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院里好日子

这是一群特殊的老人,他们年轻的时候,或是在前方转战南北、浴血疆场;或是在后方与敌周旋,默默奉献;或是为了革命失去了父母子女。这是一群孤独的老人。他们有的孤身一人,无依无靠;有的子女亲成远在外地,无法顾及。这又是一群幸福的老人。他们不愁吃穿住,不忧生老病。面对一拨拨看望的领导和群众,他们从心底进出幸福的心声:“光荣院里好日子!”他们,就是在黎川县光荣敬老院颐养天年的老     

论集体权利与个体权利

本文认为,集体权利一般是指某一社会共同体的公共权利;个体权利一般是指社会个体的私有权利。二者不完全是多数人利益与少数人利益的关系,更不是集体主义还是个人主义的区别。集体权利不是个体权利之和,集体公权利也不能在量与质上分割为个体私权利。作者具体分析了法律上复杂多样的权利形态,包括个体私人权利、个体协同权利、群体同有权利、个体共有权利、集体公共权利、社会共享的公共权利、个体与集体并有的权利,等等。文章探讨了集体权利与个体权利之间存在的平等并存、互不侵犯和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转化以及相互对立或对抗的辩证关系,指出: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人权的本质区别归结为是重视集体人权还是重视个体人权的区别,或提出“集体权利高于个体权利”的一般命题,都是不确当的。社会主义国家既重视集体权利,又十分重视个体权利。在一定意义上,集体权利归根到底是为实现个体权利这一最终目的服务的。     

消散式遏制：中国劳工政治的比较个案研究

中国激烈的劳工抗争为何未能得到持续的扩展而被国家逐步平息,笔者试图通过对正式国有工人和长期临时工人的比较研究来回答此问题。本文聚焦这两组工人具体的斗争过程和机制,考察他们如何通过在街头抗议、集体上访和法律仲裁等不同斗争路线之间的穿梭,从而实现与国家代理人的互动。研究发现,这两类工人在斗争过程中获得了不同的象征性满足而不是物质上的让步;他们的满足方式的差异是国家代理人依据两类工人各自不同的历史轨迹和社会身份所做出的有差别的策略性回应与引导的结果。与强调工人内部分化导致集体无行动的“工人分化论”不同,本文所谓的“消散式遏制”强调分化的工人同地方国家代理人之间的互动,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工人们未能实现抗争可能带来的阶级认同,而是丧失了最初的激进动力和挑战性,逐步屈从于国家的和平驯化过程 。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是怎样炼就的

<正>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评选表彰活动是由中组部、中宣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国家公务员局组织的。这次表彰会共授予99名公务员"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授予80个集体"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荣誉称号。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公务员局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从中选择了6位普通公务员的模范事迹,从他们的言行中,感受到正是他们对党和国家的无私奉献和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责任担当,实现让人民满意的无尚光荣。     

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教育的历史实践、基本经验及其现实启示

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确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才取得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其基本经验主要有:注重理论体系的构建与阐发,为理想信念教育奠定牢固基础;紧扣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实际,为理想信念教育提供现实土壤;改进教育方式方法,为理想信念教育提质增效。现实启示是: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理论伟大旗帜,是理想信念教育的力量之源;始终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是理想信念教育的根基所在;始终坚持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是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抓手。     

革命、改革与现代再造:村社集体变迁的历史逻辑

学界关于中国村社集体的认识分歧巨大。村社集体是勾连国家与社会、上层与基层、政党与群众的结构“接点”,也是勾勒传统与现代、内生与外源、革命与改革制度变迁的历史叙事“接点”,用历史制度主义研究村社集体的过去、现代与未来具有重要的理论优势。文章从结构与历史两个层次,展开了村社集体的本体论、村社集体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村社集体在治理结构中的功能等三个方面的讨论。中国村社集体是家户制的社会本源与现代国家之间的复线历史博弈后的双向建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传统和新基础,但宗教性的家户认同与集体主义认同式微,需要建立基于功能的工具性认同。学界需要建立集体所有制是我国的产权制度优势的共识,真正使村社集体的权能行使通过制度化落地。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国家试图打通乡村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村社集体需要在结构和技术上适配现代治理场景。     

德鲁兹和伽塔里的精神分裂分析学(上)

本文旨在对德鲁兹和伽塔里的精神分裂分析学作初步的介绍和评估,其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就他们对欲望的重新规定进行探讨;第二部分涉及他们对欲望在不同社会的演变,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伊狄浦斯化"的解释;第三部分则基于他们的有关论述而集中说明精神分析学与精神分裂分析学的关系以及精神分裂分析学所想象的"欲望的革命".     

