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重构:犯罪客体新论

针对我国通行犯罪客体对象理论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该文从起源性、协调性、涵义性、法定性、逻辑性、功能性、认知性、实践性等多视角、多层面出发,结合横向与纵向比较、内部与外部分析、理论与实践探讨等进行反思,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对犯罪客体对象理论体系的改造提供了新的进路;进而通过重新框定"犯罪客体"的内涵和外延,对其作出了迥异于当前通行理论的全新建构.     

从生态法益视觉重新认识犯罪本质

用法益取代权利和社会关系,将犯罪界定为侵害法益而不是侵害权利或社会关系的行为,并非简单的词语的变换和更替,而是涉及到对犯罪本质认识的根本进步.法益的提出将价值的评判引入定罪的层面,使得犯罪的范畴不再仅仅局限于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侵害,而是扩展到对社会和公众侵害的范畴.这也为当环境问题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威胁人类生存根本利益的严重问题,而其他法律又不足以规制和保护时,我们将生态作为一种法益列入刑法的保护对象,将严重侵害或威胁生态利益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提供了最大的空间.作为一种新型法益,生态法益的提出引发了我们对犯罪本质的重新思考.随着这种法益的受重视程度以及受到或可能受到的侵害或威胁的严重程度,刑法必然作出相应的回应.     

论刑法中的财产性利益

财产性利益在我国还没有被明文规定为犯罪对象，本文试从一个怪异之案分析刑法中的财产性利益，得出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我国侵犯财产罪的对象。     

我国刑法中紧急避险本质理论反思与完善——兼论对社会连带责任说之摒弃

基于美国立法和司法界对功利主义作为紧急避险正当化依据的排斥,部分美国学者主张紧急避险正当化的依据是社会连带责任或社会团结义务。此学说近来被我国一部分学者所推崇。他们认为其有利于维护法的安定性和法秩序,并主张于反思我国通说,改变我国从利益衡量角度理解紧急避险本质理论的立场,转向于支持社会连带责任说,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严格紧急避险制度的适用条件。此主张并不符合我国实际,其本身的正确性值得商榷。在类似新冠疫情等重大灾害面前,此观点更是显得苍白无力。摒弃社会连带责任说,坚持和发展传统法益衡量说,进一步肯定对生命的紧急避险,既有助于发挥紧急避险制度存在之价值,又能够在紧急灾害中更合理地保证国家、社会及多数人的安全。     

我国风俗犯罪实行行为的规范重构——基于法益侵害说的展开

根据法益侵害说的立场,入罪化的准则是行为具有法益侵害性。不过,并非所有的法益侵害行为和具有法益侵害危险的行为都应被予以入罪化,还需要借由从属性原则和伤害原则对其进行限定。以风俗犯罪正当化的基础要件作为考察依据,得以推知我国风俗犯罪实行行为的设定不尽合理,表现为相关实行行为的规定失之于笼统、粗疏,缺乏法律规范应有的明确性与周密性,致使不具有法益侵害性的行为被纳入刑法规制范围,与法益保护原则相悖。缘于此,有必要在犯罪论层面对我国风俗犯罪的创制进行检讨,以便能够适时厘正设定失当的实行行为,并将相关的风俗犯罪予以出罪化,进而规范风俗犯罪的处罚根据。     

论犯罪危害评价的一般观念与特殊需要

在以保护法益为核心的刑法体系中,突发的、功利的特殊需要始终伴随着普适价值观的历史传承与理智选择。政治、经济发展及社会结构变化带来的价值冲突和博弈,不仅反复证实基本价值及规则的超时空存在,且应个别性需要所创制的具体规则随社会新常态形成而定型并成为新的技术定理即"信条",立法与司法犯罪圈亦随之在报应与预防双向选择中或扩或缩。正是存在特殊需要与一般观念互相转换的可能,为恪守"信条"而不悖于价值,因时而变而不致牺牲正义,为在国家、社会与个人观念冲突中寻求利益契合点获得正和博弈的均衡,须从动态认知和细致辨析各方利益及互动入手展开犯罪危害评价。     

论刑法只能是保障法及其对我国刑事立法的启示

刑法的保障性、严厉性以及合理的法律体系之构建,决定了刑法只能是保障法,而不可能既是保障法,同时又是根本法或部门法、公法或私法、社会法或生态法。刑法的这一法律特性要求我国在刑事立法上确立生态法益在刑法法益中的独立地位,同时对刑法法益进行重新排序。     

