,“那震颤的心灵的琴弦,……显现了战斗者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和“空前地表现了美将获胜的这一新的欢乐的主题。”在“中篇”里从分析鲁迅先生一系列的关于知识分子的小说中,说明“鲁迅笔下的每一个形象”和“每一个小小的心灵世界”“所联成的心灵历程的河流里,异常清析地反映了鲁迅自己的心灵航行的一段经历。”在“下篇”中更进一步通过《一件小事》等第一人称的小说、《过客》等散文、《华盖集》和《两地书》中所提到的“我”字,统统集中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形象——即鲁迅先生自己本人的化身,从而说明这一切便是他“在各种不同环境中的经历和内心活动”的反映,最后并得出了“只有通过一个思想上的艰辛的痛苦的自省自讼的过程”,鲁迅先生“才能逐渐寻获新的道路,才能逐渐认识真理和人民”的结论。从表面上看,《心灵的历程》在全书的个别地方也提到了鲁迅先生“重视实践”、“实践丰富了鲁迅的认识”等等,但是由于作者不能正确理解和把握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致使自己的研究走向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反面。     

“悠悠我思”=“百年”=“世纪”

鲁迅在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六日致钱玄同信(《鲁迅书信集》第19信)中,提到一位“悠悠我思”。周作人著的《知堂回想录》中已说明,“悠悠我思”即陈百年。陈百年,名大斋,百年是他的字。浙江海盐人。早年留学日本、德国。时任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撰稿者。我们知道,鲁迅是喜欢而且很善于给别人起外号的。但为什么称陈百年为“悠悠我思”.却还值得作些考证。按,“悠悠我思”句出《诗经》,凡四见。《秦风·渭阳》:“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赠之,琼瑰玉佩。”《郑风·子     

鲁迅论章太炎的倒退

章太炎是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在学术上又是卓有成就的学者,鲁迅称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他晚年从一个革命前驱倒退成为“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这是什么原因呢?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是有所论述的。但是,我们看到一些论者却根据鲁迅的论述,把章太炎颓唐倒退的主要原因,归结为脱离人民群众和时代的革命斗争。例如有一篇文章说:章太炎在“辛亥革命以后,时代前进了,革命深入了,他不仅没有继续前进,反而后退了,教训何等深刻。”又说:“‘既离民众,渐入颓唐’。这是鲁迅总结章太炎后期之所以落伍的一个深刻教训。”(见周建人:《回忆鲁迅》第40、44页)还有一篇文章也说鲁迅认为章太炎倒退的最根本原因就是“既离民众,渐入颓唐”。这些都是很有影响的说法。但这种说法是不是符合鲁迅的论述和看法呢?我们认为是值得商榷的。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对章太炎的倒退是有过两种论述的意见的。不过他的论述不是从正面而是从侧面来论述的。他把章太炎和高尔基作了对比来进行分析论     

“他身上流淌着农民的血液”——鲁迅与浙东民性之联系

鲁迅的故乡浙江之东——绍兴。鲁迅幼年至青年时期,过着绍兴城平民的生活,仍然保留着浓重的自耕民的特征与气息。鲁迅与农民存在着深刻的血缘联系,而且已成了他的精神气质,使他不可避免地保存着某种农民的因素。鲁迅的“农民气质”转化成的无意识创作趋向,也深深地渗透于他的小说之中,如《故乡》、《社戏》等作品。     

鲁迅在“五四”以前对文坛逆流的斗争——关于他和通俗教育研究会关系的一段史实

鲁迅先生的文学活动和战斗光芒,从1918年起重新开始辉煌地展开,这已经有不少同志作过了细致的论述和分析。但是对于他在“五四”前夕,特别是参加新文化革命阵营以前的思想情况和具体行动,由于这几年间鲁迅先生极少、甚至几乎没有用文字表达出来,因此在所有关于鲁迅传记中涉及这段史实时往往简单略过。近几年笔者参加天马电影制片厂“鲁迅组”工作,在创作组叶以群、陈白尘等同志、特别是导演陈鲤庭同志的具体指导和其他同志的帮助下,对鲁迅先生早期史实进行了一些初步的调查和探索。其间承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中华书局图书馆、浙江图书馆、作协上海分会资料室、北京、绍兴和上海的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许多同志的热情帮助,先后阅读了它们所保存的《临时政府公报》、《文教》、《教育部编纂处月刊》、《教育公报》、《教育部行政纪要》、《通俗教育丛刊》、《通俗教育研究会报告书》和其他有关书刊,从中发现了很多有关鲁迅先生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职期间的文献和纪载。知道了早在“五四”以前的1915-1917年间,鲁迅先生就对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在文坛上泛滥的一股反动的文学逆流——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等展开了斗争。这些史实和材料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鲁迅先生的思想发展,颇有启发和帮助,因此特作简要介绍,以供“鲁迅研究”工作同志们和广大读者的参考。     

回忆在“孤岛”时期的文艺战友们

一 上海沦为“孤岛”以后,我曾编过两种期刊和两种副刊:期刊是《学生生活》半月刊和《生活与实践丛刊》,副刊是《堡垒》和《集纳》。 《学生生活》半月刊的出版时间,大约在一九三九年。主办人是复旦大学教授蒋寿同,由《鲁迅全集》的出版发行人黄幼雄负责发行事务,我仅负责编辑工作。为这个刊物写稿和作画的,有叶夫、吴景崧、陈琪等。因刊物再也找不到,很难记叙当时的细节。《集纳》是《中美日报》的副刊。我接编后改为纯文艺性质,主要写稿的有横恒(女)、钱今昔、过客(蒋星煜)、徐翊(徐开垒)、钟子芒、马博良、谢紫灵、黄琦等。从1941年10月1日到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入“孤岛”为止,前后仅编两个多月,时间十分短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