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先保护"理念下的我国少年刑事司法模式选择

在特殊保护理念下,各国司法在处理少年违法犯罪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福利模式、刑事模式、社区参与模式和恢复性模式。我国现行参照成人报应性司法的少年犯罪处理方式,已经难以应对日趋严峻的少年犯罪,因此,建立适应中国国情的少年刑事司法已经势在必行。鉴于福利模式容易导致过度保护和"实质不公";刑事模式存在保护手段与保护目标的矛盾;社区参与模式在我国又缺乏相应的社会基础;单纯的恢复性模式又难以适用所有的少年犯罪,因此,有必要建立兼顾国家、社会和个人利益,体现优先保护理念,又兼有多种模式特点的我国恢复性少年刑事司法,以最大限度地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从刑行交叉视角看待行政犯罪及其惩罚

刑行交叉是研究行政犯罪的关键,基于刑行交叉的视角,将行政犯罪界定为违反国家行政法律规范而又触犯刑律,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同时,基于此视角,探讨了行政犯罪惩罚的根据即其法律责任,得出了刑事责任优先的刑事、行政双重责任的结论,进而强调实现行政犯罪的惩罚关键要做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针对实践中的问题提出对策。     

论中国特色少年司法之功能定位

以报应为观念基础的刑事司法程序,以揭露和惩罚犯罪为主要目的,因而被赋予以证据揭示已然犯罪事实、公正分配刑罚责任的主要功能;以宽恕为观念基础的恢复性少年司法,则以促进罪错少年康复,即回归健康成长之路为目的,因此,需要被赋予以证据揭示已然和未然罪错事实、公正分配道义和法律责任,修复受罪错损害的社会关系的功能。     

论新中国刑事政策的历史发展

刑事政策是代表国家权力的公共机构为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正义;围绕预防、控制和惩罚犯罪所选择的策略和措施。我国的刑事政策经历了一个从“严”向“宽”的成长历程。为什么我国进入21世纪以后提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镇压与宽大”刑事政策为什么会是严的起点？改革开放以后的“严打”刑事政策为什么是“严”的继续？分析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出的社会背景及其在立法、司法中的体现,并讨论其历史背景,是理解新中国刑事政策的要义所在。     

论犯罪成本的经济学分析

犯罪作为社会发展的副产品,尤其在社会转型时期呈现出高发态势,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通过犯罪的成本分析,从经济学角度认识犯罪、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促成立法上的谦抑、司法上的慎刑、执法上的威慑和守法上的理性,形成科学的刑事政策体系和有效地犯罪控制机制以及谋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和谐效应

现阶段的中国在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思想引领之下,强调实行并进一步完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这一基本刑事政策作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基本刑事政策的延续与调整,将科学地纠正“严打”政策,有效地应对各种形态复杂的犯罪现象,坚持和谐的司法理念,遵循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从根本上提高和完善社会主体的道德素质,人文关怀、维护人权自由平等、保障人道主义精神。     

社会福利领域的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之争——基于历史角度的分析

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构成福利领域行为动机考量的伦理基础。重视利他主义的福利制度设计多强调减少不平等,利己主义则倾向于个人的能力和追求自身福利的最大化。从社会福利的宗教伦理、经济学以及社会政策三个思想来源来看,其中的利己主义思想由于与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协同性而占据社会的主导意识。然而社会福利内在的利他主义和公平正义又成为社会经济体存续的重要因素,从而使得福利思想中的利他和利己主义的争论持续存在,主要集中表现于:福利是否需要奖惩机制,福利是否需要附加条件,福利采取普惠型和还是补缺型,福利在个体和群体之间分配的前提是基于原子式的还是伙伴关系。这些争议同样反映在我国现阶段社会福利实践中。对于福利制度急切要做的就是重新设计其目标,从制度层面来强化集体主义精神和利他行为的激励,以更好地维持整个社会系统的存续。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反贪污贿赂刑事政策思考

反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是国家为预防、控制和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所采取的策略和措施.刑事政策的不同选择,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具有不同的导向,并直接影响着预防和惩罚贪污贿赂犯罪的效果.<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现阶段国际反腐领域最重要的国际法文件,它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反腐理念和机制,改变了人们对传统贪污贿赂犯罪控制模式的认知,其意义不仅为完善我国反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提供参考,更为我国反贪污贿赂犯罪刑事政策的调整提供了契机.     

挪威福利原则与改革趋势：社会权将更具条件性？

人们将“北欧福利模式”视为西方福利国家的一种独特模式。北欧模式的一个主要特征是社会保障、健康以及惠及全民的教育政策,换句话说,即基于普遍性原则的社会政策。近期的改革趋势不得不令人质疑：普遍性原则当前在挪威这个福利国家是否受到了威胁。大体上,福利国家都以不同的规范、价值观和原则为基础。从几种主要福利原则可以看出,在现代北欧与欧洲其他福利国家近期改革中,重心从普遍性原则转移到更强调互惠性与标的设定原则。后两者更侧重合同、义务和激励措施,以使人们为个人幸福承担更多责任。     

基于福利多元理论视角下“医养协作”模式的实施与效果评价

目的探讨基于福利多元理论视角下"医养协作"模式的实施效果。方法选取2019年11月至2020年6月齐齐哈尔市龙沙区符合入选标准的5所养老机构的老年人与护理员作为研究对象,在研究机构开展"医养协作"模式。医疗机构为养老机构提供健康知识宣教、常用护理及康复技术培训、定期诊治及护理、就医绿色通道等医疗服务,养老机构建立并完善老年人健康档案。比较干预前后老年人慢病知识掌握情况、老年人对护理员服务的满意度、老年人生存质量及护理员常用护理及康复技术掌握情况。结果干预后,老年人慢病知识掌握情况、老年人生存质量与对护理员服务的满意度得分的变化与干预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员常用护理及康复技术掌握情况与干预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基于福利多元理论视角下"医养协作"模式的实施,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慢病知识、改善老年人生存质量、提高护理员常用护理及康复技术及老年人对护理员服务的满意度,为构建系统规范、标准明确、经济有效、切实可行的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合作模式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刑事听证机制功能定位的反思与重塑