犯罪化的根据:一个比较法视野的考察

经过长时间发展,德日刑法和英美刑法分别形成了自己的犯罪化根据理论。作为德日刑法犯罪化根据理论的核心内容,法益侵害理论和比例原则一起,共同指引着德日两国立法上的犯罪化。英美刑法犯罪化根据理论以范伯格的论述为代表,包含危害原则、冒犯原则、法律家长主义和法律道德主义。域外犯罪化根据的理论与实践,对我国立法上的犯罪化,具有诸多启示。首先,行为是成立犯罪的基础。其次,评价行为是否应该被犯罪化的核心要素是利益。再次,犯罪化须考虑传统文化、刑事政策和国际环境的影响。最后,要结合犯罪化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有效性等辅助原则整体分析。     

反思风险刑法理论对我国现实社会的背离——以食品安全犯罪为视角

风险社会理论对于我国的刑事立法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在如何遏制食品安全犯罪的问题上得到了充分的拓展和实践。但是,从现实的角度看,世界以及中国是否已经全面进入风险社会仍然有待理论上的充分论证,且从我国所发生食品安全犯罪的现实状况分析,其所产生的社会危害性并非属于"不确定的风险"类型,以风险刑法理论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条款进行规范设计偏离了现实。     

法律关系客体之探究

受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即为法律关系 ,受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即为刑事法律关系。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应是刑事法律关系主体双方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受刑法所保护的、被犯罪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 ,不应是具体的物、智力成果、行为。法理学、民法学、经济法学中均将法律关系客体界定为物、智力成果和行为 ,与刑事法律关系客体不一致。在理论上应将其统一起来     

加强报纸法制报道的若干思考

报纸要在当今日益激烈的法制新闻报道竞争中占据优势,就应从扩大内涵、拓展深度、增强可读性三方面加以努力.     

假日旅游的思考

国家实行“五·一”和“十·一”黄金周假日 ,客观上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 ,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 ,假日旅游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 ,本文提出了一些相应的措施 ,如健全旅游市场信息网络管理 ,利用价值规律调节供求 ,加速旅游资源开发 ,依法制旅等 ,使假日旅游业健康、稳步、协调发展。     

事后行为的前序性展开

犯罪的完成是以刑法保护客体即刑法法益为考察基点,在法定意义上的价值评判,是立法者进行价值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从自然角度观察的行为过程的完成,因而犯罪已经既遂但行为尚未终了、或虽行为终了但行为人还要实施其他犯罪行为便成为通常的情况。此时,刑法规范当然得发挥其对法益的动态保护机能,使受侵害之法益尽早脱离行为人之掌控或避免它种法益受到侵害或威胁,由此便凸显运用刑法理论对纷繁复杂的事后行为给予恰当的刑法评价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将被害人行为引入刑法视野的必然性之探究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刑事和解从地方性的制度实践上升到国家程序法层面,但这改变不了包括刑事和解在内的整体被害人行为被刑法忽略、漠视的现状。实际上,被害人行为存在于犯罪发生的全过程,不仅影响着行为人犯罪性质的认定,也会作为刑罚处罚条件影响着犯罪人刑事责任的追究与刑罚的裁量。因此,将被害人行为引入刑法视野有着深刻的必然性,这不仅是部门法之间协调统一的需要,也是刑法自身的公平理念的实现、法益保护机能的扩张、社会危害性的合理评价之需求。     

关于家庭伦理道德建设的几点思考

家庭伦理道德建设对个人和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尽管家庭伦理道德建设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但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加强和改进     

传统刑法行为理论的批判与重构:控制行为论之提倡

刑法行为理论发展至今,主要形成自然行为论、社会行为论、目的行为论及人格行为论。这些行为学说不乏合理元素,但亦充斥着纰漏与弊窦,难以自圆其说,故以人类劳动样态为出发点,缔造控制行为论,该行为理论能够对不作为犯罪与过失犯罪进行有效统摄,亦能涵摄罪前罪后情节,从而使行为的概念具有了统一性的功能。     

关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几点思考

本文通过时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过程的回顾,针对现存的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中所存在的问题,就明确土地所有权主体、实行农用地资本化运营、规范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及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等方面作了一些初步探讨,以完善我国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     

我国黑社会组织犯罪形成的社会原因

黑社会组织犯罪有着极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社会危险性。多年来一直是国际社会 ,尤其是国际刑警组织打击和防控的重点对象 ,我国黑社会组织犯罪的产生存在着极为复杂的原因和条件 ,文章就其社会原因 ,诸如人口、腐败、社会转轨等作了分析     

论刑法惩治"性贿赂"的必要性——以贿赂罪的侵害法益为视角

不少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搞权色交易,使得性贿赂大量滋生,其社会危害性在某些方面比起金钱贿赂有过之而无不及。性贿赂与其他贿赂罪一样,侵害的法益都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因此,转变传统观念,将性贿赂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对性贿赂定罪量刑,已成为惩治腐败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