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坏、革命与立宪——再论梁启超的革命思想(1898—1903)

一般认为，戊戌政变后，梁启超的思想趋于激烈，甚至一度热衷于鼓吹破坏与革命。但他笔下的革命与革命派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不可同日而语。在梁启超的思想体系中，无论破坏还是革命，都只是其实现立宪政治的手段。流亡日本之初，他明确反对革命，主张寻求列强支持，走“尊王复辟”之路；而后，随着对国民重要性的发现，梁启超毅然提出依靠国民实现国家独立的救亡之路，卢梭的“民约论”遂成为其进行思想“革命”的武器，这与革命派呼吁的暴力革命截然不同；庚子事变后，梁启超已清楚看到清廷不可能洞察大势、让权于民，故而疾呼武力破坏与革命。但他呼吁破坏、革命，意在制造革命舆论，以此倒逼清政府立宪，正所谓以“革命”促“立宪”;游美归来，梁启超弃言革命、告别共和，首要原因正是觉察到，革命形势的发展已背离了其以“革命”促“立宪”的初衷。而贯穿梁启超畏惧——疾呼——弃言革命过程的思想主线，正是他对立宪政治的不变追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生成逻辑探赜

“不断革命”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标识。丰富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和丰厚政治资源。始终高扬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需要革命精神，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需要革命精神。对于不断发展的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而言，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未有穷期。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完成历史使命担当的历史进程中，处理好理想与现实、资本与劳动、政府与市场、科技与社会、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关系，都需要不断增强革命精神。“革命理想高于天”诠释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努力奋斗的坚定意志。     

本源、本义与本色：浙西南革命精神的历史阐释学论析

革命精神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是在革命历史过程中淬炼而成，因此，在以历史阐释学视角观之，对革命精神的理解和解释就有一个时间、空间和主体三个维度的“历史距离”。理解和解释浙西南革命精神，必须坚持源于历史、融入现实、引领未来，揭示历史事实（本源），在历史语境中追溯浙西南革命精神的根脉与源流；阐发历史藴涵（本义），在视域融合中把握浙西南革命精神的内涵与本质；审视历史价值（本色），在效果历史中升华浙西南革命精神的价值与意义。     

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本原意义与本真阐释

在通达共产主义的革命道路上，革命者在“革命之中”守护党的初心，“革命伦理”因“革命”而成为伦理之家，形成初心不断凝聚的伦理世界。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伦理创新，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具有整体性与具体性、生成性与超越性、内省性与持存性的伦理特征，具有本原伦理的先行筹划、实践伦理的自我造就、示范伦理的带动引领功能。营造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能够为传承和弘扬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提供现实支撑，为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伦理建设提供前提基础，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革命提供伦理认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秩序提供关键工程，为创造性构建中国特色伦理学提供方向指引。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改造道路的理论贡献

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一般规律。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才能取得革命的成功，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既坚决抵制来自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又与党内的错误倾向进行斗争，从而创立了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理论。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毛泽东从我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理论。实践证明，毛泽东不愧是我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他的革命学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论列宁关于十月革命性质的思想

１９１７年１０月武装起义前夕，列宁通过对俄国革命阶级性的分析，认为面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提出了与此相适应的革命任务。然而他认为这场革命一定会引发全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最终使俄国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十月起义胜利后，列宁提出俄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但所指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实施计算和监督意义上的、单纯政治斗争意义上的、“导向”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些思想体现了列宁理论与实践的以下特点：根源于社会实际，趋向于未来革命，渐进倾向与缓和倾向，理论发展和创新等等。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研究述评

党的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活力、实现长期执政的制胜密码。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内理论界从习近平对自我革命的系列重要论述出发，从时间、空间和价值三个维度，通过文本分析、解读和阐发，对自我革命的内涵本质、特征原则、生成演进、经验路径进行了溯源性考察，对自我革命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与“两个革命”、与全面从严治党、与破解大党独有难题进行了关联性研究，深刻揭示了党的自我革命“是什么”“为什么”以及“如何做”的一系列问题，形成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在自我革命的学理性论证和系统性建构上稍显不足，在研究深度和研究视野上还亟须拓展突破。基于此，在未来研究中，需着力于深化党的自我革命的基础理论研究，着力于把握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的精神实质，着力于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探索构建与完善党的自我革命理论体系、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以期为推进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事业提供参考和借鉴。     

后革命时代的革命观：毛泽东邓小平的独特思考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认为：在后革命时代，有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毛泽东认为：一个是以建设为主题的革命，即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一个是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革命，即“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直至“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则认为：一种是扫除生产力发展障碍的革命，一种是生产力方面的革命。改革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分别是这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形式。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革命重心实现了从阶级斗争到发展生产力的战略转移。后革命时代的革命观逐步确立了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观念，这是对传统革命观的超越与发展，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进步。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时代意蕴与实践取向

深刻认识与把握“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这一重大命题，首先要有效破题。破解这一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与实践取向，聚焦新时代、新问题、新矛盾、新要求；必须结合全面从严治党、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来深刻认识党的自我革命作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的当代意蕴，根据“四自”基本内涵深刻把握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内在逻辑与时代要求；必须深刻认识两种性质、两种类型的社会革命，结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任务新要求来深刻认识社会革命的当代意蕴；必须从“改造主体世界与改造客体世界”基本逻辑出发，以党的建设、党的领导、党的事业相统一为基本分析范式，深刻把握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当代意蕴、现实要求与实践机制。     

马林对中国革命宣传的实践与主张

马林对中国革命宣传的实践与主张李忠东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要进行一场革命，首先要制造革命的舆论，要做革命的宣传工作。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积极从事革命宣传的实践，对于中国革命宣传提出了许多“主张，在当时曾产生过较大的政治影响，尤其是对年轻的...     

