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及其理论归宿

张钦在《学术论坛》2006年第12期撰文指出，生态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以自然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哲学思辨，是生态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但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所以，生态伦理学研究生态环境保护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必须立足于人类自身，立足于人类的整体利益。人类整体利益包括两个维度，即人与自然维度上的人类整体利益和人与人维度上的人类整体利益。我们在建构生态伦理学的理论体系时，不能撇开政治、经济利益背景，抽象地构建面对自然的“类”的生态伦理学，而应当研究面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人”的生态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的实践功能只有着眼于人一人的维度上的人类整体利益，才能转变为现实的物质力量。在人与人的维度上，协调同一时代的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不同时代的本代人和后代人之间在生态资源分配和利用中的利益冲突，促进人类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是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归宿。     

论人与自然的双重关系

在目前的生态伦理学研究中,人们将“自然”等同于自然物,并围绕着自然物本身是否具有内在价值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本身的不可公度性和不可调和性宣告了生态伦理学的道德谋划处于失败的境地.“自然”不仅是自然物,也代表自然宇宙秩序.因而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单向度关系,而是双重关系:一为人与作为自然宇宙秩序的本体自然的关系,二为人与物性自然的关系.建构人与自然的双重关系,在不可僭越自然宇宙法则和充分利用自然物之间保持必要张力,从而使人既能够合理地利用自然物,又能够限制人类对自然物的滥用.     

人与自然:从哲学语境到生态伦理学语境

在哲学语境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基本话题,它构成了生态伦理学语境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背景和哲学基础。西方哲学语境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观点具有三种形式,即古代形式、近代形式和现代形式。以此为背景和基础,生态伦理学中分别具有了以第二种形式为背景和基础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似乎以第三种形式实质以第一种形式为基础的自然中心主义。自然中心主义是在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上诞生的学说,它若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以第三种形式为背景和基础因而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生态伦理学,并且有效彻底地解决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那就必须真正接受第三种形式的启示,在自然中心主义的基础上有机融合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     

主客体关系的嬗变与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

主客体关系与生态伦理思想直接相关,主客体关系的嬗变必然会带动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古代文化中,主体与客体主要是一种一体关系,人对自然采取敬畏的态度,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人类生态伦理思想是潜在的、自发的。近现代文化中,“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取代了古代文化中主客一体直觉体悟式的原始思维方式,人对自然的认识关系取代了人与自然的共在、融合关系,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人类生态伦理思想处于缺失状态。当代生态文化中,主体与客体是有机统一的关系,生态文化把自然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将“人—社会—自然”看作一个复合生态系统整体,强调“人—社会—自然”的协同发展,体现了人类生态伦理思想的深度觉醒与自觉。     

马克思恩格斯论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当代意蕴

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认识论维度,注重人类怎样认识自然规律进而改变自然界,它是人和人之间关系形成的基础,具有发生学的意义;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人类实践活动的本体论维度,它决定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开展形式、程度及未来的发展方向.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始终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彼此交织,这二者共同促进了人类文明史的不断进步.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透过辩证思维来把握人和自然之间的共生关系,为我们透察当代中国生态问题的特性寻觅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浅析马克思生态学的重要意义

在马克思的思想之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学的观点,贯穿在他的主要著作的生态文明理论,是以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为中心内容的。它揭示了自然与人、自然与社会、自然与历史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对今天的生态伦理学的发展,以及当今人类能否正确解决环境危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     

可持续发展视野中人与自然的关系

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随着人与自然的差分而产生的。人为了生命的延续,首先要在自然中生存下来。人为了生命的存在,首先要衣食住行。人类的所有活动都不能不同自然发生关系,整个人类发展史就是人与自然冲突融合的历史。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必然与自然发生着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交换。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在不同程度上威胁、攻击、破坏着生态自然的生存和发展,并造成了环境恶化,生态危机,进而直接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原子能技     

环境问题的哲学剖析——兼论人与自然、人与人两种基本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整体与其外部环境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是人类整体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前者规定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及对待自然的态度,这种关系是否合理决定着人类的存在命运。后者规定具体的人在人类整体中的位置以及对他人、对全人类的态度,这种关系是否合理决定着人类内部秩序是否正当有序。一系列环境问题的实质就是没有处理好这两种关系的结果,环境破坏既是人类对自然权利的损害和对自然义务的忽视,又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权利的损害和义务的忽视;保护环境要求享受环境权利与承担环保义务相统一。     

论马恩的人与自然和谐思想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也是各个时代哲学的主要论题之一.在人类哲学思想的演进中,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批判传统哲学、创制唯物史观的过程中,科学地阐明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存在论前提,以科学的实践观为理论锁钥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相互中介、人对自然的改造与自然对人的报复以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思想是当今人类探索走出发展困境的具体路径的思维平台和源头活水.     