基于办案机关回应办案压力的现实需求和实现司法民主的政策导向，我国刑事听证机制经历了以压力化解为基本功能定位的发展历程。然而这一功能定位导致刑事听证机制在实践运行中被异化，片面强调其应对信访压力、规避责任追究、回应社会关注等功能。由此导致刑事听证机制的制度设计出现偏差，对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保障和待听证事项的公正决策缺乏关注。对此，要实现刑事听证机制的功能定位回归权利保障和公正决策，并以此为基础推进刑事听证机制的制度优化。     

个人主义价值观影响下的美国福利政策演变

受个人主义文化观的影响,早期美国社会政策强调个人责任和地方政府责任,联邦在济贫方面的作用有限,这也导致了美国慈善事业的迅速发展。20世纪20-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改变了美国人的观念,美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福利的综合立法《社会保障法》;经过50-60年代的“向贫困开战”的运动,美国迈向了“不情愿的福利国家”行列。形成“不情愿福利国家”的主要因素有个人主义价值观和保守主义思想观。     

走出保护与惩罚之间的迷思——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再检视

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构成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基础,＂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是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本体。14～16周岁的未成年人之所以成为转化型抢劫罪的犯罪主体,是因为转化型抢劫罪属于非身份犯,转化型抢劫罪与抢劫罪可做同质性评价,司法实务中的生态环境也认可这一观点。在此前提下,依行为人暴力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轻重采取不同的出罪机制或者弱刑罚化路径,能够彰显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与＂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理念。从而,实现规范与政策的有效弥合,达到制度与理念的和谐统一。     

经验与逻辑: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进境

基于对刑事政策实践经验与法理逻辑的考量,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秉持刑法之严,又张驰刑法之宽,其价值体现为预防犯罪、保障人权和惩罚犯罪,定位于宽严并用和宽优于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在要求外化为谦抑与惩戒两种合理向度,由此可在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社区矫正以及刑事和解等界域,廓清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进境.     

简论中国古代"恤幼"思想及其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影响

中国古代深受儒家人本主义思想影响,"恤幼"思想就是表现之一."恤幼"思想认为国家、社会和长者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主张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不同于成年人的特别宽容,在刑事责任年龄上、在刑事处理上主张对未成年人给以更多的关爱,并将其体现在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中.这些思想对我们当今社会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例如确立"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强调未成年人宜教不宜罚的"保护主义优先原则"以及构建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等等,对我国当前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都具有一定的影响.     

国家本位型刑事政策模式的探讨——刑事政策模式研究之二

根据马克思·韦伯"理想类型"研究的理论,刑事政策可以划分为3种"理想类型"模式,即国家本位型、国家·社会双本位型、社会本位型。国家本位型刑事政策是国家至上理念在惩罚犯罪中的表现形式。国家本位型刑事政策又可分为专制型刑事政策和极权型刑事政策。在国家至上理念的支配下,刑事政策构成的形式要素与实质要素在不同的形态中呈现出不同的变项,表现出不同的结构形态。     

刑事政策的概念与方法

针对我国目前刑法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认为需要引入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在界定刑事政策的概念、廓清刑事政策的研究对象与范围、厘定刑事政策学与其它相关学科关系的基础上,提出刑事政策在方法上要依靠综合治理、注重人文关怀、强调国家责任,并希求引起刑法学方法论的更新.     

包容性增长与我国发展型社会福利政策构建论析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福利政策作为经济政策的附庸,呈现出渐进性、保守性的特征。与传统的社会福利思想不同,"包容性增长"注重福利项目的生产性和投资性取向,认为经济和社会是发展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强调发展成果惠及所有社会阶层。"包容性增长"理念从中长期发展战略角度出发,致力于对公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及上游干预,有利于克服政府短期行为等弊端。具体而言,我国社会福利政策制定前提应向"社会投资"转变,调节重点应向"初次分配"转变,政策过程和政策形式应向"权威化"转变,运营主体应向政府与民间相结合的方向转变。     

刑事司法中环境修复责任的多元化适用

在刑事司法中适用环境修复责任契合“运用司法手段修复生态环境”的政策导向,具有“惩罚犯罪和修复损害”的双重责任功能,顺应“刑事、民事和行政责任功能融合”的发展趋势,是符合法律责任规律的制度安排。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环境修复责任得到多元化适用,但也面临“法律依据不足”的困境,存在“责任性质认知困惑、责任方式适用混乱、超越司法职权边界、滋生裁量失控风险”等问题。就适用方式而言,提倡将环境修复作为量刑情节、非刑罚处罚措施和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方式予以适用,并通过完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刑事和解制度和社区矫正制度等司法制度,为环境修复责任提供多元适用途径。     

新旧福利经济学的价值观差异

新旧福利经济学不仅以边际效用理论作为自己的经济学基础,而且以功利主义伦理理论作为自己的哲 学基石。但是,在新旧福利经济学之间,其价值观的差异也是明显的。旧福利经济学强调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强调 分配均等和国家干预。而新福利经济学则更注意强调福利的全民性,并主张通过提高效率来增进社会福利,同时 强调个人自由。尽管新福利经济学从效率的角度表达了试图解决社会分配问题的意愿,但仍然只是一种理想境 界,缺乏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