鲁迅外国文学译介中的革命文艺情结

由于受到现实政治气候和个人政治取向的影响，鲁迅自从事外国文学译介以后就把翻译与政治紧密地联系起来。在前苏联的革命文艺思想的影响下，鲁迅译介了大量的外国革命文艺作品，体现出其强烈的革命文艺情结。更为重要的是，鲁迅在译介外国革命文艺作品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革命文艺观。     

改革、革命与“激进主义”

改革、革命与“激进主义”耿云志一、关于革命与改革从前有一个时期，流行一种观念，以为革命就是流血的阶级斗争，就是暴力夺取政权。非此，都不能算是革命，只能认为是改良。而改良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除了戊戌维新运动，还有几分积极意义之外，其余皆一概被否定。而...     

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化论纲

现代化的原动力是现代生产力的发展。革命则是摧毁旧制度、解放生产力的重要手段。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使得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尤其紧密。反帝反封建的中国民主革命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最终确立了中国现代化的基本模式；后发外生型的中国现代化又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制约着中国革命的方式与道路。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化的曲折历程，无疑会给我们今天的探索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有益的启示。     

析法国革命不同于英国革命的两个显著特点

法国革命与英国革命不同的两个显著特点是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结成联盟与完全抛开了宗教外衣。这两个特点的形成主要是由于法国特殊的社会状况决定的。这两个特点对法国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依法国革命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英国革命，成为近代史上较为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     

康德的革命观及其对革命权的辨析

康德的革命权思想是其法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且与其国家理论和社会契约理论紧密相连。为了更加准确全面地把握这一思想，本文首先从洛克等人的社会契约观及其革命权思想入手，再与康德的相应论述进行对比，从康德的实践理性原则出发，得出康德先验唯心论框架中的革命权思想，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康德的革命观与其整个实践哲学思想环环相扣，融贯自洽，也能从一个新的角度理解社会契约理论和以此为基础的革命权思想。     

“革命排满”与八旗社会

八旗的主体是满族，是清代社会的特权阶层。它做为清王朝民族压迫与统治的象征，被满洲贵族视为“根本”，是反清斗争锋镝主要目标之一。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民主派提出“革命排满”的民族主义思想。“革命排满”与以往的反清斗争有着本质区别。即革命党人不是将满族或八旗做为一个对立的整体看待，而是把满洲贵族与广大满族人民、八旗上层与下层普通旗人区别对待，将抵抗革命、誓死效忠清廷的顽固分子与欢迎革命及保持中立的旗人区别对待。这一理论的具体实施，即争取了进步的旗人参加革命或同情革命，也获得了驻防部分旗营的和平解决，避免了不必要的流血冲突，加速了革命进程和清王朝的分崩离析。因此，“革命排满”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正确的民族政策。     

试论改革与革命的辩证关系

试论改革与革命的辩证关系任重改革和革命都是人类改造社会的重大变革，都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过去我们谈革命比较多，而对改革则比较陌生，直到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之后，有关改革的理论禁区才被突破，我...     

艺术形式的革命化与自我革命的形式化——论丁玲文学风格的流变与作家主体精神的辩证关系

从新女性作家到左翼作家再到革命作家，丁玲的生命历程是一个不断改造旧我、构建新我的革命化过程，也是她的文学实践与其主体精神彼此形塑的过程。革命化的文学形式是丁玲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艺术呈现和文学表达，经由文学形式的革命化，丁玲实现了自我革命的形式化。丁玲文学风格的流变与其主体精神形成了同构与互文的辩证关系，体现了革命文艺工作者及其文学实践对时代精神的积极回应和主动对接，这种宝贵的精神品质值得发扬光大。     

延安作家群的“抗战记忆”述论(1978—2020)

作为抗战时期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镜像，延安作家群的战时记忆具有“史实”和“心灵史”的价值。延安作家群通过对自身抗战记忆的回顾，叙述了在抗战时期个体的心路历程与精神轨迹。他们在长期的身心体验、跨域流动、思想改造以及革命实践中完成了对自我主体性的重构。面对新时期以来创作者对革命的批判与反思，延安作家群以革命作家的身份自觉，通过对苦难伤痕的自身超越深情地告白革命，打破了这一时期新启蒙话语形态下有关革命与伤痕叙述的二元对立方式。在对革命意义的一路追寻中，抗战记忆所赋予的意义空间也提供了他们对于自我定位和群体身份的确认。就其实质而言，延安作家群的“抗战记忆”是对于其自身革命一生的真诚告白。     

试论近代德国与第二次科技革命

第二次科技革命首先在德国开始，并在德国深入开展，对德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实现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本文分析了第二次科技革命在德国发生的主要原因，考察了近代德国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历程，阐述了近代德国与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关系。