妇女的数字生活方式

目前在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大学生中(除计算机科学和工程专业之外),女性人数比男性人数还要多,这部分是由于信息革命的压力所致。突然之间,各个公司,以致各个国家需要所有聪明和富有创造力的人才,而他们不能忽视占人力资源一半的女性。人们对这一文化转变的认识尚不深刻,但它却是相当重要的,它将使妇女的工作模式和未来成就发生巨大变化。在西方国家现在已有许多关于工作场所女性化的议论,而这一文化变革也是促成这种现象的因素之一。作为过去几十年妇女运动的成果,青年女性确信她们可以拥有一切,可以做任何事情,她们有勇气进入任何新的领域。…     

艺术、生活和现实

人们常认为艺术远离现实世界,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艺术与现实之间有着明显的和无可争议的区别。但现在人们认识到,这种区别既不明显,也非不可争议,而且带来了许多问题。重要的是,这些问题对人们很有启迪,能够帮助认清艺术在日常生活中所处的复杂而又微妙的地位。一、艺术与现实关于艺术与现实之间区别的争论已有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这种曲折性和随之而来的许多问题都是因为有关“区别”本身内涵的论点颇多,相差甚远。最早的论述者是柏拉图,他反对艺术源于生活、模仿现实而又不等同于现实、艺术只是反映真实世界,因此必须有别于真实世界的说法。     

我国先进知识分子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的先锋桥梁作用

毛泽东同志一九三九年在分析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状况的时候说:“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这是一个符合历史实际的公正评价。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工人农民,如果离开了这个根本的革命力量,中国革命是不可能胜利的。但是,在旧中国工农劳动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下,没有学习文化和掌握科学知识的条件,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方面也遭受凌辱和压迫要求革命,另一方面他们有科学文化知识,政治上较为敏感,因而他们是首先觉悟的成份,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他们传播到工农群众中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开花、结果的。下面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中考察一下先进知识分子的这种作用。一、先进的知识分子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接受者、积极的倡导者和热情的传播者。     

广场的诞生——现代文学中的集会书写

中国传统社会的集会常与岁时节庆、宗教祭祀等相关,承载了祈福禳灾、商业生产、体育娱乐甚至男女邂逅、审美怡情等多重功能。中国现代作家成长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期,他们笔下也留下了一些以岁时节庆集会为背景的作品。而传统岁时集会在中国社会的近现代转型过程中逐渐消散,现代大规模的群众集会与政治运动密切关联。群众大会的出现是革命运动的产物,成为革命运动的典型场景和开展形式之一。这些政治集会有多种类型和名目,如庆祝大会、成立大会、表彰大会、誓师大会、动员大会、纪念大会等等。与革命集会相应而生的是广场和礼堂作为近现代建筑的出现。作为革命集会的另一典型形式的"斗争会"成为现代革命文学的典型场景。     

精英型与草根型框架借用——比较失地农民与知识精英的集体抗争

本文利用“框架借用”的概念,对处于同一集体抗争“主框架”下的失地农民与知识精英两个不同性质群体的集体抗争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失地农民通过借用知识精英的话语及策略以建构自己的运动框架,形成草根型框架借用;同时,知识精英也利用失地农民叙事框架的“弱势”特征,形成精英型框架借用,而二者之间的非对称性,很可能导致精英将草根的利益诉求进行“失真处理”,使草根的部分利益诉求被“置换”。     