人与人关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殖民化

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形成了两种基本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改造自然界实践活动中最基本的关系,它关乎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与存在,规定着人类在宇宙中的合理位置。正是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才展开了人与人关系以及人类历史的画卷。人与人的关系关乎社会秩序,它探究如何以合理的组织形式实现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维系社会秩序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虽然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但它们也有各自的话语权和各自适用范围。然而近现代以来,人与自然关系的话语权被人与人关系所剥夺,认为没有人与人的关系就没有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发生了人与人关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殖民化。这种殖民化的后果是人与自然的本真关系被遮蔽,生态危机则是这种殖民化的逻辑后果。     

拟人化思维：生态伦理学的致思模式

生态伦理学是人们把原本只适用于人类社会或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学推而广之,研究生态环境与人之间的价值关系时,创建出的伦理学分支学科。然而,生态伦理学作为一种特殊的伦理学,所考察的本质上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确切地说是人与作为自身“无机身体”的自然界之间的关系。由于把自然界视为人或人的“无机身体”毕竟只是一个比喻或拟人化,因此,整个生态伦理学的致思模式本质上是自由自觉的拟人化思维。     

西方有机论自然观与生态伦理思想的契合与相异

西方思想史表明,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从古至今的有机论自然观,其许多原则或者是通向生态伦理的一个主要桥梁,或者是通过现代性的转换成为生态伦理的构成因子。换而言之,有机论自然观具有与生态伦理思想相契合的某些资质。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有机论并不等于生态伦理,持有机论自然观的思想家也会持机械论的或控制自然的人类中心论思想。或许,我们可以把有机论自然观作为通往生态伦理的哲学基础之一。因此,我们既不能苛求在以往的有机论中不包含人类中心主义论调,也不能祈求在它们中找到原发型的生态伦理思想。     

生态伦理学的价值取向

传统伦理学探讨的是人际道德,生态伦理学将道德研究拓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本文认为生态伦理学的价值取向是：追求人与自然整体发展,人与自然平等发展,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进而达到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生态文明时代的河流伦理

在生态文明新时代,从生态文明的视角宣扬伦理道德,以新的价值观———生态伦理的价值观,重新认识并构建人与河流的新型关系,唤醒人们自觉呵护河流、关爱河流的意识;实施河流伦理的主要原则、水利工程生态伦理的原则和规范,提高我们水利水电工作的道德水平和道德素质,这对于促进我国水利水电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是完全必要的。     

主权国家的生态道德:抑制全球环境加速恶化的重要伦理前提

在全球性生态危机被人类清醒地认识到后,全球环境依然加速恶化,其主要原因在于各个主权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追求狭隘的国家利益,极为缺乏把全人类的共同环境利益和地球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安全放在首位的生态道德。如果主权国家不能形成生态道德,克服国家形态上的伦理利己主义,国际环境正义也就不可能真正得以实现,全球的环境保护事业将遭受严重阻碍。因此,每一个主权国家能否确立生态道德,就成为人类能否有效抑制全球环境加速恶化的重要伦理前提。     

生态伦理及其价值主体定位 ——从《新华文摘》文献反响看生态哲学的研究进展

生态伦理学作为生态哲学的有机构成部分,是学界对人类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进行哲学反思 的理 性觉醒。近年来生态伦理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成果,在维护生态动态平衡与保护环 境有序循环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所涉猎的领域和研究的课题已经引起中外学界的广泛 关注和高度重视。其中关于生态伦理及其价值主体的有效规范与哲学定位,则成为其理论核 心和实质问题。     

走出西方生态伦理学的困境

人与自然的关系,既是生态伦理学的研究基础,也是解读西方生态伦理学的理论依据。文章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分析,考察西方生态伦理学的主要派别和观点,透视其在理论和现实中的困境,为建立一种新型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伦理学提供有力的价值支持。     

《文化哲学》与生态文明

《文化哲学》是施韦泽生前发表的一部最重要的哲学-伦理学著作,是中国读者了解施韦泽提出和论证敬畏生命伦理学的方法和过程,并且探讨其思想与当代生态文明关系的最好资料。《文化哲学》的文化批判是其文化哲学的起点,敬畏生命伦理学则是其文化哲学的结论。而施韦泽所体现的向东方思想的转向和跨越,使其原本还没有直接针对环境和生态问题的敬畏生命伦理学成为当代“生态伦理学革命“的先声,并由此成为当代生态文明的思想渊源之一。     

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论析

乌江流域地域广袤,民族众多,各少数民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通过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的交互影响、不断抗争和协调相处,逐渐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具有本地少数民族特色的生态伦理思想,在其神话传说、宗教信仰、生产劳动、禁忌习俗及乡规民约等方面都有反映。     

高校德育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的传统德育模式以政治观照为价值取向,以致在面对生态伦理危机、经济伦理危机、网络伦理危机等社会问题时显得束手无策。为此,要建构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为指引,从课程体系、师生关系等方面探索建构以生命关怀为核心的生命德育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