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与民本思想

<三国演义>的思想涉及民本思想,但<三国演义>对民本思想进行了怎样的发展,则研究较少或不深入.从民本思想的源流探讨中,分析<三国演义>中民本思想的实质,从思想史的角度,可以看到<三国演义>对民本思想的发展.     

“天意”悲剧与“命运”悲剧——《三国演义》悲剧的特质

<三国演义>和古典希腊戏剧决定人物命运的两个相似而又相异的因素:天意和命运."天意"高于"人意",近于神意,是超人的,非人的意愿所能左右.此文以<三国演义>的"天意"和古典希腊戏剧和神话中的"命运"作比较,解释<三国演义>是一部有深刻意义的悲剧文学作品,即有意识、有目的地在"忠"和"义"的道德原则下选择"失败".     

《三国演义》的文体性质与刘备形象塑造

经由刘备形象塑造问题,深度揭示<三国演义>文体性质.历史叙述与文学描写交织在<三国演义>的文本之中,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影响到作品人物形象的塑造."欲显刘备之长厚而近伪"的经典论述,是在忽略<三国演义>文体性质的情况下作出的误判.从动机上看,小说历史叙述的部分并未完全回避刘备性格中"伪"的方面.从效果上看,文学描写部分所作的"长厚"的性格规定也受历史叙述的影响而失去权威.     

罗慕士译《三国演义》对长度词的英译及问题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原著中,长度词有:里、丈、围、尺、寸、匹.罗慕士对<三国演义>中的"长度"词的翻译呈现出了多样化的特点,显出了在"归化"和"异化"之间的徘徊,由此带来了一些混乱.作者采取文献资料、对比等方法,分析了这些形式和错误,并提出改进的办法.认为直译是译作中传播源语文化的最有效的手段.     

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

本文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全面梳理了<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指出:在史传文学与通俗文艺这两大系统长期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双向建构的基础上,元末明初的伟大作家罗贯中,依据<三国志>(包括裴注)、<后汉书>提供的历史框架和大量史料,参照<资治通鉴>的编年体形式,对通俗文艺作品加以吸收改造,并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天才,终于写成雄视百代的<三国演义>,成为三国题材创作的集大成者和最高典范.在论述中,澄清了一些不准确乃至错误的认识.     

《三国志》及其演义之文化解析

史学名著<三国志>与<史记>、<汉书>流誉千古,时人评其书曰"并迁双固".依<三国志>而通俗化的各种话本,戏剧乃至成为演义式的小说,其最著者是<三国志通俗演叉>,人称<第一才子书>,士林及民众莫不喜读其书,可谓雅俗共赏,家弦户诵.从文化视野考察,文、史各行其道,两苑各擅其芳.随时代之演进,民众需要文化,文化之持续发展亦有赖自身的通俗化.以各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去满足大众对文化的渴求.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是雅文化与俗文化互补成功的典范,彼此交相辉映,体现了雅、俗文化自身的价值规律.     

《三国演义》小字注考索

考察<三国演义>小字注的来源及其功能,认定小字注虽非一人一时所加,但小字注极有可能在罗贯中原本中便已存在.通过一条带有时代标记的小字注,初步分析<三国演义>成书于明代的可能性极小.     

后《三国》时代歇后语背景下形象重塑的文化阐释

后<三国演义>时代,受中国文化习性、民间智慧以及<三国演义>人物塑造艺术的多重影响,后世接受者在长期的文化理解和阐释过程中,歇后语背景下的<三国演义>形象或被类化,或被符号化,进而被象征化,从而成为一种相对程式化的精神文化现象和不断放大的社会意识形态.此种衍化,不仅为既定的文本形象注入了不断丰赡的文化内涵,而且据此延展了经典文本的艺术生命.     

《三国演义》论赞诗新论

<三国演义>中的论赞诗或赞美、或讥讽、或感叹,泾渭分明地传达出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论赞诗的插入虽然中断了情节的叙述,但是增加了感情强度和对接受者刺激的力度,契合了接受者的理性审美需要,是作者"依史以演义"叙事意图的完美体现.     

关于新发现的朝鲜活字本《三国志通俗演义》

新近发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活字本一册(第八卷),可以纠正笔者此前关于流传韩国的<三国志演义>版本是周曰校甲本的见解,亦有助于对现藏于鲜文大学中韩翻译文献研究所的朝鲜刻本年代的认定.<朝鲜王朝实录>中<三国志通俗演义>所指应是朝鲜活字本,不是翻刻本,其所使用的是从1516年开始到壬辰(1592)抗倭战争之前一直使用的铜活字(丙子字),其原本在中国刊行后,于1560年初中期在朝鲜被重新印出,它是韩国现存<三国志演义>刊本中历史最悠久的一部.另外,从版式、纸张来看,丁卯年耽罗刊记的朝鲜翻刻周曰校本<三国志传通俗演义>并非翻刻于隆庆元年(1567,丁卯),而是60年后的天启七年(1627,丁卯).朝鲜活字本是以周曰校甲本为底本,参照了嘉靖壬午本,并进一步校勘的版本.     