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的比较研究

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均是现代民事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之间在法律特征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因而各国立法及理论上对两者究竟有无区别，观点也不尽一致。概而言之，有“同一说”与“区别说”之分歧。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主张同一说，将情势变更同不可抗力作为同意语使用，主张不区分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而以原联邦德国民法理论及实践为代表，则主张将两者加以区分，认为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是两个独立的法律范畴。我国民法上并未明文规定情势变更原则。对于两者究竟应该如何认识，是采取同一论还是采取区别论…     

解构神圣革命历史——新历史小说研究

新时期的新观念给了新历史小说作家们新的创作思路,追求真理,还原历史原貌的欲望使一批作家将目光投向了革命历史,而伴随着他们成长的红色经典成为他们首先需要解剖、考察的对象.因而,当小说内容涉及当时不可避免地被卷入革命洪流的具体情节时,新历史小说体现出了消解神圣、解构既有历史观念的立场,将正史化的战争历史变为民间化的地方史、家族史、村落史.而在革命历史小说中所建立的那种阶级出身与政治倾向之间的必然联系也被彻底打破.     

略论洪秀全、孙中山与基督教关系之异同

洪秀全和孙中山在革命过程中，都对基督教有过吸收和利用，这是他们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个部分，有其相似之处。但由于二人的个人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所领导的革命的内容、宗旨各异，在很多方面又显示出很大的不同。总的来说，洪秀全对基督教的了解只是感性的、粗浅的、外在的，而孙中山的理解则更为理性、深刻、内在。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了解基督教与中国革命的一些关系，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一、接受基督教的途径１８４３年，洪秀全开始阅读梁发所著的《劝世良言》，正式接触基督教。《劝世良言》共有６０多篇短文，其中直接抄录马礼…     

“革命的耶稣”:非基背景下教会人士对孙中山的形象建构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国民政府及社会各界都以不同形式纪念孙中山,但他们有意或无意忽略孙中山的基督徒身份。而一部分教会人士则恰好相反,刻意强化了孙中山的基督徒身份,强调其基督教信仰与中国革命的紧密关系。部分教会人士把孙中山的形象建构成革命的耶稣,其目的是以此来调适基督教与中国政治、文化的紧张关系,回应当时激烈的非基督教运动。然而,神化孙中山的做法当时不仅得不到教会之外的认同,即使在教会之内也有不少人反对。     

感性表达与理性反思——革命历史小说与新历史小说比较

与革命生活的较近的时间距离使革命历史小说作家们对新、旧两个世界有着深刻而鲜明的认识,他们无法遏止在新政权下昂首挺胸的激动情感,强烈地希望表达自己对刚刚发生过的重大革命历史生活的认识和看法。新历史小说作家与革命历史本身都有很遥远的距离,那段生活对他们来说是陌生而概念化的。他们的创作所表达的是一种积淀了深层理性反思的认识,具有新的深刻的思想深度。     

今日科技革命诸特征

80年代的美国是以科技革命新阶段的发展为其特征的,一般来说,这一阶段始于70年代后期。它对国家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许多苏联和国外研究者们将科技革命新阶段的形成与发展首先和以利用微电子为基础的新技术和新工艺在生产和社会生活不同领域的推广联系起来。在1987年出版的一部集体著作中,苏联学者们指出:“科技革命现阶段首先是以科学技术创造本身、物质生产、流通和销售领域的电子自动化为特征的。”许多资产阶级学者则认为微电子工艺的     

社会规范与社会关系

本文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社会规范与社会关系:定义、研究的方面及其与活动的相互关系”;第二部分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规范与社会关系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表现特征”。社会规范是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以制度一系统形式反映出来的活动与社会关系的客观调节器,这种调节器能够显示活动和社会关系的特征与相互关系。而社会关系则是社会主体之间稳定的和必要的具体历史联系,在这里,这种联系表现为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实现人类活动的方法和手段。     

党的思想建设理论的形成、发展及现状

重视思想上建党,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内容,是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建设的一条重要原则。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突出特点,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决定条件,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区别的一条分界线。一、党的思想建设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历来十分重视从思想上建设党,他们对思想建党理论都有深刻的论述。1.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他们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正是基于这样认识,他们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锻造最先进、最锐利、最科学的革命理论武器——科学共产主义而苦苦地、不知疲倦地奋斗了一生,创立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