《三国演义》曹魏之战略优势缀述——从“隆中对”的“扬蜀抑魏”说起

<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倾向性描写,使一般读者往往以为曹魏一切都在诸葛亮谋算中,曹操伎俩用尽,仍不免被愚弄得可怜而且可笑.其实,这是被作者瞒蔽了.<三国演义>中真正的强者是曹操,三家中一直居战略优势地位的是魏国.曹操不仅乘汉室之危,移都许昌,抢先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而且后期以至其子曾丕称帝后,也与昊国一样,深明"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之机,动必联吴,持守待变,总能在诸葛亮的进攻面前保持不败的优势,并为后来晋室统一奠定了基础.这可以说是现实主义在<三国演义>这部有强烈政治倾向性与理想色彩的书中的胜利,由此可以更加深悟小说创作与生活之错综复杂的关系.     

孔颖达《毛诗正义》对经学与诗学的贡献

孔颖达奉诏主撰的<毛诗正义>是一部为适应唐代治国与科举之需而诞生的<诗经>汉学的集大成之作.在孔子删诗问题及三颂体制差异等方面别有新见.在"三体三用"说、赋比兴释义、"六义"排序、<诗经>章句结构及用韵等诸方面均有创新之处,具有丰富而鲜明的诗学因素.在<诗经>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群雄逐鹿话汉中——《三国志》与《三国演义》所述汉中之比较

<三国志>是历史典籍,真实性强<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艺术性强.就影响深远来说,后者大于前者.尤其是在东亚及日本等国,知道后者的人大大超过前者.仅就对曹操、刘备争夺汉中,以及蜀治理汉中的情况说,后者写得比较详细,基本事实与前者相符.从两书的比较中可以更全面地认识历史面貌.     

论《三国演义》中曹操品格的特征

<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品格特征,可以"奸雄"二字概括."奸"即虚伪、疑忌、残暴;"雄"即志大、才高、多谋、善断.两者皆出于他的极端利己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三字经》在日本的流播与衍变

<三字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代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状况的重要典籍.<三字经>大约于14-15世纪东传日本,成为日本人的汉学启蒙读物.随着时代以及自身文化的发展,日本人在使用此书的同时,也创编了不少对<三字经>进行改编、注释以及翻译的作品.另外,日本人也模仿<三字经>,创作出不少具有日本文化特色的新作品.     

文学经典《三国演义》的文本演变及启示

随着传播技术和出版技术的发展,文学经典文本经历了纸介质文本、影视文本、网络文本、手机文本等演变的多种形式.通过<三国演义>文本演变的轨迹及过程,探索"去经典化"的影响因素,探讨文学经典文本演变带来的启示,对已有经典的重塑和新经典的创造具有深刻的意义.     

学术研究 贵在出新——评张生筠、魏春萍的《〈三国演义〉与中国戏曲》

最近有机会读了张生筠、魏春萍的专著《<三国演义>与中国戏曲》(吉林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版),颇受启发:学术研究,贵在出新,要选取新的角度,研究新的问题.     

《三国演义》投降类型的文化意蕴

<三国演义>用艺术化的手法重现了三国时期云诡波谲的历史面貌.各种情况下各式各样的投降事件和投降人物,成为一部"三国"贯穿始终的重头戏,演绎出一幅幅精彩纷呈、令人感慨万千的经典画面.多种投降类型反映了特定年代政治、军事等方面的起伏变幻和统治集团对人才的需求,同时也可以从中揭示出战乱时期投降类型的文化意蕴以及古人对投降文化本身的解读.     

论《三国志演义》心理战术描写的成因

<三国志演义>心理战术描写特征的成因大致有三:其一,社会现实、个人遭际对作家创作心态和价值趋向的影响;其二,文学传统及文人忧患意识对作家关注焦点的影响;其三,读者的审美趣味、接受心理与作家审美理想的同构.     

《三国演义》与小说诗文渊源关系研究述略

虽然在明清时期就有学者注意到了古小说和诗词文赋对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的影响,但真正对此展开研究则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综观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主要集中在<世说新语>和唐诗上,研究者涉及的相关小说、诗词曲和文赋还极其有限,现有研究成果所达到的系统性和深广度也并不令人满意,研究者在这方面还大有文章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